1975年1月25日，《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刊登署名文章，题为“泰晤士河里的三文鱼”(Salmon in the Thames)。文章还配有一幅一个绅士模样的人手抓三文鱼的图片，图片右下方的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1974年11月捕获的一条8磅4.5盎司的三文鱼是140多年来泰晤士河里出现的第一条三文鱼①。
140多年来，泰晤士河里第一次出现三文鱼，这件事对伦敦人来说颇具新闻价值，甚至难以置信。因此，该文报道说，人们第一眼瞥见它的时候，似乎都不愿意相信，这条三文鱼活得好好的。当时，还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蒂尔伯里(Tilbury)的那位洛·亚罗普(Lou Yallop)先生说，这是他在爱尔兰捕获的那条鱼，因为他“不想吃它”，所以在他家里那个大冰箱里冻了一年之后，他就把它扔进这条河里了。于是，至少有10位证人终究证实了这是一条会来回摆动的活鱼，其中有些人还是资深人士，因而驳倒了亚罗普先生的说法。
这条三文鱼是在西瑟罗克电站(West Thurrock Power Station)边的泰晤士河里捕获的，这里隶属于英格兰东部的埃塞克斯郡(Essex)，系泰晤士下游河段。因此，在伦敦自然史博物馆(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动物部的阿尔文·惠勒(Alwyne Wheeler)先生看来，这里出现三文鱼的踪影证实，这条河的下游已很清澈，足以养活三文鱼了。不过，这位多年来一直监测鱼类洄游泰晤士河河口情形的惠勒先生却又认为，除了这一点之外，这一捕获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②上述报道不禁令人生奇：历史上，泰晤士河里三文鱼的存在状况如何，它们到底经历过怎样的变故？它们的变故是因为什么，又反映出什么问题？为什么惠勒先生既认为1974年在泰晤士河里捕获三文鱼说明这条曾经曾被严重污染的河流已变得清澈了，又认为这一捕获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这些问题显然关系到上述报道所提时段内，也即“140多年来”在泰晤士河和整个英国所发生的某些变化及其影响，其中一个突出方面，就是泰晤士河的污染问题。
考察泰晤士河污染问题，认识其影响和危害，当然有很多的视角和维度。因此，近三十年，关于泰晤士河污染的经济史、社会史和环境史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总的来看，现有的涉及泰晤士河污染问题的成果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其中的泰晤士河只不过是有关的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的一种背景，抑或为这种冲突和斗争提供场所的一个舞台。至于在这条河的污染和复原的故事中，本为故事主角的河中生物或物种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它们有过怎样的命运？对于这类事关人类生息的重要问题，已有的成果并未做出清晰、一贯的回答。即便像比尔·勒金的《污染与治理：19世纪泰晤士河社会史》这一研究泰晤士河污染的专著，也是着重于考察社会政治进程和阶级意识形态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医务人员、环保主义者和政府如何界定和提炼新的城市-工业社会中的“污染问题”。③而勒金在探讨泰晤士河污染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对立的力量之间不断冲突的社会政治分析框架，以至于他的著作看上去不啻是一部关于19世纪英国的利益集团在污染问题上对抗的历史。由于这种分析框架的聚焦点是与这条河流相关的人类的生存状态及其活动，在它所叙述的泰晤士河污染的故事中，人之外的其他物种或生物的命运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它也就难以充分地揭示和分析泰晤士河污染的后果和影响。
要充分考察和认识泰晤士河污染问题，就必须突破现有的社会政治分析框架的局限。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这一突破的着力点，一定程度上在于如何理解作为自然力的河流本身的存在及其运动，这即是某种生态分析的框架。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河流或河水不仅仅是人类赖以为生的一种资源，或一条供人类及其社会开发利用的交通和贸易航道。河流还是一种水生生态系统(aquatic ecosystem; aqua-ecosystem)，它哺育着丰富的生命，并有自身的反映其状态健康与否的生物指示物(biological indicator; bio-indicator，或简称指示生物，生物指标)。对于英国的众多河流来说，洄游其间的三文鱼就是一个出入淡水和咸水两种生境的重要物种，也是一个反映河水水质是否优良、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的有用的指示物。英国的这些曾以三文鱼洄游著称的河流甚至获得了“三文鱼河”(Salmon River)的称谓。其中，209英里长的泰晤士河下游65英里的河段拥有三文鱼洄游，泰晤士河三文鱼还因其味道之鲜美，而被人们认为是英格兰的上上品④，这条河也因此成为人们心目中高贵的三文鱼河。泰晤士河三文鱼命运的变迁，势必关系着更大的变化态势；透过三文鱼之眼，也就可以揭示这条河流本身的状态的变化及其影响等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也即通过泰晤士河里三文鱼之命运的变迁加以揭示，以思考这一段历史给人们的某些教训和启示。
一些英国人指出，自罗马人统治的那个时代以来，三文鱼洄游泰晤士河长达1500年；曾经有一个时期，这里的三文鱼十分之多，售价竞低廉到六便士一大磅。⑤而关于三文鱼洄游泰晤士河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1215年。这一年，在英格兰国王约翰与英国贵族所签署的《大宪章》的一项条款中，三文鱼洄游问题被提及。具体来说，即是《大宪章》的第33条，它规定：“自此以后，除海岸线以外，其他在泰晤士河、美得威河及全英格兰各地一切河流上所设之堰坝与鱼梁概须拆除。”⑥按照大西洋三文鱼信托基金会(the Atlantic Salmon Trust)的研究主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作家理查德·谢尔顿(Richard Shelton,1933－)的解释，1215年的《大宪章》是英国保护大西洋三文鱼的最古老的法律中的第一个，其中的第33条虽然不那么著名，但明确涉及对三文鱼洄游的保护。⑦直到19世纪末，这一条款仍然有效。而这一条款连同后续的涉及泰晤士河三文鱼保护的法规⑧以及泰晤士河里三文鱼捕获记录表明，从13世纪到18世纪末，泰晤士河三文鱼渔业十分红火。仅1766年7月的某一天，送到比林斯盖特鱼类市场(Billingsgate market)的泰晤士河三文鱼就多达130条；而捕获长达1码2英寸、重达16磅的三文鱼，则为人津津乐道。还有人说，他绝对记得1789年在拉勒安姆村(Laleham)⑨见到一条重达70磅的泰晤士河三文鱼被人捕获。⑩及至19世纪初，泰晤士河上三文鱼渔业依然很繁荣。1861年，一位渔民在皇家三文鱼渔业委员会(the Royal Commission on Salmon Fisheries)面前作证。他陈述说，晚至1820年，在位于拉勒安姆村的泰晤士河边，他常常能捕获“几百条”三文鱼；在那里，一个坐在渡船上的男孩曾在一天之内用鱼竿钓起六七十条三文鱼。同一位证人还证实，他看到过“20条三文鱼”在“沿着那段不到200码长的河界”产卵后，就死在那里了。另一位证人则递交证据证明，1794到1814年间，在靠近特普罗(Taplow)(11)的波尔特船闸(Boulter's Lock)，每年差不多有15到66条三文鱼被捕获。(12)1860年，有人发布了1794到1821年间在波尔特船闸和普尔(Pool)所捕获的三文鱼清单，其数字是483条，总重量是7346.25磅，每条鱼平均重达15磅以上。不过，这一时期年平均捕获量是18条左右，与上述1766年的某一天就捕获130条相比，这一数字在急剧下降，以至1821年乔治四世加冕典礼用餐想要三文鱼而不得。(13)更为严重的是，泰晤士河里这一曾经数量多、体量大的鱼儿最终却消失不见了。于是，在19世纪，有不少关于泰晤士河的“最后一条”三文鱼的记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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