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一个寻常的日子;
后来，它成为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五四。
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许德珩、傅斯年……这些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紧紧相连的人，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他们都在做什么?
1.是阴云密布?还是春暖花香?
1919年6月5日的《晨报》与6月8日的《每周评论》记载5月4日的天气，是“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而陈独秀的记述是“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一派阴惨暗淡的景象。
真的如此吗?“五四”被捕的学生杨振声日后撰文说：“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在北大学生范云的记忆里，“1919年的5月初，在北京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一天天地高涨。”
冰心先生在《回忆五四》一文中，念念不忘的是“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王统照的描述更仔细：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
五四运动15年后，钱玄同曾对孙伏园说：“你穿着夏布大褂，戴着蒙古式毛绒帽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在王统照的回忆中，当天学生“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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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的中午，“三千学生同暴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下午，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里陪二弟的冰心，从送换洗衣服的女工口中知道，好多学生正打着白旗游行，“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那天确实有风，但是个晴天，并非“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由此可见求真之难，即便同一天天气的阴晴，也各有说法呢。
2.扛大旗的傅斯年早离场
5月3日晚，北大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傅斯年等20名学生被推为代表，负责第二天大示威的组织事宜。4日大早，傅斯年便来到了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主持13校学生代表会议。
13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学，下午1点在天安门前集合汇集，全体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约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的规定。下午，3000余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
游行队伍走至东交民巷美国使馆门前受阻，遂转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他们痛打了待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这一天，著名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五四宣言》，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呼吁“国民下一大决心，作最后的愤救”。他参加组织了集会和游行示威。
军警赶到时，大部分游行示威的人已经撤离，许德珩和在外面维持秩序的32人，被捕入狱。而傅斯年离开现场较早，故未被捕。
手举“五四”大旗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为何提前离开了现场，真情早已不得而知。颇耐人寻味的是，5月5日，他与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打了一架，于是“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样，傅斯年便退出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那天，住在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从什刹海会吃茶归来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说道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
3.蔡元培营救学生后辞职
最为悲壮者，为广东文昌(现属海南省)人氏郭钦光，5月4日行动，他奋袂先行，见当局下逮捕学生令，愤然大痛，呕血盈斗。弥留时曾叹息道：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本政府镇压我留学诸君之事，不料亦发生于我等生于斯长于斯之祖国，事可知矣!话毕呕血更甚。三日后便悄然而逝，享年24岁。
5月4日当晚，蔡元培先生参加了北大三院的学生集会，他一面慨然应允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一面却苦劝学生不要再开会，照常上课，以免“节外生枝，增加营救的困难”，但学生不听他的，仍四处奔走计划联同北京其他高校一同罢课以示抗议。
蔡元培并不反对学生关心政事，“读书不忘救国”乃是他的名言;5月2日，他还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对于当晚他苦劝学生低调、冷静一事，蒋梦麟多年后在《北京大学与学生运动》一文中分析到，“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对于蔡元培这样一个文化救国论者而言，显然不希望学生个个都变成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闹成这个样子，蔡元培觉得自己有负北大校长的职责。于是，当办完最紧急的事———营救学生后，便辞职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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