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实：辱骂、恐吓和造谣决不是战斗——澄清王曾瑜盗用张政烺先生之名制造的谎言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2:11:30 中华文史网 郑实 参加讨论
辱骂、恐吓和造谣决不是战斗 ——澄清王曾瑜盗用张政烺先生之名制造的谎言 郑 实 -------------------------------------------------------------------------------- 不久前，王曾瑜先生对《中国通史（彩图版）》悍然发难，一时雨骤风狂，来势汹汹。由于打出蛊惑人心的“反腐”、“打假”的旗号，又有某媒体为之鸣锣开道、推波助澜，初时确也迷惑了一些人，王曾瑜的身上也布满了“正直”、“良知”、“正确意见的代表”、“敢于向学界‘腐败’的大权威挑战的英雄”等耀眼光环。不过，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此君醉翁之意不在酒，名为“反腐”、“打假”，实则“别有他图”。由于其动机不纯，又心浮气燥，虽然满纸危言，通篇杀机，却也破绽百出，经不起最基本事实的检验。不少人对此提出了严肃的反批评和善意的规劝，情况越辩越明，不实之词被戳穿了，光环消失了，原来被迷惑的人逐渐醒悟，兴风作浪，劲头十足，意欲翻江倒海卷巨澜的某媒体也突然成了哑巴，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君快成了形影相弔的孤家寡人。人们本来希望，王曾瑜先生能够从中认真反思，汲取教训，给世人一个像样的交待。殊料，其近日抛出的两篇答辩文章（《答〈文汇报读书周报〉许嘉俊先生》、《关于荫补制答戴逸先生》，两文均见“中国宋代历史研究网”，2005/8/3），依然故我，老调重弹，完全避开人们反批评所提出的实质性问题，而反诬这些批评为“围攻”，并继续对被批评者与媒体辱骂和攻击。这两篇文章已落得媒体不敢发表，追随者不得不与之保持距离的窘境，本已不值得评论。但在这两篇不长的文章中，作者又再三利用已故历史学家张政烺的“话”作为攻击戴逸先生的武器。不明真相的人可能会问：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真的吗？正常善良的人士很难想象，所谓张先生的“话”，竟出于王先生本人的揑造。为了消除谎言的影响，还是有必要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在王先生向《中国通史（彩图版）》发难时，曾写下以下一段话：“多少年前，我的老师，当然也是一位主编的老师张政烺先生，与这位主编同去山东，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张先生当然以学识渊博、治史严谨著称，内行人无不钦敬。这位主编在那里发表演讲，虽是口才极佳，纵论上下数千年史，却是谬误接连不断。张先生向来极少臧否人物，但这次却因他不懂装懂，忍不住发表评论：‘此人没有学问。’”此说公诸于众后，就有论者指出：张先生是否说过这话，已经死无对证，退一步讲，即使张先生真的讲了这话，什么时候授权批评者公开发表这个讲话？什么时候请批评者作为他的代言人？这样做，不但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不道德的。这样严肃的批评和忠告，王先生却置若罔闻，并在新近的答辩文章中，又再三重复这些老话。什么“张先生向来极少臧否人物，他说戴先生‘没有学问’，就是很重的批评。”什么“当年我的先师，也是他的先师张政烺先生，与他同去山东大学一次，就很快发现戴逸此项对史学家而言，完全是要不得的毛病。”如此等等。看来，张先生的“话”，既是王曾瑜攻击别人的“杀手锏”，又是他逃避攻击责任的“护身符”。然而，事实的真相又如何呢？ 我们为此专门询问过戴逸先生，戴逸先生非常清楚和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根本就没有与张政烺先生同去过山东，而且，他从未参加过山东高校的研究生答辩。他本人确曾去过山东几次，都是参加中国近代史有关的学术会议，如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当然也会在会上做过发言，但张先生并无和他共同与会。这就是说，张、戴二位先生压根就没有在山东接触和谋面。因此，张政烺先生根本不可能和戴逸先生一起在山东参加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也根本不可能在山东听戴逸先生的讲演。张先生虽然已经过世，但戴先生和许多当事人还健在，有关会议的材料也应保存在案，因而这些事情都是有据可查的。那么谁是谣言的制造者呢？我们想，“向来极少臧否人物”的张政烺先生是断不会也没有必要去编造这些乌有之乡的离奇故事的。而据与王曾瑜有长期接触的知情人介绍，王曾瑜则是惯于散布和制造流言，播弄是非的，借用某某人怎么怎么说来攻击别人。谣言的制造者非他莫属。因为，正是他把这些前后不搭界、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离奇故事白纸黑字地写进他的文章，并作了绘声绘色的评论，这是斧头也砍不掉的。这些所作所为，怎么看也不像是一向严谨讷言的张政烺先生的及门弟子，倒像是造谣大师戈培尔的及门弟子。如果王曾瑜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所讲的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那么他无论如何也摘不掉头上“造谣者”的“桂冠”。 细心的读者，从王某发难和答辩的三篇文章中，也不难看出他编造谎言的蛛丝马跡。在发难文章中，王曾瑜搬出张先生的“话”来攻击戴逸先生“没有学问”。既然这是他的重磅武器，就理应言之确凿，交代清楚张先生和他的谈话是在何年何月何地进行的，但王曾瑜却闪烁其辞，只是含糊地说：“最后不妨提一件旧事，多少年以前”如何如何。在讲到戴、张“同去山东，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后，描绘张先生如何评论戴先生的讲演，给人的印象是此乃张先生亲口对他所讲。但在行文中却只有“此人没有学问”是张先生“忍不住发表评论”。至于其他评论，如“口才极佳”、“纵论上下数千年史”、“谬误接连不断”等，由于王曾瑜与戴逸先生“素无一面之交”，当然不可能在山东听到戴先生的讲演，从逻辑上讲，只能是他转述张先生的评论，但因做贼心虚，并没有明确说是张先生的评论。他虚虚实实，有意给人造成错觉，这是张先生的话，借以达到既由自己编造谎言，却又要抬出张先生的名义，以售其奸的目的。行文的模糊化，则是作者为了有朝一日的退却有意留的后手。果不其然，在王曾瑜的第二篇答辩文章中，虽然“死鸭子嘴巴硬”，坚持张先生说戴逸如何如何，但已安排退却，无奈表白“我是事后才听说此事和张先生的谈话的”。王曾瑜先生准备把造谣的责任推给别人了。天啊！闹了半天，原来王曾瑜不是听张先生说的，而是听别人说的。往最好处想，即使王先生所说的不是完全无中生有的揑造，也是从那些道听途说的材料中剪裁拼接而来的。我们知道，那些茶余饭后的高谈阔论，街谈巷议的蜚短流长，随意性很大，以讹传讹，即使是发生过的事情，也会在流传中变得面目全非，谁都可以推脱没有说过，谁都可以不负责任。假如张先生在某个场合臧否过某某人，辗转相传，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和想象添加点什么，省略点什么，甚至误听误传、张冠李戴，完全走样。王先生把这种流言蜚语当宝贝，不予调查核实，又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添油加醋，夸大其词，把一盆髒水泼到戴先生头上。真是人言可畏，戴先生岂不冤哉！而王曾瑜先生又如何能摆脱传谣造谣的责任？这难道是一个严肃的有道德的学者的所为吗？ 王先生引述张先生批评戴先生的“话”，最具体的是下面这一段：“光从他（按：指戴先生）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真是有鼻子有眼啊！让我们比较深入地作些分析，从道理和事实两个方面揭穿其造假的本质。 上述“高论”的言外之意，就是没有读完《四库全书》的人没有资格指导研究生研究《四库全书》。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奇谈怪论。我们想，学识渊博，又专门研究过《四库全书》的张政烺先生，绝不会说出如此缺乏常识的话。人所共知，《四库全书》作为乾隆中期前历代文献之渊薮，典籍之总汇，囊括了经、史、子、集，涵盖了九流百家，释道典藏，总字数达八亿多之巨。一个人如果每天读三、四万字，一月读上百万字，一年读近千万字，也需读七、八十年！假如一个人活到八十岁，天天读《四库全书》而不干别的，他能够读完了吧？不能！因为还要减去他童稚无知和年迈衰病时期，他至多有六十年时间来读就了不得了。这样看来，普天下有谁能将《四库全书》读完？曾经全部翻检过《四库全书》的史学大师陈援庵老，恐怕也不会自认他读完《四库全书》。学识渊博的张政烺先生自己也未必读完《四库全书》，他怎么可能提出不读完《四库全书》就不能指导别人研究《四库全书》呢？其实，对于这种包罗万象、卷帙浩繁的文献总汇，人们尽可根据自己专业和研究课题的需要，有选择地阅读有关卷册和查检有关资料，又有谁非要从头到尾去通读它?从《四库全书》问世以来，研究《四库全书》的专著论文已经成百上千，他们也不是读完《四库全书》才去研究的呀！戴逸先生是清史专家，又曾专门研究过《四库全书》，写过多篇不乏真知和独到之见的有关《四库全书》的论文，怎么能说他没有能力和资格指导研究生去研究《四库全书》的有关问题？学识渊博、极少臧否人物的张政烺先生怎么会因为戴先生让研究生做有关《四库全书》的选题，就武断地说“此人没有学问”？既然王曾瑜说这是张先生所说的，就要拿出真凭实据来，否则，就无法冲刷你编造谎言的责任。 说到指导研究生和研究生的论文答辩，戴先生的确指导过博士生黄爱平，论文选题就是《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当年还邀请过张政烺先生参加黄的论文答辩，作为导师的戴先生也与张先生同场参加答辩。所谓二人共同参加研究生答辩，可以在此找到传谣者捕风捉影的最初“依据”，但答辩并非在山东大学，而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答辩前，张先生在谈到对该篇论文的评价时，明确表示“还可以，还可以！”参加这次答辩的都是国内此领域的知名专家，在答辩委员会的《决议》中，全票通过答辩，并给论文以很高的评价，张先生丝毫没有表示异议。这也是有案可查的。所谓“没有读完《四库全书》怎么能指导别人”，很难想象是出自张先生之口。这样的话，如果不是王先生凭空揑造，就是王先生按照自己的需要将张先生的话掐头去尾，歪曲夸大。 戴先生能否指导别人研究《四库全书》，实践作出最好的回答。黄爱平的博士论文——《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不仅在答辩中获得高度评价，而且在此基础上修改成书的同名专著，更是获得国内外的好评，且因此获得多种奖项，如霍英东研究类高校青年教师奖、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文献古籍、全国出版社，及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科优秀著作奖等，她还因此评为中国人民大学“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如今已是有相当知名度的教授。黄爱平的成功，取决于其自身的勤奋和才学，也与戴先生的指导密不可分。黄爱平本人在其《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后记》中，曾满怀深情地说：“戴老师从确定选题、拟订提纲，以至在整个撰写过程中，都给予指导和启发。初稿写成后，又仔细审阅，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戴老师还把自己积累的有关《四库全书》纂修问题的资料卡片交给我使用，这都使我十分感动。”事实证明，戴先生指导研究生研究《四库全书》，是一次称职的成功的实践，各种明枪暗箭、蜚短流长，可以休矣！ 在当前这场论争中，王曾瑜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是盗用其先师的名义制造谎言，作为打击别人的“杀手锏”和躱避攻击别人责任的“护身符”。但客观事实是不容肆意歪曲的，一旦谎言被揭穿，剩下的就只有丑陋的自我暴露了。当年鲁迅先生针对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坛论争中存在的问题，曾写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名文。如今的王曾瑜先生为辱骂和恐吓他人，不惜以其先师的名义制造谎言，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因此，我们不得不针对王先生的表演严肃地指出：辱骂、恐吓和造谣决不是战斗！ 我们诚恳奉劝王曾瑜先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张政烺先生是你的“老师”，“师生关系是亲密的”，至今“还有张先生的重托”吗？你怎么能假借老师的之名制造和散布谎言，作为打击陷害别人的棍子和石头？这样做，绝不能给张先生增光，只能给张先生脸上抹黑，这是极不道德，也是很不得人心的。张先生泉下有知，一定会痛责你这个不肖门徒。你应静夜深思，扪心自问，反省你在论战中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得起先师的在天之灵。 列宁说过：“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想当初，王曾瑜挑起的这场争论的时候，是何等趾高气扬、“雄心勃勃”，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本来是想伤害别人的，到头来却伤害了自己。看来这场争论就要以王某人的众叛亲离而黯然收场了。劝君以后改改劣习，千万别依然故我了，否则，恐怕还要翻更大的筋斗哩！谓予不信，请拭目俟之！ 资料来源：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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