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清史”研究看《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的史料价值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9:11:50 中华文史网 常建华 参加讨论
军机处是清朝的特有机构，它提高行政效率并强化了君主的绝对权力，构成清朝政治的特色。军机处处理清朝的军国大事，其运转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自然重要，而其中的满文档案尤为珍贵。满文寄信档是清代军机处专门抄载寄信上谕的重要档簿，无汉文副本，珍贵性毋庸置疑。 阅读满文档案除了作为资料类型对于清史研究的价值之外，作为研究方法也引起学人的重视。美国兴起的“新清史”研究认为，满文档案本身构成了研究清史的独立材料，清朝满洲统治者以自己的语言书写的文件，可以直接对各种关于满洲与清朝的新问题提出回应，构成了现今所谓“新清史”的基础。强调清朝政治秩序是与“清朝是一个中国的王朝，但同时亦是由满洲人所建立、所统治”的事实相关连。“新清史”的研究寻求跳脱“大汉族中心主义”的局限，发现非汉他者（non-Han other）的观点，并将其整合进对整体国家与社会日益增加的了解当中。“新清史”认为满洲人从未失去他们在清代社会中是一个特殊群体的想法，他们可以维持少数统治的原因，主要因为他们能够一方面运用中国政治传统，一方面又同时维持其独特之认同。“也许新清史要提出来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于中国?难道我们不该将其视为是一‘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可能是最具刺激性的话语了吧。总之，在“新清史”研究者看来，重建清代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不同层面更完整的图像，满文档案扮演着重要角色。 “新清史”无疑具有极大的挑战性，需要深入研究清史特别是研究满文档案之后予以验证与回答。近日出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岳麓书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译编》），对于清史研究尤其是“新清史”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 《译编》的主要内容 《译编》的“前言”详细论述了满文寄信档以及该书的编译经过，这里略加整理，扼要介绍。 军机处设立于雍正七八年之际，军机大臣掌书谕旨，将上谕原件于发交之前，均抄录一份存案备查，因而形成了军机处的满文《上谕档》。在雍正朝的“军务”上谕档册中，已出现皇帝令将谕旨寄信给某某人的上谕，军机处在记录此类谕旨的发交时，也写明是写信寄送。乾隆七年（1742年），满文寄信上谕的文书格式初现，但尚不规范，满文寄信上谕的文书格式基本确立则在乾隆十三年。不过直至乾隆二十五年底，这种寄信上谕，仍载录于《上谕档》的“军务”簿册中。 自乾隆二十六年始，军机处另立满文《寄信档》，专门抄载寄信上谕，即皇帝的命令和指示。此后军机处满文上谕档簿，即为《寄信档》与《上谕档·明发》两种档簿并存。“寄信上谕”系军机大臣奉旨以寄信的方式，密谕或速谕臣工的上谕，因其寄自内廷，又称作“廷寄”，具有机密不宜公开的性质，为当时不曾宣示中外的谕旨。满文寄信上谕档具有与汉文寄信上谕不相重复的特点，满文寄信档的发交对象有兵部、内廷、内奏事、京城衙署官员四种情形。其中军机处将寄信上谕加封后，交兵部钉封，并视事之缓急，分别命以马上飞递，或昼夜限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及六百里加紧驿递。这种“特快专递”充分说明所传文件的重要性。 乾隆朝的满文寄信档虽自乾隆二十六年起从《上谕档》中分出另立，形成系统的寄信上谕专档，但在二十六年以前，尚有一册集录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寄信上谕的档簿，题为《密寄档》，《译编》也一并收录。这样该书收录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至六十年的满文寄信上谕，计4289件，加上附件22个，共计4311件，字数约180万字。该书对于已经出版的汉文《乾隆朝上谕档》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补充。 《译编》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的老、中、青三代专家编译审校完成的，成书质量堪称上乘。 二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一般价值 乾隆朝统一天山南北，在清史乃至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随之而来，清廷处理了大量与之相关的边疆、民族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正如“前言”中所说，乾隆朝满文寄信档“大多反映了当时西北边疆以及东北等地政治、军事、民族、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史实……都提供了新颖的史料，从而将推动史学研究的更加广阔和深入的发展”。高度概括了《译编》的史料价值。杜家骥教授为《译编》作序，也指出：“边疆、民族事务，以及边疆地区与邻国关系事务，也因而构成了这部《译编》内容的突出特点。”笔者赞同他们的这些看法。 杜序还分东北、察哈尔蒙古、漠南与漠北藩部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六个地区，列举一些廷寄谕旨，较为全面地说明所反映的边疆、民族事务的某些具体内容及清廷的治理措施。因此，笔者在这里采取重点介绍的方式，谈谈对《译编》史料价值的粗浅认识。 以西北开发史为例。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平定天山南北，正式统一新疆，为了维护在此的统治，清朝重兵驻守，屯田生产，解决粮饷。同时，由于内地人口压力问题日渐突出，移民开垦成为解决的措施之一。从二十六年起，清廷以兵屯、旗屯、犯屯、民屯、回屯等形式，组织兵丁、遣犯、徙民、维吾尔人屯田。学界对西北屯田已有深入研究，《译编》中乾隆帝处理新疆屯田的寄信档案可以作为补充资料。我们也可以从开发史的角度理解西北屯田，因为随着屯田的需要，不仅移民到此开垦，还有大量商人从事屯田生产资料与民众生活资料的贩卖，内地与新疆丝绸贸易兴盛，主要用来与哈萨克交换马匹。同时清朝为了人口管理而筑城，人口集中促进了当地城镇的兴起，居民生活繁荣，新疆城市化的源头在此。 乾隆二十七年，乌鲁木齐办事副都统旌额理等奏：“本年乌鲁木齐携眷屯田民人陆续前来，其贸易人等亦接踵而至。计开设市肆五百余间，开垦菜圃三百余亩。请视其大小酌量分为三等，每月收取房租一、二、三钱不等，每年按亩收取菜园地租一钱，以充公用。”同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帝谕令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处将军、大臣等：“今乌鲁木齐兵民安插渐多，贸易人等亦陆续汇聚，皆藉官地建房开铺，开垦菜圃，理应稍收地租银两，充为公用。旌额理等所办甚属妥协。唯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处亦有此等商人，伊等铺肆菜地，亦俱为官属，俱应照乌鲁木齐之例，酌量收租才是。”可知乌鲁木齐等地由于清朝组织移民屯田，带动了商人至此，为了满足吃菜、住房以及经商，官府出租菜圃，开设市肆，清廷酌收商人租银以充公用，必然促进城市聚落的形成与繁荣。 伊犁也在此时发展起来。四十一年五月初五日，乾隆帝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将诚心来归之厄鲁特等收后安插，讲到：“我初定伊犁时，伊犁地方宽旷，多安置人，于地方有益，故将从各地来归之厄鲁特等，皆收后安插。今满洲、索伦、锡伯、察哈尔兵早已居住，且又聚集厄鲁特、回子、土尔扈特屯田兵、商民数万，地方已归热闹。”呈现出伊犁早期城市多民族居住、商贸繁荣的图景。 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乾隆朝开始了对于和田玉的大规模开采。今天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玉器基本上是乾隆朝的遗产，寡人好货，乾隆帝有“玉痴”之称，乾隆时期开采玉石问题在满文寄信档中有大量记载，学人已就其中的高朴玉石案加以研究，揭示了多种面向的历史，这一问题尚需要多学科的共同研究。 再以民族事务、中俄关系以及恰克图贸易为例。乾隆帝平定准部后，阿布赉汗率哈萨克归附清朝，哈萨克不时遣使朝觐，接受封赏，在乌鲁木齐等地交易互市。清朝在伊犁、乌鲁木齐驻军屯田所需马匹，皆赖与哈萨克贸易所得。寄信档中关于哈萨克的资料很多。乾隆三十六年夏，移居伏尔加河流域140余年的土尔扈特蒙古因在俄罗斯地方窘困已极，近7万人历尽艰辛返回伊犁河流域，被清朝分别安置于科布多、阿尔泰、塔尔巴哈台、伊犁、乌鲁木齐一带地方，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俄罗斯虽然对此颇为不满，但亦无可奈何。《译编》收录了有关土尔扈特蒙古的大量资料。土尔扈特蒙古、哈萨克均与俄罗斯相关，清乾隆时期与俄罗斯保持了较好的国家关系，两国在恰克图进行贸易。不过清俄也不时因贸易问题产生矛盾与纠纷，清朝曾于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三年、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五十年至五十七年三次停止恰克图贸易，牵制对于清朝有迫切贸易需求的俄国。《译编》中有大量关于恰克图贸易交涉以及其他清俄外交关系的档案资料。乾隆帝大量处理民族事务，特别是围绕清俄涉及与哈萨克、土尔扈特、布鲁克、安集延等族群的关系，纵横捭阖，恩威兼施，洞若观火，较好地维系着民族、国家间的关系。 此外，从一些学者对于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利用，也可以看出这批档案的价值。如清朝在统治喀尔喀蒙古之际于大库伦（今乌兰巴托）设置了办事大臣，在清朝对喀尔喀统治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对此研究。乾隆三十年发生维吾尔反抗清朝压迫的“乌什事件”，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乾隆帝前后颁发了几十道谕旨，编译者赵玉梅就此讨论。李刚在编译寄信档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件有关官员补服违制的满文档案，记载的内容是：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一日，乾隆帝南巡海宁回京，内务府总管兼户部侍郎、副都统金简，作为身边近臣前去接驾。金简自以为身兼文武，别出心裁地在补子锦鸡旁边绣了一个狮子，穿着这件补服在乾隆帝面前炫耀。不料两天后乾隆帝询问其补服来源：“惟似此补服，或买于铺，或他人给予，或伊有意穿错。”对其申饬“向穿补服时，须看身兼职任之大。文职大员穿文职补服，武职大员穿武职补服，向无如此兼制穿用之例”，强调“此种风气，断不可滋长”，通谕身兼文武之诸大臣，自此无再混淆。 三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的“新清史”研究价值 关于清朝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译编》中确实没有使用过“中国”、“中华”的词汇，而在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寄谕库伦办事侍郎索琳等所附《送俄罗斯厄尔口城固毕尔纳多尔之咨文》、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寄谕喀尔喀亲王蕴端多尔济等所附《喀尔喀副将军蕴端多尔济致俄罗斯厄尔口城省长之咨文》，开头都是“大清国办理边务……咨行俄罗斯国办理边务……”的格式。但是自称“大清国”并不能说不代表中国，这就类似于自称“大明”而不说“中国”。 满文寄信档的对外叙事中，大量出现的是“天朝”一词。《译编》有29件寄信档或附件出现了“天朝”一词。用法有天朝之人、我天朝、恭顺天朝、归顺天朝、天朝体统、天朝之尊、天朝与外藩、天朝所遣等，使用最多的是“我天朝”如何如何，与“天朝”同时出现的称乾隆帝为“大皇帝”、“大圣主”、“圣主”。“大圣主”为赞美之词，“天朝”代表国家，“大皇帝”则是本国与朝贡者共主的意思，也有统治天下的含义。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日，寄谕理藩院尚书新柱等著将爱乌罕使臣等交侍卫等送至叶尔羌：“今爱乌罕使臣抵达后，虽跪呈奏章，却不肯叩头，恳请仍以伊等之礼朝觐。军机大臣等责称，尔汗遣汝何为，莫非不是前来朝觐?大皇帝乃天下一统之君，不但尔爱乌罕，凡俄罗斯、西洋人以及从前准噶尔人等来朝，无不行以叩拜之礼。君即如天，尔等难道亦不拜天乎?等语。反复晓示，和卓方转行叩拜之礼，但终究勉强。”可知这里的“大皇帝”是天下共主之意，要求外邦朝觐时行叩拜礼。 同年还有一个重要事例，五月三十日寄谕在京大学士、尚书等询问俄罗斯文书内将其女皇称作“大皇帝”一事。乾隆帝阅读译出的俄罗斯文书，看到其将女皇称为大皇帝，要大学士传谕来保、舒赫德等，询问俄罗斯来使等：“天下大皇帝唯有一人，除我统循天下之大皇帝外，他人岂可称作大皇帝。况各藩部来文奏疏，俱各写其称号，从无自书大皇帝之例。即使从前尔等来文，亦不敢将女皇写作大皇帝，只写作女皇而已，此乃多年奉行之惯例。今日尔等何以将女皇写作大皇帝?”还说：“从前因此事所译俄罗斯字书内，并无写作大皇帝之处，而此次拉提诺字书内，又有我等大皇帝之词语，前后不一。此若系我翻译俄罗斯文书之人学识欠缺，意所难尽，其情尚可原谅；若系故意回避不写，则断不可姑容。总之，俄罗斯人多年未敢如此写作大皇帝，今骤然而书，尚宜问明缘由，其关系至重。”可见，“大皇帝”为统治天下之意，只能有一人，是与“天朝”相配合的，应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观念。乾隆帝对于俄罗斯自称“大皇帝”非常敏感，告诫臣下翻译时慎重处理。 使用“天朝”的具体事例，如乾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寄谕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要求宣谕回众：“我天朝律例，凡私将内地事务泄漏与外藩者，其罪即同反叛，将妻子亦应一并正法。”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伊犁将军伊勒图致哈萨克阿布勒比斯之札付》强调：“天朝与外藩相互行文，均有定制，不得逾越。”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寄谕库伦喀尔喀郡王桑寨多尔济等，所附《致俄罗斯固毕尔纳多尔之文》，指出：“我天朝办理边务时，惟秉公办理。”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等，所附《乾隆帝谕哈萨克阿布赉等之上谕》提到：“我天朝之道，凡于外藩，恭顺则爱育之，鸱张则征灭之。”四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寄谕驻库伦办事御前行走蕴端多尔济等，说到：“办理诸务，唯示以俄罗斯我天朝大国之仪，不可令其稍有疑窦。”五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寄谕伊犁将军保宁等，令其晓谕土尔扈特蒙古车凌乌巴什：“今尔等与哈萨克同为天朝部属。”这些行文的“天朝”都是指“大清”，即清朝，它与“外藩”相对，“天朝”包含着土尔扈特、哈萨克等“部属”。由于“天朝”一词为汉族语汇，传统上代表中国，因此“天朝”延续了“中国”的用法和含义。我们难以判断“天朝”是“大清”而非指“中国”。 当然，笔者也不否认清帝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带来的统治的多样性，满文档案可以帮助研究这一问题。如清帝强调敬天法祖，敬天包括祈雨等仪式。无论是清实录，还是在清会典当中，都记载了清帝实行中国传统雩祭礼祈雨，满文寄信档还记载了乾隆帝利用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祈雨祈晴办法，如任用回人尼咱尔布库尔等，采取汉藏佛教的大云轮经，或设坛祈祷，还派阿哥行礼祈祷。乾隆帝的祈雨祈晴措施，兼用汉、蒙、回等民族人员，具有少数民族皇帝统治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性。 寄信档中还有大量关于使用满文的记载，体现出满语的政治性与清朝的统治特色。满语为清朝国语，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有学者引用寄信档说明，管理宫廷和陵寝事务官员也不能随意用汉文缮折奏事。如乾隆二十六年二月，管理东陵事务贝子允祺用汉字折奏事，乾隆帝降谕给军机大臣：“顷贝子允祺为修葺陵墙事，用汉字缮折具奏。此事应清字缮折具奏，而允祺用汉字折，殊属非是。倘奏销时清字繁多，欲用汉字尚可，用清字奏销亦可。著饬行允祺等，嗣后凡关系陵寝事宜，皆令缮写清字折具奏，不准用汉字缮字。此次所奏汉字折，著即销毁，以清字注册。”不过这种“清字”、“清字折”的用法在满文寄信档中并不多见。满文寄信档亦无“国语”一词。 乾隆帝强调使用“清语”，保持自身的民族性，以获得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认同。如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寄谕驻乌什办事副都统素诚等著加意熟习清语：“素诚接奉前旨复奏，哈萨克前来叶尔羌等处贸易一折内，清语不通，朕已改正发还。素诚系满洲奴仆，又在回疆办事，理宜勤学清语，乃折内竟有不成话者，皆由素不熟习所致。此成何体统，殊属非是。著严加申饬素诚。再，各城驻扎之员，俱系满洲大臣，平常办事应用清语，不可助长汉人之习。若不勤用清语，渐成汉人风俗，致失满洲体制，必为回子、哈萨克、布鲁特诸部所笑，此断乎不可也。此等之事，朕从前屡经降旨训导。现在伊犁地方，满洲、索伦、察哈、厄鲁特、回子等错处，尤当以清语为要，使之娴熟。著传谕明瑞及各城驻扎大臣等，加意习之。”不仅批评了素诚清语不通，还要求新疆各城驻扎之员平常办事应用清语，防止汉化，保持满洲体制，在回子、哈萨克、布鲁特诸部面前维护良好形象。再如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寄谕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著将巴里坤等处满洲兵练成精锐之师，指出：“巴里坤、乌鲁木齐驻防满洲兵，特为伊犁、塔尔巴哈台，以固守边疆而设，非内地驻防兵可比。”要求：“此项官兵，不惟教导清语，而且将马步箭、放枪、步行、骑马等武艺，必皆留心训练，以图精锐。”即保持满洲的清语骑射传统。乾隆帝经常指出大臣奏报“清语生疏”、“清语欠缺”，甚至“清语太差”的不当之处，予以纠正，并严加申饬。任命考察官员也参考清语的程度。 不过满人的汉化也是明显的事实。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寄谕盛京将军弘晌等，著满洲人等学习清语以复满洲本业，乾隆帝很愤懑：“果尔敏系考取笔帖式，又系盛京本地之人，清语理当熟练。乃至清语全然不能，岂有此理?盛京乃满洲根本之地，风俗废弛，至于此极，尚可问乎?”于是要求弘晌：“令满洲等学清语，以复满洲本业。”此事系吏部带领引见盛京兵部送到指缺补放户部笔帖式时，被乾隆帝发现果尔敏“除奏履历外，询以清语，一句亦不能”。事实上，乾隆帝往往通过引见告诫满洲人学习清语。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寄谕伊犁将军伊勒图著于武官中留心教习清语：“由兵部带领引见之伊犁佐领瑚兴额之清语甚为生疏。夫佐领者，乃管兵之员，伊若不会清语，则如何教习兵丁耶?此皆由伊等平素竟说汉话而不说满洲话所致。诚能经常练习会话，则清语何以生疏至此耶?将此顺便寄信伊勒图，嗣后务令留心善加练习，仍有清语似此生疏者，则断然不可。”乾隆帝不断强调学习清语，也正是满人迅速汉化的反映。 综上所述，笔者初步利用《译编》，浅尝辄止，就感到该书具有的重要学术研究价值。《译编》不仅提供了大量清史研究中常见问题的资料，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还可以挖掘资料做一些专题性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新清史”研究提出的问题，进行相应的研究。学术之树常青，新资料与新方法是其保证。笔者郑重推荐《译编》这部新资料，相信该书会给乾隆乃至清史研究带来新气象。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201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