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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书评二


    《剑桥史》,不管是关于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区,一直在召集同时代顶尖的历史学家就重要的主题或时代进行学术性纵览,以奉献给教育水平高的读者。不管这不断扩展的系列中的文章如何成功地将当时的知识和方法综合起来,它们均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写作的那个时代该领域的研究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会像认为其是它描述的那段历史的可靠论述那样,逐渐地将其视为它们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因此,《剑桥史》中没有一个结论可成为某课题的最终结论,即便是非常明智地得出的结论。事实上,有时到一卷付梓时,让历史学家费劲脑汁的任务已经改变。当然,这是历史著作的本来特点:每段历史都预期到它的过时,就像每一代人都发现对前代注意不够、想象不足、评价失误,并希望去注意、原谅,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或向前进一样。 
    我们还没有足够长的时间距离来发现这卷《剑桥中国史》(按时间排列是十五卷中的第九卷)的特殊性。但它已经在该卷与关于清朝的另一卷(第十卷,出版于1978年,以启动这一系列丛书)间打开了足够空间,能够展现出经过1/4世纪的发展,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有何改变。第十卷的大部分致力于理解清朝与欧洲列强入侵的关系,这曾使太平洋两岸的后革命时代历史学家大费脑筋。很自然,第十卷偏向(没有完全扭曲)其编者费正清的学术秉性,费正清对19世纪中国的理解更多地是基于中国如何应对西方,而不是基于中国如何内部挑战。 
    第一个主题焦点是清朝历史的大陆背景。该卷非常正确地坚持,清朝必须被视为一个受满族统治者(从东北征服整个中国)深刻影响的时代。如果说满族人在该卷被放大,那是因为他们在该领域研究中被逐渐放大的缘故。有两章完全在描写满族人:陆西华(Gertraude Roth Li)所写的开篇第一章,研究满族的兴起,以及柯娇燕(Pamela Crossley)所写的第六章,探讨1644年以降征服者的精英阶层的形成和认同。满族人的存在并不局限于这两个非常杰出、虽然有些专业的章节。它们中间的四章重建了1644-1795年间的四位皇帝的统治,虽然对解决由满族的认同和制度引起的问题没有帮助,但却为这些问题留了很多空间。 
    关于这四位皇帝的章节连同陆西华写的那一章,构成了第二个主题关切,即理解宫廷政策和政治。在每一方面,作者的选择都非常理想: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写顺治,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写康熙,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写雍正,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写乾隆。所有的这些人都对他们研究的那段时期提供了一个非常杰出的综述,我还想特别强调伍德赛德有关乾隆王朝的多方面研究,不仅因其研究的全面,还在于它非常严肃地试图在政治理论的层面来理解该王朝。 
    该卷的第三个焦点在构成该书下半部分的四章中出现。它们关切的是清朝统治下中国社会内部的历史。这些章节根据主题,围绕知识精英(艾尔曼著)、性别和家庭关系(曼索恩著)、社会(罗威廉著)和经济(马若孟和王业健著)等主题来组织。每一部分都很精彩,要么在于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这里艾尔曼和罗威廉要涉略最大领域),要么在于促进新的理解。在后一方面,曼索恩的那一章非常突出。她已经写了一份分析性的大胆研究,成功地将性别和家庭的政治背景与情感上的变化结合起来,使清朝性别和家庭的经历明显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根据该卷的总体关切,她表明国内和性别关系是清政权的征服者地位真正起作用的领域。由马若孟和王合写的最后一章同样雄心勃勃,想将晚期帝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问题集中在一起,这些问题即便现在也依然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这是人们期待《剑桥史》能提供最新研究成果的领域,而作者也在尽力制造与最流行的争论相关的讨论,并帮助引导读者关注目前最紧迫的问题。 
    组成该卷的十章成功地提供了对19世纪以前的清王朝最全面和最新的叙述。读者有时将发现自己陷进专题性细节,尤其当遇到复杂的满族政治时。但对一本如此庞大恢宏的书而言,这种情况是难以避免的。 
    原文见: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XXVI.4 Dec. 2004, pp. 821-822.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