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子先生编辑的《陈宝箴集》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消息，余于东京旅次获悉。闻讯之下，不胜欣慰感慨。
有志者，事竟成，诚叔子之谓也。余与叔子相识于二十多年前，他为编《文廷式集》，在故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史料，余则是档案馆之常客，大约是由王凡先生引见的。相识既久，交谈日多。紫禁城的重檐黄瓦，筒子河的潺潺流水，都曾是我们切磋史料流连忘返之地。我们一起探讨档案线索，评论历史人物，话匣子一打开，就没有收住的时候。后来，他调到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余亦出国奔波，彼此很少通音讯，常常有“人生难相见，动如参与商”之叹。直到近年才在广州相逢，知道他在编成《文廷式集》之后，又开始搜罗整理陈宝箴的文集，断断续续从南昌一直干到了广州。翻阅那厚厚的文稿，余先是感到有些吃惊，尔后又有些困惑，在高楼林立经济发达的广州城里，居然还有人不图名利。埋首故纸，孜孜矻矻，乐此不疲，一干就是十多个年头。余由衷佩服叔子之毅力。
对于陈宝箴，余真是有许多话要说。因多年从事戊戌变法及晚清史研究，故对陈宝箴之奏摺、书信之类的未刊稿，颇有留意。而且，由于陈宝箴父子在戊戌维新、庚子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不寻常的表现，对其思想发展之脉络亦颇有所思考。说实话，在同治、光绪年间的政坛上，要是多有几个像陈宝箴那样的封疆大吏，那么，晚清历史的画卷就会精彩纷呈得多。陈宝箴思想的发展脉络，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他是从具有强烈爱民爱国意识的读书人，逐步变为具有清流特色的官吏，后来又发展到成为意气风发、推行新政的湖南巡抚。甲午战败之后，湖南地区思想文化的深刻变革，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都是与陈宝箴的名字分不开的。
陈宝箴早年“以举人从席宝田治军，叙功保知府”。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时，陈宝箴正在京师，遥望侵略者放火烧毁圆明园的浓浓烟雾，他泪湿青衫，痛不欲生，忧民爱国之念时萦于怀。后来，他又曾担任过浙江按察使、署湖北布政使、直隶布政使等职。职司刑狱，颇著正声。面对那些穷困无助、两手空空而又身触法网的民众，陈宝箴再三踌躇，思绪万千，他在给李鸿藻的信中写道：
宝箴司职刑狱，亦竞竞惟纵暴长奸是惧，冀回什一于千百而已。然持法不敢二三，而揆厥所由，大半以饥寒驱迫，忍而为此，则又惄然而罔知所以处此矣。
陈氏除暴安良、同情弱小之情怀，已跃然纸上矣。然而，此时陈宝箴的思想尚停留在清流派的阶段。他与当时的清流派魁首李鸿藻关系相当不错。后来甲申易枢，朝局更动，军机大臣李鸿藻因受牵连而离开枢垣，“持节督工河上，宝箴为擘画数事，大奇之。是年，鸿藻再入军机，以宝箴久屈司道，未竟其用，即擢湖南巡抚”。可见陈宝箴之擢任湘抚，与李鸿藻提携殊有关系。故而他赴任伊始，即致函李鸿藻称：
宝箴到任月余，考察湘中吏事、军事及民间生计风俗，皆觉迥逊往时，而本年旱荒，尤数十年来所未有。目前惟赈抚最为急务。取巧牧令，惟知给以户照，纵令逃荒，以邻为壑，醴陵一邑，给发至八百纸，每纸皆近百人，设有奸宄从中构煽，即此七八万人，为患已不可胜言。况他县之继起者。更将不可数计耶! 宝箴抵任。即将醴令撤差，别委贤员，筹给银米赈恤，止其逃徙，而严饬各属并委员绅，设法拊绥，断不可任令流亡，且酿隐患。第公私匮窘已久，亏累日积，藩司解款，支绌已甚，截留漕项三万金，散给早罄，幸开办赈捐之情，昨已奉准，略可措手，然究未可深持，抑非一时所能集事，私衷懔懔，实与悬军远峤日忧馈军者同，一如朽索之驭悍骑。伏思每年例有查询接济谕旨，嘉惠蒸黎，无远弗届。湘民自军兴以来，出力输财，颇竭忠悃，倘蒙圣慈垂念，恺泽覃敷，士民感戴皇仁，益沦肌髓矣。民生利害，惟天时、吏治二者，最为切身，荒政而外，饬吏为要。宝箴行能窳薄，无能为役，惟有明是非，公好恶，树之准的，期渐知所趋向，恩怨毁誉，非所敢计而已。忝辱知眷，谨用附陈。手肃伸意，恭请崇安。宝箴再拜上。
这大概是陈宝箴在湘抚任内，一开始所面临困境的真实写照。穷则变，变则通。他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想到了更张旧法，另辟蹊径，引进维新俊才，改换湘省面貌，于是在维新运动中，湖南成为全国最有声色的省份。陈宝箴心向维新，庇护人才，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亦颇有些记载。据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报告：维新政变，全国恐怖，慈禧下令追捕严惩维新人士，文廷式即在其中。小田切与文廷式相交有年，曾多方派人到湖南等地寻找，均无着落。原来，文廷式已被革职回乡的陈宝箴所救。文廷式告诉小田切说：
北京政变的时候，他在湖南长沙府，突然巡抚陈宝箴劝他赶快逃遁，所以急忙躲到该府附近的偏僻地方避难。以后北京发生的事情弄清楚了，他越来越感到危险，进退维谷。恰好陈宝箴把巡抚的事务交卸完毕，在离湘回籍时，让文廷式坐他的官船，一直送他到汉口，幸而避免被捕获。《日本外文文书》，第31卷，竹元规人提供译件
此事系文廷式口述，当属可信。不难想见陈宝箴在救助文廷式时，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余很钦佩陈宝箴深明大义、见义勇为的高尚情操，也深深同情他后来所遭遇的困境。本来，张之洞是他的顶头上司，许多新政建议都是他们俩联衔上奏的，有些方面张之洞比陈氏走得更远，如派人员赴日学习新法。可是，张之洞于戊戌政变后，却能逢凶化吉，直上青云；而陈宝箴则运交华盖，穷困潦倒，病没深山。究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陈宝箴在巡抚任上推行新政、革除陋习时，没有像张之洞那样瞻前顾后，留有余地，两面讨好，奉迎慈禧；而是一往无前，锐意整顿，不计得失，故而酿成后来之灾祸。呜呼，哀哉!
叔子嘱余作序，匆匆写此，海天远隔，不胜神驰之至。孔祥吉 2003年盛夏，写于东京大学研究生院
（资料来源：《陈宝箴集》，中华书局200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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