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评传是我长期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反思成果之一。不仅为自省，也期望引玉。
1957年我从工作了八年的中共南京市委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有幸在三年级选进科研室，参加编写《历史辞典》中近代史部分。毕业后选读中国近代史研究生。1964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学部社科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直至1988年离休。长期来，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都是围绕政治史进行的。所谓政治史就是近代革命史。基本內容是讴歌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反帝斗争、辛亥革命所谓三大革命高潮，评介戊戌变法以论证改良主义不可行；揭露、谴责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批判清王朝卖国残民，以及洋务运动、假维新、伪立宪等新政。以革命事件为主线，自然要赞颂革命领袖和革命者。至于非革命事件、非革命者、后续的志士便较少顾及，即使涉及也缺少研究：
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以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断觉醒和顽强斗争以改变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面貌为特征的。以政治史——革命史——革命家为主线，就把我们所撰写的历史空间压缩得很狭小，而遗漏了许多社会、经济、文化、民族、民俗的內容，即使稍有涉及也言之不详、论之不确。所以，尽管文革前各种中国近代史著述和大专院校讲义达200余种，但没有一部公认为较完善的中国近代史。
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我有幸先后参加过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下册上册全国解放前已广泛发行和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编写工作，但都大业未成，每念及此，所有参与者无不慨叹。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我而言，只能深感愧憾，叹自己水平不高，难负重任。这是两部高人领头、集体编写的院重点项目，作为参与者之一，个人反思，很难道出导致流产的中肯见解。
就伍廷芳这个近代人物，我则可以作一些自我反思，其成果便是这本评传。
20多年前，我参加《孙中山全集》的部分编辑工作，同时发掘到伍廷芳的大量资料。 因此，1986年我撰写了论文《论孙中山与伍廷芳》，并以此文参加了同年在广州举行的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该文自然以突出革命家孙中山为主线。文中列了这样的子目：
“革命家与改革者”。
“民国缔造者与得力助手”。
“反对洪宪帝制的先觉者与后起者”：
“护法运动的倡导者与追随者”，
当时，我自认为主次分明，符合历史实际。文章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也得到肯定。但是，后来在编辑《伍廷芳集》时，深入审读了相关资料和史实，我才意识到伍的幼年遭遇、赴港求学、自费留英习法学的深远影响。1876年他面临两种人生道路选择时，一度踌躇满志，幻想以取得大英律师资格的第一个华人，在香港做一番大事业，而在港英殖民统治下幻想破灭。于是丢弃“殊荣”和优裕生活，1882年选择回归祖国效力。这是伍人生道路的第一次跨越。其后，他效忠君国达30年，译西法、管铁路、办交涉、修法律、任外使。他回国之初，孙中山才随兄走出国门，到檀香山读中学。当时国內还不存在维新变法和革命运动的条件。把伍的归国说成是改良．而与日后发生的翠命运动对比，能算确切吗?辛亥革命的怒潮震撼了伍廷芳的寓公生活，使他从对清王朝的绝望中觉醒，以古稀高龄，主动投身民主革命，丢弃了英国“君民共主”的影响，挣脱了忠君守节的封建思想束缚，反叛清廷，规劝清帝归附共和，这是他人生道路的第二次跨越。此后他与孙中山同南北军阀作斗争，显示了坚持民主和建立法制社会的一贯政治信仰。他在反对张勋复辟，1918年春孙中山离粤后的独立顽强斗争中，临危不惧，令国人刮目相看。直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他坚决支持孙中山，病逝任所。这更是“护法运动追随者”所不能概括的。所以，伍廷芳应该是有其特色的另一种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者的典型。
上世纪后期很长时间，中国近代史的学习与研究所遵循的“八人事件”、“三个革命高潮”的模式早巳被突破了。在学习、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都有了很大进展，许多人逐渐意识到对于既往的学习、研究认真作点反思，于人于己都有好处。对于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资料来源：《伍廷芳评传》，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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