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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荒政书集成》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国家清史编委会资助出版的《中国荒政书集成》,是当前清史纂修工程和中国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中的一件盛事。这套大型史料专书不仅为新清史修纂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史料依据,而且和编委会组织出版的各种“文献丛刊”、“档案丛刊”、“编译丛刊”等史料专书一起,开发、抢救和保存了历史上丰富的文化资源,泽被后世,功在久远。从这个角度上讲,编委会对各种史料丛刊的策划和出版,其意义不低于新修清史。 
    编纂史料专书难,编一套大型的、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史料专书更难。《集成》的编纂者们要对浩如烟海、按经史子集分类的传统文献进行广泛搜集和甄别,特别是对诸如政书、农书、医书、善书等等散见的古籍文献,以至仅见于善本、抄本的各种记载作出悉心研究和准确剥离,确定其中哪一批文献属于“荒政”,为此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十几年前,我曾见当时在人大清史所攻读学位的朱浒博士,大包小包地把各种复印资料背到夏明方教授的斗室里。他们在课题主持人李文海教授的指导和参与下,一面释读史料,条析甄选,一面耙梳海内外学者研究“荒政”的前沿成果,一面又调适自己对于灾荒和荒政的界定,从而形成了编纂《集成》的指导原则和研究对象。这一工作的本身,就是极其艰辛的科学研究。研读夏明方教授为《集成》写的长篇序言,以我理解,如果浅白地讲,荒政是指御灾救荒的“政”和“治”,或者说是指抗灾救荒的政令、制度、理论以及更广泛的应对灾害的治理举措和实施行为。十载辛劳始成此书。清史编委会领导认为该书是“当今海内外第一部系统、完备的中国荒政资料汇编”,这一评语是对编者付出劳动的充分肯定。 
    《集成》的编纂者在总结国内外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第一部荒政专书问世于南宋的划期标准上溯到西汉。但在他们的专书中还是把南宋董煟的《救荒活民书》排在卷首,而将汉唐时代诸如《洪范五行传》、《相雨书》及一些宗教祈祷经文等书目置于附录。这种安排体现了编者的研究意图,即将荒政看成一个随历史演进而逐步人文化、制度化的变迁过程。延续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是一个静态体系,而是经历了一种政治——社会格局的复杂变动和沿革。约略言之,汉唐时代,可以称之为门阀贵族的政治——社会,当时思想文化典籍中关于防灾的主流意识,重在以“天意示警”告诫君王们修德慎行。而以科举制度为枢纽,被有的学者称之为士大夫政治‐社会,是在唐宋之际逐渐形成,到明清才高度成熟的。至今仍在皖南一些地方流传的“三间茅屋书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等民谚,就是当时人们对科举制度的理想化描述。制度变革导致文化下移。自宋至清,逐渐形成了在国家机构和社会层面上具有发言权的士大夫群体,作出了将荒政面向社会并逐步使之体系化的努力,各种相关文献遂成林林总总之势。到清末,从这个群体中涌现出来的思想者和慈善家,反映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近代工商业者的利益和愿望,将传统的国家荒政机制发展为新型的近代义赈机制。从该书编目设计的背后,我们可以体味出几位编纂者丰厚的历史感和对中国政治——社会格局变化的深刻认识。 
    这样编就荒政书,不止于描述灾情荒状的层面,而是成为研究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等专业的一种视角,一个亮点。在人大灾荒史课题组刚建立时,李文海教授就不止一次提出,要让史学走出史学家对话的范围,更有效地为社会现实服务。灾荒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的问题。各种灾荒超越时代、民族和国家的制约,不断地向人类社会挑战。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一面改造自然,一面又在干扰和破坏生态平衡,至今仍频频遇到天灾的威胁。这里,继承古人的历史经验来丰富当代人的抗灾和减灾智慧,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把《集成》看成一项公共文化工程。我很同意戴逸主任在上世纪80年代为《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所作序言指出,灾荒课题组的成果,不仅对于研究清史的学者,而且“各地正在编志修史的同志们,从事农业、水利、气象、地震、病虫害研究的专家们,以及致力国土整治、防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的专家们,将此书置于案头,或则阅读,或则检索,都将从中获得有益的知识和信息。”  
    一项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课题,需要学术带头人的卓越史识,需要一支持续研究、薪火相传的团队,也需要有远见有魄力的出版单位(如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及其所属的天津古籍出版社)对传播他们研究成果的鼎力支持。《集成》的成功出版,取决于这样几个缺一不可的条件。人民大学清史所的灾荒史课题组20多年如一日地对此项研究锲而不舍,我们能不断地听到他们的声音,读到他们的成果,这种情况在学术界并不多见。 
    不过,史学研究没有句号。他们的工作还远未结束。即使是荒政史料的整理和编纂工作,也有待于拓展和深入。这里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在《集成》之后,可否继续把有清一代的灾赈档案也编辑成书。从2004年开始,人大灾荒课题组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学者们合作,着手收集和编纂的清代灾赈档案史料(400多万字),已经整理完毕。《集成》和这批史料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一是后者全部为清代灾赈的专项档案,或者说是集中了自宋至清荒政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总结。二是这批档案可以称之为清代灾情荒状和荒政机制的现场记录,包括奏折、上谕、章程、文书、清册、图录等等,都是在灾荒发生和救荒过程中形成的,和清代荒政实施程序息息相关的原始记录,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荒政逐步转变为近代荒政这一历史新趋势的文字信息。这批档案和《中国荒政书集成》相接相合,互为补充,好比一车之两轮,承载了中国荒政(以清代为主)的各种宝贵的文字资源。如果把这批档案也出版为史料专书,当为清史研究和社会相关部门思考防灾减灾与设计和谐的社会生活,进一步提供帮助。
    (2011年2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