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心史学记》编后记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01 中华文史网 何龄修 参加讨论
2006年春夏间，三联书店编辑部的朋友约我帮助编一本《孟心史学记》。我对三联书店忽然提出这样的计划颇觉意外。因为孟森先生虽然是中国近代明清史研究的一位杰出奠基人，史学界许多人心目中明清史学的泰山北斗，但在对他的学术的研究和宣传方面一向又较为冷落。以孟先生著作的出版论，他的论文集经过整理者商鸿逵先生严格筛选，才得以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年后出版，他的专著杰作《明元清系通纪》在人民共和国成立近六十年、孟森先生去世将满七十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可说是我们学术的一种尴尬。《孟心史学记》的出版计划，说明三联书店编辑部选题的眼光。我很乐意做这件事。因为我一向自认为孟门再传弟子孟先生学术衣钵传人商鸿逵先生是我的老师，为祖师爷学术发扬光大编一本书正是我的责任，岂敢推辞。时机也很好，不久就将迎接孟先生诞生一百四十周年，正可借此表示纪念。于是我答应成为主持此项工作的编辑的助手。在工作进行中，我才得知此书就由我来编辑，三联书店不另出专人。这样我又犹豫起来。首先是因为我不懂得什么是“学记”。我琢磨，也向朋友请教：它是一种传统的学术史体裁吗？它应该收录什么内容的著作？这书如由我编，可是要我做主的事情。从已出版的一些学记看，某人学记既收有关其人学术思想、成就、方法、风格、传承、影响等等的文章，知人论世，也收有关其人经历、人品、嘉言懿行的文章。1984年，三联书店编辑部所发《蒙文通学记》约稿函说：“希望川中对蒙老学术成就确有认识体会者，写出学术性论文或记叙文，阐发他超越前人、补史证史的功力。同时组织熟知蒙老的学人，就他的治学方法、待人接物等等，写出学术性的回忆。”[1] 约稿函规定的正是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依我的理解，以其为学记，更侧重于阐发其学术的方面。文章作者则首选门弟子专辑门弟子文时特称“问学记”，实际上很广泛，友好、后学，包括广大读者、仰慕者都可以执笔，但需要“确有认识体会者”。这样看来，我觉得《论语》仿佛即其滥觞，是最早的学记（问学记）。我因推辞不成，自觉有所领悟（实则似懂非懂，可以照猫画虎），就默认了三联书店的要求。 具体到孟先生，我们还要确定一些事情。我们还得将视角集中到其史学成就上。诚然，孟先生厚德多才，但他是以史学家名世的，他的主要成就在明清史，这也是为他编一本学记的惟一的决定因素。至于他的其他事迹和成就自然不应忽略，好在后来有了专文绍介，不致成为缺陷。这是关乎全书内容范围和重点的问题，必须首先明确的基本判断。而最为难的是，现成的关于孟先生的认识性、回忆性文章很少。当年他的四位很亲近的学生商鸿逵、单士元、张鸿翔、吴丰培，只有商先生写有关于老师的专文，其他三位都付阙如。记得曾听王毓铨先生说过，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最喜欢与孟先生谈话，但他从来没有写过文章就这些知识含量很高的谈话做点回忆。杨向奎先生也很尊敬孟先生，同样没有写过有关孟先生的专文。因此，我们决定辑录孟先生本人关于治史的语录，同时广泛辑录诸多论文、日记、函件等文献中对孟先生的点滴回忆和议论，以增加字数。这是初步摸底后就定下的。 经过不到一年的积极工作，全书编定。 整个工作过程对我是很大的教育。我读着前辈学者的专文和片断，那些对孟先生学术的分析、赞叹，令人十分感动，加深了我对心史先生的认识。我和我的同辈人（王戎笙、罗仲辉、商传等）没有受过孟先生的直接教育，只是学习、研究、领会他的著作和人生。回想我当年撰写孟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文章，只是因为商先生突然辞世，纪念孟先生的活动无人操办，急于秉承商先生遗愿而作的，实际上就我的学力而论可谓鲁莽从事。当然，每个人看问题都是从各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出发的，我不是指因此影响对问题的分析。我是说，要想对孟先生的学术有深刻的理解、允当的评述，需要在史学上特别是明清史专业上对应地拥有足够的功力，而我的差距、欠缺就太大了。因此，我的工作浅薄、疏漏是必然的。我们这一代人也老了，在研究、宣传孟先生学术上不可能再有大的作为。然而，孟先生学术的流传、发展，不绝如滚滚江河。最令我兴奋的，是新一代孟先生学术的喜好者、研究者开始登台亮相。本《学记》辑入的孙家红、尚小明两先生的专文，其特点是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反映了孟心史学术研究的新气象，显示出心史先生学品人品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 本书虽由我署名编辑，实际上是集体完成的成果。王戎笙、郑克晟、商传、单嘉筠、邱居里、孙家红、尚小明等先生（女士），作为作者或作者后人，不仅同意将作品收入本书，而且帮助我们收集其他材料。其中单嘉筠女士是孟先生高足单士元先生幼女，自学成材。她专为本《学记》赶写一文，并提供珍贵照片和孟先生手迹复印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没有其令尊专文的缺憾，盛情可感。邱居里女士仔细复检了自己原稿目录，改正错误，补充新材料。陈智超、曹广顺等先生也热心给我们找文章，陈先生关注尤多。我把两项专题辑录委托我的同事、忘年友孟彦弘先生完成。我知道他知识赅博，兴趣广泛，藏书丰富，定能胜任愉快。他欣然答应承担，如期交卷。两辑内容果然琳琅满目，使我深感惊喜。“治史语录”凝聚孟先生治史实践心得，“杂忆杂评”虽属点滴片断，不成系统，却有许多画龙点睛之笔，闪耀着孟先生为人为学的夺目光彩，足资启发、参考。此外，三联书店编辑部实际上与我一道工作。我们密切联系，及时通气、商量，解决问题，许多事尤其有关交涉的事都是由他们去做。没有这些热心帮助、真诚合作，不可能把书顺利编出来。我对各位先生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即将付排，我请同事好友、本书作者之一王戎笙先生一展他的书法风采，题写书名。戎笙先生建议从郭沫若先生书法资料中集字，并且很快就集好赐寄。我对此深为感谢。郭老是我们历史研究所的老所长，他的书法极富神韵，为本书大大增添光彩。 《明元清系通纪》是“可以补明清两史的阙漏，揭发清世隐讳之秘密的一部空前伟著”，[2]在孟先生著作中具有特别的地位。我强烈期待本《学记》能收入至少一篇谈《明元清系通纪》的论文。为此，我曾约请在京几位同行撰此重头大文。但写好这样一篇文章谈何容易，何况大家都各有自己要忙的事情。我企望再三，最后仍难如愿。这是我编完本书后最大的遗憾，一种怃然自失的情绪笼罩心头，久久挥之不去。我期待高明来哲写作此文的心情也更为殷切，即使来不及收入本书也没有关系。 还有几个具体的问题要说明一下。 本书所收文章，只有郑毅生（天挺）先生的大作《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纪念孟心史先生》，由其哲嗣克晟先生依据毅老《<心史丛书>序》手稿略作增补。[3]陈生玺先生的大作，是从《清史研究概说》一书摘录有关部分而成，由作者另拟标题，并就文末一小段增补数语。其他诸文都没有修改、增删。诸文关于孟先生的生卒、字号等等，有不同说法，我们也没有统一，有的问题还留待研究。吴相湘先生有《明清史权威孟心史》一文，刊于《民国名人传》第一册，内容、结构与《我的业师：孟心史先生》略同，我们就没有收录。又《孟心史先生的遗诗》，发表时署名罗莘田，莘田即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表字，换署罗先生通用的大名，特一并说明。 本《学记》文章次序，依据诸文的内容、体裁分出大类，各类内则仍视作品内容，结合考虑作者年龄、身份由于学记的性质，自宜首选与孟先生关系较深的学生，进行排定。几个大类依次为：综合性论叙文、小传、回忆追述文、杂忆杂评、孟先生专门著作评议考订文，殿以孟先生本人治史语录，附录孟先生史学著作目录。 此次我们共辑得孟先生小传四篇，四篇各有千秋。王钟翰先生作《孟森先生传略》，着重分析和论述孟先生明清史学成就，王戎笙先生作《孟森小传》，评介其生平和学术，比较均衡。张惟骧先生作《孟森小传稿》、美国学者包华德编《孟森传记》主要叙述孟先生经历，但包编传记更关注他作为政党领袖的活动。四传虽不免有所重复，但都因自己的特色而具有参考价值，我们决定一并收录。 全书提供完整文章的作者近二十人。现在还有几位作者或其后人我们不明情况，没能取得联系，深感抱歉。本书出版后，三联书店当继续寻求联系，如蒙作者或其后人得到机会主动与三联书店联系更好，三联书店将按规定致送样书和稿酬。 2008年正值盂森先生诞生一百四十周年、逝世七十周年。这是值得纪念的。预计本书出版发行适逢其会，正好成为献给孟先生的辦香。这是难得的巧合，令人无比高兴。我曾从清史的角度说：“回首百年，给清史学贡献最大的，首推孟森。他给清史学提供的新的东西，至今无人能及。也就是说，至今无人提供出能与他比肩或更大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清史学新成果。这是百年中涌现出的一位令人景仰的清史学大师。”[4]现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孟森著作集》，三联书店推出了本《学记》，出版界为我们提供了研习的素材。但从《明元清系通纪》问世起已过去七十馀年，而后人竟没有写出一篇研读此一巨著的心得体会的文章，检讨我们在学习、继承优秀史学遗产上所取的态度、所做的工作，也可见差距有多大。作为明清史后学，我们为此感到惭愧，我们不能忘记自己肩上那一份承前启后的沉甸甸的学术责任。在纪念孟森先生诞辰。忌辰的时候，我们应该利用这些最新出版的素材，学习前贤，步武前贤，光大前贤，超迈前贤，为明清史学的发展做出较大的创造性的贡献。 何龄修 二〇〇七年五月于五库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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