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著名明清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明史学会会长南炳文先生和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白新良先生主编的10卷本、300多万字的《清史纪事本末》，日前由上海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该书的出版，使传统的史学体裁焕发青春，同时弥补历史学界和出版界的一项空白。
《清史纪事本末》新闻发布会于6月1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本书主编白新良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李治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穆鸿利等专家出席会议并发言，包括中央电视台、央视国际网络、光明日报等十余家媒体均受邀参加。
据策划出版该书的上海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姚铁军同志（同时也是该书的责任编辑）介绍，本社之所以选择出版该书，是因为该书弥补了历史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个空白，从学术出版的意义上说，重视历史类学术图书的出版一直是该社建社10年来的一个良好传统，也是该社尝试通过大众历史读物试水图书市场的一项重要举措。
《清史纪事本末》一书酝酿起笔到完稿整整历经3年时间，承担此项目的是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炳文、白新良教授等为首的十位明清史专家。第一主编南炳文教授身兼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第二主编白新良身膺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他撰著者皆为著名史学教授，其中4位为博士生导师。该书纪事朝代及作者分别为：第一卷入关前（白新良撰），第二卷顺治朝（李小林撰），第三卷康熙朝（姜胜利撰），第四卷雍正朝（乔治忠撰），第五卷乾隆朝（白新良撰），第六卷嘉庆朝（林延清撰），第七卷道光朝（吴振清撰），第八卷咸丰、同治朝（傅美林撰），第九卷光绪朝（米镇波撰），第十卷宣统朝（傅美林撰）。
本书第一主编南炳文先生，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明清史专家，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天津市政协常委，原为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著有《南明史》、《明史》、《清代苗民起义》、《清代文化》（合著）、《中国古代史》（合著）、《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合著）、《中国通史》（第八册合著）、《天津史话》、《天津古代人物录》（合著）、编有《明史研究备览》（合编）、《明清史资料》（上册 合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合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合编）。译有《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合译）等。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本书第二主编白新良先生，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清史专家。著本书第一卷、第五卷，著有《乾隆传》、《清代中枢决策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正统景泰帝传》（第一作者）、主编《康熙帝全传》。
《清史纪事本末》一书共分10卷（精装，总定价480元），每卷约30万字，记事约50件，全书共记约500件。记事范围上起清太祖，下迄宣统帝。其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力求全方位地扼要反映有清一代的历史面貌，特别注意记载那些有时代特点、包含有重大经验教训的事件。取材根据为清代各朝实录以及清末以来学术界已发现利用过的各种史书、档案及其他文献等。在编写中，作者们坚持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力求事实准确，旗帜鲜明，凡遇学术界有不同意见的问题，则按照编者认为最可信的意见进行编写，而对不同的说法也根据需要，加以适当的介绍，以存异说。为了便于读者把握要点，每件记事的末尾，都写有三、五百字的评论。
此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具有重要意义。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说：“纪事本末虽是一种新创之体，而在中国历史里，还沒有这一体的好书。” 另一位国学大师梁启超在他著名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也曾说：“研究历史根本目的之一，是‘鉴於往事，有资于治道’，而最简的办法就是研究历史大事。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纪事本末体作为中国史学传统的三种基本体裁之一（另外两种体裁则为编年体和纪传体），该体裁“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把历史上的大事件区别为若干子目，在每一个子目里把有关大事有始有终地记载下来，独立成篇，对大众读者和初学历史者来说是更为合适的体例。该书的出版就是添补此领域空白的一项力作、大作。
该体例自宋代开创以来深受学者和读者的欢迎。该体例史书自南宋袁枢沿习《资治通鉴》笔法而撰写出《通鉴纪事本末》（42卷），创立了纪事本末体，以后宋辽夏金元明清各代，都修有“纪事本末”。明陈邦瞻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高士奇有《左传纪事本末》、李有棠有《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张鉴有《西夏纪事本末》、谷应泰有《明史纪事本末》，民国初年黄鸿寿有《清史纪事本末》（文明书局，191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再版）等10余种纪事本末体史书相继问世。纪事本末体史书克服了编年体和纪传体“首尾难稽”的缺点，能作到“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这在史书体裁上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历史作为过去发生的事实，其内容不能改变，但书写她的笔法却可以不断创新。尤其是对于断代史的编写，中国三大传统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种史体，或单独采用，或兼而用之，或综合创新成“新编年体”、“新纪传体”、“新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写年，纪传体写人，纪事本末体写事，不拘一格，各具特色。虽手法有异，但宗旨都是为了明古存史，鉴往通今，察下知来。
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令人满意的用这种体裁编写的清代史书。内容包括整个清代、用纪事本末体裁编写的史书，以前只有民国初年黄鸿寿所撰80卷40万言本《清史纪事本末》一种。此书有一定的价值，但所记起努尔哈赤建国，止于宣统退位，总共提出的事件才80个（一卷一事），内容过少。其资料主要依据蒋良骐的《东华录》、一些私家记载及耳闻目睹所及，对于清代各朝的“实录”、宣统时期的“政纪”以及清代国史馆编写的诸臣列传，均未采取，至于清朝留下的大量档案，更是未加利用，这显然是十分贫乏的。
清史作为中国整个历史的一部分，尤其不可不给予充分的重视。有清一代是中国版图的奠定时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大发展时期，是封建的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的时期，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向内外压迫者坚决斗争的时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大总结时期，是中外思想文化空前规模地大碰撞、大交流的时期……其中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有鼓舞人心的光辉业绩，也有促人猛醒的历史耻辱，如此等等表明，不断重温有清一代的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实属必要。更应指出的是，清朝距今时间甚近，这使这种必要性更为增大。清朝之灭亡距今不过80多年。虽然今天的中国社会绝非清代之可与同日而语，但是，今天和清代在具有本质性区别的同时，还有密切的联系，今天的一切都是从清代直接或间接演变而来的，要想认识今天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的来龙去脉，就不能不追溯到清代的历史。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比如今天省、地、县的行政划分，与清代省、府、县的设置有密切关联；今天的许多现代化工业部门，其起源乃在清代后期的各种近代工业的开办；清朝灭亡后中国外交关系的演变，其重要的起点之一即是清代历史上外国帝国主义所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可见，清代的历史与今天息息相关。
对于清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问题， 近年来学界对清朝前期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日趋明确。普遍承认它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它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与稳定，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的积极作用。清史研究者们还从世界历史的范围考察了清朝的历史地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戴逸认为：“清史，离我们今天很近，……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果要了解其究竟，追溯其来历，都离不开清史。”在讨论清代前期历史之地位时，“应该持两点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清代前期的历史既有它伟大的一面，也有它渺小的一面；既有它光辉灿烂的成就，也有它黑暗苦难的经历”。王思治认为：清朝前期历史的客观实际决定了当时的社会只能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向前迈进。然而，外部世界却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欧洲资本主义的先遣队正在源源东来，殖民主义在亚洲十分嚣张的时期。清代前期也正是抵御外来侵略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时期。傅衣凌认为：明清时期的历史地位值得重视，它正处于东西方变化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后代人为前代人修史的传统。概览全书，该书给人的一个总体印象就是开辟了一个新形势下认识中国清代历史的新途径，是新时期中国历史编纂学创新的一个成功范例，系弥补空白之作。具体说来有以下4个突出特点：
1.理论方法上坚持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该书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用传统的纪事本末体裁编写一代史书的一次成功尝试。作者们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凡遇学术界有不同意见的问题，则按照作者认为最可信的意见进行编写，而对有不同说法的人或事，也根据需要加以适当介绍，以存异说，力求事实准确，内容丰富、可靠、观点正确。
2. 内容上坚持学术性与评述性的统一。该书既坚持中国优良的修史传统，严谨处理相关史料资料，做到史有所出，论有所据，又努力照顾现代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研究兴趣，在每件记事的末尾都写有三、五百字的评论，以便于读者把握要点。
3．史体上在坚持传统的纪事本末体的基础努力加以创新。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令人满意的用纪事本末体编写的清代史书。这种体裁的史书把历史上的大事件区别为若干子目，在每一个子目里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把有关大事有始有终地加以记载，独立成篇。该书即是既立足这种体裁，又跳出体裁的旧有局限，既从纵向方面，系统表述大清一代自开国到清末的宏观场面，又从每一篇每一节的横向方面，尽可能综合地表述历史，给人以系统感、整体感。该书与民国初年黄鸿寿主编的同名书《清史纪事本末》比较，黄著所选事件仅80件、40万言，实属过少，不足以全面反映清朝历史，而且又是文言文，也不便于现代读者阅读。这次重新编撰的《清史纪事本末》，则选取了发生在清朝（含入关前）近300年历史的500件大事，用翔实可靠的史料记述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并在叙事之后置有精炼、深刻的评论，从而较全面地反映出清代历史。
4．写法上坚持时代性和通俗性的统一。该书本着历史为当下现实服务的意识，采用通俗白话文的形式写作，包容量广阔，便于大众读者阅读。加之纪事本末体这种史书体裁 “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体例特点，更适合大众读者和初学历史者的需要。
本书的出版不仅有着较好的社会效益，而且也必定会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随着当下各种清代历史影视剧的热播和央视“百家讲坛”等节目对清代历史的讲评，大众对清史的了解热情日益高涨，像阎崇年先生的《正说清朝十二帝》等一批清史读物都已在图书市场上取得了不俗的发行业绩。日后随着大众对清史浓厚兴趣的持续，尤其是清朝灭亡100周年的2012年的日益临近，清史类大众历史读物仍将有其广阔的市场前景。未来几年“清史热”将一直继续下去。
（资料来源：故乡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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