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洪门史研究的新体系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1:11:33 中华文史网 蔡克骄 参加讨论
洪门史的研究,是一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课题,百余年来,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探索。但就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而言,并不尽如人意。清代的洪门,作为秘密结社,由其本身的性质,其所留下的资料真伪混杂。因此这个课题留下的疑难问题很多,尤其是一些重大问题,如它的起源、性质和作用等,使得今天在研究了解时,常常会感到扑朔迷离,难以解释。 胡珠生先生的《清代洪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５月出版）,对洪门发展的历史,对洪门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洪门史资料的评价,对洪门内部各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用,都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对一些学术界有争议的事件和人物,根据第一手材料作出了新的评述,对记载歧异,或隐讳,或失实的史料进行考订排比,作了去伪存真的工作,书中颇有创新之处,是迄今为止同类著作中最为全面系统的学术力著。 有关洪门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最早出自洪门内部流传下来的一些抄本、传说。三四十年代,会党中人也相继出版了一批会书和会史,如刘师亮的《汉留史》、陈培德的《海底》、李子峰的《海底》、刘联珂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张的《金不换》、朱琳的《洪门志》和戴洪光的《洪门史》等。由于其所用的材料在代代相传、辗转抄录过程中,颠倒错乱之处在所难免,多半失真,其中还附会了不少离奇的神话。后虽经史学界多年的考证,仍没有统一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康熙甲寅年（１６７４年）创立的,其主要根据为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反清复明根苗第一》的记载。有人认为应是雍正甲寅年（１７３４年）创立的,主要根据是依据英国伦敦博物馆所藏的《西鲁叙事》和《西鲁序》（见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有人认为是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年）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首创（见蔡少卿《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６４年第１期）,其主要根据是北京故宫有关天地会的档案资料。台湾有学者认为,天地会是继承了以往民间秘密结社的传统,是由各异姓结拜组织及地方性械斗集团发展而来的,其初兴时不必一定立有会名,起源实早于康熙初年（庄吉发《清代天地会起源考》）。而在胡著《清代洪门史》出版之前,学术界倾向于乾隆二十六年说,认为该说史料根据比较充分。 胡著考证洪门创立,以其独特的眼光,从洪门会书入手。会书是洪门内部文献的总称,或称会簿、秘书和文书,内部隐语为“衫子”、“海底”或“金不换”。它包括图象、根由、誓章、规条、联对、诗歌、手语、腰凭、暗号及茶酒杯碗格局等多方面内容。是洪门成立后用以发展组织、联系内部人员的基本依据,也是区别非洪门会党的标志。现存的洪门会书出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它都是与洪门在特定时期的状况相联系的。繁复的内容、驳杂的体系、隐晦的文字,令人眼花缭乱,如读天书,但它第一字句又都有确定的含义。其叙述洪门创始人均用化名,更为后人解读带来困难。胡氏试图通过各种会书的内在联系,参以档案材料,证以历史事实,对会书的形成、传播、发展、流变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填补了洪门史研究中的一大空白。 胡著对洪门会书所作的创造性研究,是根据各种会书的因袭和变异规律,对现有会书的“辈份”进行排比,提出判别会书原始程度的五项标准:一是直接或间接的年代记载;二是足以自明的原始内核;三是内容结构的严整性;四是各本比较中所处的位置;五是是否使用起源地区的语言和地名。通过纵向和横向多角度的对比,考证出现存最原始的会书是《姚大羔会簿》。 胡珠生先生以会书作为认识洪门历史的钥匙来揭开洪门创立的谜底,指出康熙甲寅年创立是洪门内部比较一致的说法,并佐以“甲申始,必以甲寅变”的“星命学”与吴三桂有关的“西鲁根苗”、“浙闽总督禁止结盟”的时间以及对“天地会根由”:“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和《水先成》诗的解读,坐实了天地会产生的确定时间、确定地点和确定创始人。在其一环扣一环的考证下,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在各派众说纷纭、次序紊乱的前中后五祖问题上,胡著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五祖”应是原始会书姚本中所记的吴天成、洪大岁、李色地、桃必达和林永招。如果我们将其这一研究成果和《天地会锦囊传》（洪顺堂编,台湾古亭书屋版）中的图像作一对照,便可知这一问题已不辩自明。《锦囊传》图１４—１８蔡德忠、方太洪、马兴超、胡德帝、李式开,这通常被认为是前五祖的,在图中作站立、手持短兵器状;而图１９—２３吴天成、洪太岁、桃必达、李式大、林永超则是盘腿稳坐,手持拂尘。两者在洪门中的地位孰高孰低,孰先孰后已是很明显的了。 尽管对五祖的解读,还带有一些破谜的性质,是否定论还可商讨。但胡著一出,洪门创始于清初说再一次被肯定,而乾隆二十六年说相对黯然失色。这还要归功于胡氏对乾隆初以马朝柱为首的洪门活动的研究。乾隆十二年四月,自幼出家,以后还俗,原籍湖北蕲州,移居江南霍山的马朝柱和结盟兄弟霍山护国庵僧正修策划反清起义,其所用的舆论宣传、组织形式都是典型的天地会形式。胡书指出:一、反清起义的主要表现:１、拥戴明裔幼主朱洪锦,号召反清兴明;２、诏书以“天运”纪年;３、发辫外圈蓄发为记;都是天地会特有的。二、盟誓入会方式:１、歃血吞符,结盟上名;２、出银入伙;３、有盟神表文和叙文;４、“每次拜盟,拿出双刀摆上”;５、“露了机关,用桃符钉死”;也都是天地会特有的。三、使用的特殊词汇,如“万山”、“三关”、“日月”、“公主”、“军令”、“丹凤朝阳”和“兴复明朝”等,均见于原始会书。乾隆十七年四月马朝柱的起义遭清军镇压,僧正修等“从逆党羽”均被捕获,惟马朝柱逃脱,始终未获。后有嘉庆十九年江西崇义县以钟体刚为首的天地会结拜时,均设立祖师马朝柱牌位。 马朝柱案是对天地会创于林爽文起义前不久说的一个有力的否定。因为坚持乾隆二十六年说者认为:“如果说天地会果真是康熙十三年创立的话,那么从其创立到林爽文起义,相距一百多年的时间,而中间没有活动,这是很难想象的。反之,如果林爽文起义之前天地会已有活动,那么天地会的名目长期不被清朝统治者发觉,似乎也不大可能。”（《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４９页）天地会名称是否林爽文起义首次使用,这还有待研究,但作为洪门组织,在此之间便已存在,并多次开展反清活动则已无庸置疑。 胡著提到吴三桂余党对洪门创始的影响,是发前人所未发。洪门内部传说中有“西鲁根苗”,它的内容近乎神话。说的是康熙十一年,西鲁和清兵发生战争,清兵屡被西鲁打败,清廷悬榜招贤,广求将才,少林寺和尚揭榜应募的故事。对这一问题,人们习惯于以少林寺为主线,从闽浙抗清力量出发,着眼于万禄、万义等人叛清以至响应吴三桂起事的过程。胡先生认为这并不全面,西鲁根苗应还有另一更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反映吴三桂祖孙反清复明的历史。吴三桂迎清兵入关,击败李自成,有大功于清,而康熙削藩逼反,终于在甲寅年大举反清。这一史实远较少林寺主线重大得多。之所以暖昧不明,在于吴三桂绞杀永历帝,其生平为亡明遗老所不齿,故有所隐讳。于是“西虏”李自成也转为“西虏番”。胡珠生先生根据洪门会书中有关记载,指出:洪门号布上有“参太洪化”,而“洪化”即为吴世璠的年号;洪门诗句有“松柏林中是我家”,而吴三桂安福园王府之左,“松柏高三丈许者移种皆活,历三年园成,与吴复庵等弹琴赋诗,徜徉其间”。乾隆十七年马朝柱天地会起义提及“吴三桂子孙吴承云”,起义后所发纸牌提及“甲申年”、“甲寅年”、“大明山”、“石城府”,并两提“吴明王”。洪门内部长期流传的《江湖原由》提到:“李自成逼明主命丧幽冥,吴三桂、洪承畴心怀不忍,龙开文、左文明共起义兵;遵香规,立山堂,由此而盛”等,都足以表明吴三桂在洪门内部是有影响的。 胡著在洪门史研究中的又一突破,是哥老会的起源以及和天地会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哥老会名出很晚,在清代官方文书上最早出现是同治四年。在雍乾之际川陕一带有啯噜活动。最初人们以为“哥老”原名“角脑”,即“龙头”。后转为啯噜、哥老。胡珠生先生原也赞成哥老会即啯噜之说。著文《哥老会起源初探》（《新史学通讯》１９５２年第１２期）认为二者同发生于四川;二者发音异常相似; 啯噜有“红线”、“黑线”,哥老也分“红帮”、“黑帮”。“哥老会”名称出于同治之后,此前称“啯噜”。此说自五十年代初发表以来,海内外学者研究哥老会问题,大都和啯噜联系在一起。随着对资料的不断积累,认识的深化,胡先生在新著《清代洪门史》中毅然对旧说作重大修正。他说从啯噜奉崇张献忠为先辈祖师来看,其和哥老会的宗旨格格不入;再者从啯噜和哥老会在清末并存的事实来看,两者也是不同的组织, 啯噜的活动并未因哥老会的盛行而消失。因此,雍乾间活跃于川陕地区的啯噜不能和哥老会相等同。他在《清代洪门史》第六章《哥老会的形成过程》中认为哥老会是洪门系统,其直接前身是“边钱会”,它是天地会发展到四川云贵以后,以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广西的添弟会、湖南带有青莲教色彩的添弟会,都曾对以贵州为中心的哥老会的出现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些独到的见解,令人信服。作出这样的修正,除需掌握历史事实根据外,还需要有面对真理的理论勇气。 从中可看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尊重科学的精神。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尊重科学的精神,还表现在作者在对已有的洪门史研究成果所持的客观态度。胡著在天地会创立时间问题上是持康熙说的,与持乾隆说者在学术上是对立的。但是胡先生在书中如实地分析了持乾隆说的诸先生的学术业绩,推崇他们“在洪门史研究中作出重大贡献”。肯定他们首先利用历史档案,“把洪门史研究转到以档案史实为基础的轨道上,使得会党内部凑合附会之作黯然失色,从而洪门史研究才能摆脱主观猜测,真正成为科学”。同时又针锋相对地指出该派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旗帜鲜明地展开学术争鸣。 此外,在辨别传会统系,重视地域特色,有秩序地阐述洪门在各省的发展,也是该书区别于他著的成功之处;在剖析洪门本身特点,阐明其组织形式、阶级基础以及历史作用和局限性方面也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洪门史研究要有所突破,必须从会书入手,这是正确的方法。但如何正确地认识会书,解读会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清代洪门史》在这一领域作了初步尝试,它必将推动洪门史的研究更深入的发展。 （资料来源：《浙江学刊》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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