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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著述


    有关清代历史的著述按编写时间来讲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清朝当时人所编写,其他的为清亡后史家所著。
    清朝统治者和知识分子都对史书编写非常重视,官方设有国史馆、方略馆和武英殿修书处等修史常设机构,称为“内廷三馆”,掌管清代通史、战争专史、一统志等史书的修撰和刊刻。除内廷三馆之外,还设有起居注馆、玉牒馆及其他一些临时性的修书机构,如三通馆、四库全书馆、蒙养斋馆等。除官方修史之外,知识分子的修史活动也很发达,主要集中于清人文集、传记、笔记等部分。清人留下了大量的有关清史的著述,包括档案、丛书、文集、传记、政书、方志、谱牒及编年体、纪传体的清代通史著作,比较著名的有历朝清实录、《东华录》、《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五朝大清会典、《皇朝掌故汇编》、《枢垣纪略》、《圣武记》等等。
    清朝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外国人大批的来到中国,他们在华期间和回国后记载了一些有关清史的著述,这些著述有朝鲜文资料、日文资料、俄文资料及欧美等国文字资料。
    朝鲜文资料有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台湾珪庭出版社编《中韩关系史料辑要》、《燕行录选集》;日文清史资料有间宫林藏的《东鞑纪行》、《华夷变态》,《鞑靼漂流记》等。
    清代西方包括俄国官员、教士、商团的大量来华,因此西方和俄国人著述中有关清史的著述颇多,据冯尔康先生统计约有以下数种:
    西方人著述:
    白晋《康熙帝传》、张诚《张诚日记》、巴多明的《巴函选译》、樊国梁《燕京开教略》、魏特《汤若望传》、玛噶尔尼《乾隆英使朝观记》、普兰德·白科好司《慈禧外纪》《清室外纪》、朴笛南·姆维尔《庚子使团被围记》、卡尔《慈禧写照记》、匡卫国《鞑靼战记》、南怀仁《鞑靼旅行记》、张广成《对大鞑靼的历史考察概述》、J?I?德斯得利《准噶尔贵族侵扰西藏目击记》、宋君荣《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L?S?福斯特《访问太平天国》(附《罗孝全的公开信》)、佐佐木正哉《咸丰三年厦门小刀会叛乱》、松浦章《中国商船的航海日志》、A?W?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选》
    俄国人著作
    巴德玛耶夫《俄国与中国》、班蒂什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瓦·巴·瓦西里耶夫《中国的发现》、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传教士团和俄国贸易》、戈鲁勃佐夫《阿尔巴津古城史》、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格鲁兹捷夫《阿穆尔》、达维多夫《满洲和蒙古东北部的殖民》、卡扎宁《义杰斯与勃兰德使华记(1692-1695)》、廓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科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马克《黑龙江旅行记》、马尔坚斯《俄国与中国》、俄国外交部编《俄中条约集(1689-1881)》、波兹德聂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一、第二卷、萨多夫尼科夫《我们的新土地发现者(西伯利亚殖民史话1581-1712)》、帝俄地方自治会《黑龙江地区》、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一卷、第二卷、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阿尔谢尼耶夫《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等。
    清朝灭亡之后学术界一面加强对清史的研究,一面撰写清史著述,较早的有民国清史馆修的《清史稿》、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朱彭寿的《旧典备征》《安乐康平室随笔》、吴增祺的《清史纲要》、许国英《清鉴易知录》、文明书局编辑的《清鉴辑览》及日本人增田贡原的《清史览要》等著作。
    民国初年,随着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和原存清宫档案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此做了初步的编辑整理。之后,一些学者对清史进行拓荒性研究,代表人物有梁启超、萧一山、孟森等人。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早年结识康有为,研究新学,宣传变法。戊戌政变后,政治上日趋保守。1918年起脱离政界,此后专事讲学与著述。史学是其所长,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一方面批判“旧史”,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所谓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另一方面有积极引进西方的思想与方法,倡导“新史学”,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著有《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史》等大量著作,给后世的史学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孟森(1869—1937),号心史,是中国著名的清史专家,一生从事于清代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其主要成绩为:清朝先世源流的考定、满洲名称的考辨、八旗制度的考实、雍正继统问题的考证和清初史事人物的考辨等。有关清史专题的研究文章有:《满洲名义考》、《满洲开国史讲义》、《清国号原称后金考》、《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八旗制度考实》、《科场案》、《金圣叹考》等。《明元清系通纪》讲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心史丛刊》、《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刊》等。迄至目前史学界充分肯定孟森是我国近代清史学派之开山祖,其清史研究成就,专著十数种,单篇论文近百篇,这些著作对清前史和清史中的主要历史事件、人物、典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考证,为清史研究的奠基性著述,反映了作者在其所处时代所能达到的水平,对今天的明清史研究仍有重大的影响。
    萧一山(1902-1978),本名挂森,号非字,江苏锡山(今徐州市)人,著名清史学家。二十年代初就读于北京大学,深感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观点纰缪、疏舛颇多”,而国人所作清史著作又过于简略发愤著一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的清代史,最终著成《清代通史》。《清代通史》摆脱了封建时代纪、传、表、志的传统修史体例,以当代新式的通史体裁,对有清一代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评述,对清史学科的建设起了推动作用。此后一直致力于清史研究。先后写成《清代通史》三卷并《清史大纲》、《曾国藩传》、《清史》、《中国近代史概要》、《洪秀全传》等著作,同时搜集整理出版了《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太平天国诏渝》、《太平天国书翰》、《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等文献汇编,其成果至今为学人所重视。萧一山的史学思想主要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宣传“大中华”意识,并将这种史观贯穿于他的历史研究和著述中,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萧一山对清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人们将他与孟森并称为中国清史研究的两大奠基者。
    稍后,学界涌现出一批颇有学术成就的清史专家,如郑天挺、傅衣凌、王钟翰、杨向奎、商鸿逵等。这些处于新、旧转折过程中的学者,既有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又不同程度地接受和运用了唯物史观,他们致力于清史、满族史或清代学术的研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卓有成就和贡献,从而把清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尽管清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上述学术成就多反映在清史有关的某些领域如经济史、民族史、思想史等,或属某些专题及一些重要人物、事件与典制方面。不过,学者以个人之力,很难构建成内容全面、系统完整的清史体系。尽管国家也曾数次决定依靠国家之力组织学者完成一部大型清史的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未有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能反映时代精神和面貌的大型清史出现。
    材料来源:本网编辑部,据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