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敦福/魏泉]解析都市传说的理论视角(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6:11:09 学苑出版社网站 张敦福/魏泉 参加讨论
语言学的解析 语言是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不少学者尝试从语言学的角度去分析和解释都市传说。语言学的视角（linguistic approach），有时被称为语言－结构分析（linguistic－structural analysis）。对传说的语言－结构分析来说，完整的叙事文本，或至少“可作为叙事的”文本，是必不可少的。 按照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说法，一个完整的叙事具有六个结构性要素：点题（abstract），叙述者叙述前对故事的简要概括；缘起（orientation），叙述者对故事时间、地点、人物及其活动和环境等外部因素的描述；进展（complicating action），故事本身发生发展的过程，是叙事结构的核心；评议（evaluation），叙述者的看法、态度和观点；结局（resolution），事件的结束、人物命运等；回应（coda），与主题的前后照应。按照这个思路，民俗学家W．F．H．Nicolaisen研究了《吓唬人的人反倒被吓着了》传说｛4｝的28个异文，结果发现只有三个因素构成了传说的叙事核心，它们分别是缘起、进展和结局。他还发现，作为都市传说的叙事，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即讲述者知晓的某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在缘起部分被省略或隐藏了，只是到了说完“进展”的时候，才告诉听者。例如，在“吓唬人的人反倒被吓着了”传说中，听众只是到故事的结尾才被告知，人们为一对男女安排了一个晚会，打算给他们来个惊喜，结果却发现他俩一丝不挂。Nicolaisen认为，缘起部分在讲述中被推延，这是很多都市传说相当重要的结构特征。而且，故事讲得成功与否，明显地依赖于故事讲述人怎么聪明机智地操纵。也就是说，“这个故事讲的是Reggie Jackson乘电梯的故事”，或者“你知道有条都卜曼狗嗓子被手指头卡住的故事吗”？｛1｝或者“故事中的这个女人想把他风流成性的丈夫的保时捷贱卖”。｛2｝这样的结局或解释只有出现在故事结尾才有感染力，听起来才更有效果。 此后，Nicolaisen继续研究该方向，撰文解析了“消失的搭车客”的叙事结构。该论文还批评了布鲁范德等著名学者，认为这些作者的著作只是传说的缩略本而已。这种批评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来说，录音机放出来的传说讲述过程，远比那些从录音机转化成的可视材料更受欢迎。尽管后者可能是精心制作，也为不少学者所偏爱，认为是个简便易行的方法，但这样获得的资料暴露有重大的缺陷：在场的味道、氛围和感觉已经被过滤掉了许多。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文本非常重要，但它保留下来的是一种缺乏背景的非生活的东西……故事起源于原始生活之中而不是纸上。当一位专家草率地记下故事，而不能显示它发生发展的具体氛围时，他给人们的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真实。 文学的解读 跟其他学科相比，文学与民俗学有着更深远、丰厚的亲和性关系。从文学的视角研究都市传说，相关资料的搜集和辑录是进一步分析的最基本的、最必要的工作。在收集和辑录资料的同时或以后，研究者需要在已经发表的文学作品中鉴别出“传说”的因素，如传说的主题和结构。这对传说的文学研究工作来说，还仅仅是个开始。深入的比较、分析更为难以达成。 1991年，民俗学家Daniel R． Barnes提议，有些文学作品会间接提到、暗示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使用了一些故事、情节等，不管这些文学作品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流行的还是严肃的，小说体还是纪实体，只要这些故事或情节让人很容易辨别出与当代传说相关，民俗学家就应当进行识别、分析和研究。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无疑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规划，但Barnes胆识与行动能力兼备，收集和鉴别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后来，在Paul Smith加入进来后，Barnes编录了大约20多本参考资料。这些文学作品的引证范围相当广阔，从童话书到现代侦探小说等等不一而足。一些著名的作家也被囊括其中，如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愤怒的葡萄》和海明威（Ernest Hemmingway）的作品。他们分别曾经使用过“人间蒸发的祖母”｛3｝和“妓院里的窥淫狂”两个都市传说。事实上，文学与传说之间的联系还可以在以下传说中见到端倪：《下水道里的鳄鱼》、《窒息的都卜曼犬》、《被压碎的猫》和《包裹有个死猫》等等。 显然，在这个跨学科的领域中，那些民俗、文学双修的学者占据优势。Bruce A． Rosenberg既是民俗学家，也在文学方面修养深厚。他仔细分析了几个都市传说，比如《后排座位上的杀手》｛4｝和《消失的搭车客》。同样地，他分析了文学作品有类似情节或结构的故事，如Elizabeth Jane Howard1979年发表的作品《找错了男人》（Mr． Wrong）。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表明文学与民俗学之间存在着持久的联系。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作为“平常人”的故事讲述者与作为说书人、讲故事能手的故事家之间的关系，更是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核心话题。 都市传说的文学研究还有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即识别当代传说的传播与流行跟以往作家之间的关系。目前已经得到确认的是，乔叟（Geoffrey Chaucer）、笛福（Daniel Defoe）、狄更斯（Charles Dickens）、霍桑（Natheniel Hawthorne）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作品都曾经对某些或某个传说的产生和传播做出过贡献。比如，中世纪曾流传《被阉割的男孩》的故事，后来成为同名传说的原型。乔叟对这个原型做了加工再创作，在他的经典著作《坎特伯雷故事》（Canterbury Tales）写出了“女修道院院长的故事”。稍后的英国作家笛福和狄更斯，参考过他们那个时代口头传承的传说。｛1｝美国作家霍桑的作品也显示出作者对民间传说的熟悉。杰克·伦敦曾把“玩火自焚”或“动物的报复”之类传说的情节写进了1902年的短篇小说《月亮的脸》（Moon Face）。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