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学理性探究，是罗先生始终关注的重心所在。按照罗先生的解释，中国现代化是经历了三次发展模式转换、三次现代化的局部断裂的“被延误了的现代化”；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是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和现代化这四大趋势错综复杂的多线性、多方向的矛盾运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即现代化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只有现代化才能概括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广泛的内容与宏大目标”。[③f]罗先生晚年所作《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一文总结道，“90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罗先生主张，从革命史取向转为现代化取向，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罗先生认为，研究历史，是为了正视未来。用革命化代替现代化的错误，在实践中已经改正过来，但在理论上尚未得到认真地阐释。“为了创造性地探索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认真深入研究过去探索中遇到的挫折与教训，打破一些自我的思想禁锢，实事求是地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实在是一件重要的工作。”[④f]他指出，在跨世纪的现代化挑战和机遇面前，我们中国人必须努力防止主观原因造成的本可避免的错误。“在国际国内都面临重大转折的新形势下，中国将面临许多新问题，迎接许多难以预料的新挑战，对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充分的思想准备。由于历史遗留的一系列重大失误与难题，给一个12亿以上人口的大国的改革和发展限制了非常苛刻的条件”。罗先生在《二十世纪回顾与二十一世纪前瞻》[①g]这一去世前不久撰写的新作中警示说，“必须戒骄戒躁，把握好跨世纪的新模式转换，牢牢抓紧时代的机遇，绝不允许再犯历史性的大错，特别是不能再犯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这不正是以学者的良心写过《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②g]的罗荣渠留给我们的“示警预报”吗？
全中国正在进入史无前例的现代化变革的时代大潮之中，古老的历史学究竟应如何适应新形势？我们在彷徨之余，亦不无欣慰：“就历史学而言，老调子永远也唱不完，但却不是永远只唱老调子”。[③g]--痛定思痛，但愿我们勿忘罗荣渠先生这位纯粹的中国历史学家的盛世危言。
四
思想家顾准常言：“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而本身是专门家的罗荣渠则一言以蔽之曰：“历史学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罗先生分析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不可能成为时代的“显学”，历史研究也不可能都直接围绕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来开展，但这绝不意味着时代可以离开或者不需要历史学；与此同时，历史学作为一门基础社会科学，又须同新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历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历史学家应当有鲜明的时代感、责任感，面向未来，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对发展中的中国历史学而言，罗先生认为，也同样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左”的影响。以世界史研究而论，实事求是，就是用生活的实践来检验历史的理论；解放思想，就是把长期以来附加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的许多不实之词予以批判性的澄清。全部历史都应该重新研究，历史学应当适应时代的需求而加以改革。比如，教材建设是历史学改革的首要任务，也是历史学学科建设的一大课题。当前历史学教学中突出的问题之一是教材陈旧、落后，世界史教材的问题尤为突出，几十年一贯制。过去的教材受原苏联教材的影响很大，近年来虽有所更新，但从结构到内容，大同小异，真正创新的极少，与现实需要严重脱节。为此罗先生一再呼吁，历史学在保留传统的学科特点的同时，必须开拓一些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必须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进行创造性的新探索”，甚至增设新专业。“世界史学科建设本身要适应现代化”。
罗先生治学视野开阔，博通闳识，融古汇今。除上述美洲史、现代化研究外，他还在史学理论、殖民主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领域写作、发表过一言九鼎之作。比如，先生早就对二战史有过深入研究，[①h]在1995年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他主张“紧紧把握反法西斯战争这一主旋律”，正视历史，反思战争：[②h]人类能否记取二战的教训？如何面向未来、安不忘危？他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胜的历史经验、苏联和西方在阻止法西斯侵略战争上的重大失误等一系列问题重新加以研究。对那个苦难的时代的历史，年轻的一代要认真学习，以提高全民族在未来的更加复杂的世界发展进程中的自主性和识辨能力。《辉煌、苦难、艰辛的胜利进程》一文提醒说，“一个人老了往往患健忘症，但一个民族不能患‘集体健忘症’，更不能受那些有意制造‘集体健忘症’的人误导。那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之一。”[③h]罗先生发现，日本虽在战争中被战败了，但并未真正认输，“它只接受了战败国的冷酷现实，却从没有真正的自我认罪。”在日本，悔罪还是拒不认罪，这个50年前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至今还没有真正解决。“尽管日本已从战败中重新崛起，但它仍未解脱那场战争的精神包袱。尽管在经济上日本已成为世界大国，但仍未改变那种岛国心态。尽管日本输入了大量的西洋文明，但它在骨子里仍包藏着被扭曲的大和民族之魂。”[④h]
在学术界，罗先生的历史研究之独具品质，有口皆碑。他一向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他从不闭门造车，而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他一贯主张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勇于坚持真理，独树一帜。罗先生始终保持对理论的热情，特别强调理论思维对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性，强调高质量的历史研究应具有理论深度。他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跨学科的知识根蒂，在研究中从历史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历史，有机地熔理论与历史、中国与世界的研究于一炉，推陈出新。他主张历史学必须借鉴各门社会科学的“解剖刀”来剖析广泛收集的史料，注意世界学术新动向、吸收新成果，致力于把历史学从传统的人文学发展为真正的社会科学。他常以剥笋、聚焦、削铅笔为喻，教导学生要浸润于所研究的问题中，反对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式的不实学风。[⑤h]他为史学振兴而奔走呼号，提倡历史学论文应遵循严格的国际学术规范，[⑥h]呼吁逐步建立有规范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估制度。[⑦h]这些都是罗先生治学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①i]
作为学者，罗先生一身正气，刚正不阿，道德文章兼备，“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其著述，谋篇气势宏大，分析丝丝入扣，文辞壮美，气象非凡。作为学者，他总是志存高远，锐进不懈，不仅才华横溢，而且一向勤于耕耘。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他专心从事学术工作，为了弥补失去的岁月，总是废寝忘食，加倍努力工作，很少有时间休息（包括星期天）。为了发展和繁荣中国的历史学研究，罗先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改革开放以来，罗荣渠先生一直活跃在我国史学界的前沿，他生前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世界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暨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世界史学科评议组副组长，还被聘为荷兰莱顿大学外籍研究员等。
注释：
①a林被甸：《长路漫漫苦苦求索--罗荣渠先生的学术生涯》，《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总第22期（1996年9月）。
②a罗荣渠：《门罗主义的起源和实质--美国早期扩张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
③a罗荣渠：《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4期。
④a罗荣渠：《古巴革命的胜利道路》，《人民日报》，1963年1月3日。
①b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②b详见杨玉圣：《罗荣渠教授与美国史研究》，《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参见罗荣渠著：《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①c罗荣渠：《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该文的修订稿，见罗荣渠著：《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②c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①d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②d参见董正华：《罗荣渠教授和他的现代化研究》，《中国研究》（东京），1996年9月号。关于罗先生对现代化研究的杰出贡献，请详见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罗荣渠与现代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d罗荣渠：《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④d杜跃进：《为现代化铺垫理论基石--访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罗荣渠教授》，《了望》1989年第3期。
①e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②e罗荣渠：《西方现代化史学思潮的来龙去脉》，《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罗荣渠：《发展：跨世纪的挑战--近40年发展思潮述评》，《现代与传统》，第7辑（1995年）。
③e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人民日报》，1989年2月21日、26日。
④e罗荣渠：《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⑤e《现代化新论》一出版即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和高度重视。1994年4月15日，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30多位教授、专家，专门就罗著《现代化新论》一书进行了研讨。学者们公认，《现代化新论》是作者近10年心血的结晶，“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宏观史学角度探讨世界现代化总趋势的一部开创之作”，不仅为现代化的跨学科研究建立了典范，而且也为历史学发展指出了一个新方向，它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突破。（详见尹保云：《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突破--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研讨会综述》，《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何顺果《评罗荣渠教授新著〈现代化新论〉》指出，《现代化新论》是“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以唯物史观为指南，从世界历史进程立论，阐述了完全不同于‘西化派’及其他流派的现代化理论，体现了中国人关于现代化问题的新思路和新观点，应是这一领域中国学派形成的标志。”（详见《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王加丰长篇书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开创之作--读罗荣渠〈现代化新论〉》认为，《现代化新论》一书“充满时代感和历史家的责任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它体现了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新历史观，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现了新的现代世界发展的宏观构思，是不可多得的开创之作。（详见《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⑥e罗荣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⑦e罗荣渠：《论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①f详见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995年第2次印刷）。
②f罗荣渠：《“现代化”的历史定位与对现代世界发展的再认识》，《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③f罗荣渠：《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1840年代-1940年代）》，载汪熙、魏斐德主编：《中国现代化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罗荣渠：《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④f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冬季号。
①g罗荣渠：《二十世纪回顾与二十一世纪前瞻--从世界现代化进程视角透视》，《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②g罗荣渠：《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东方》1994年第5期。罗荣渠先生在《全社会都来关心精神文明建设》（《华夏文化》1996年第2期）中指出，“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的一个必要条件，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发地带来健康、向上、优秀的现代新文明；高科技也解救不了精神危机。这是今天全球发展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大问题。”就我国来说，“当前的问题是不能坐而论道，必须起而行动，把加强精神文明的措施落在实处”；“决不能经济腾飞，而让精神扫地！”
③g罗荣渠：《历史学要关心民族和人类的命运》，《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
①h罗荣渠：《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②h罗荣渠：《伟大而艰难的联盟--略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胜的重要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罗荣渠：《人类能否记取二战的教训》，《中国教育报》，1995年6月7日；罗荣渠：《面向未来安不忘危》，《群言》1995年第6期。
③h罗荣渠：《辉煌、苦难、艰辛的胜利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④h罗荣渠：《日本的战争忧思录--第二次世界大战50周年访日观感》，《东方》1996年第1期。
⑤h参见杨辰起：《博通闳识锐进不懈--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⑥h罗荣渠：《展望21世纪史学的一点浮想》，《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⑦h参见张原：《应重视制定文化发展战略--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荣渠》，《人民政协报》1994年3月22日。罗先生指出：要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教育事业出现的新问题及其解决方式，探索以现代物质文明来促进现代精神文明的新思路，应制定与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战略；“《教师法》的制定是一件好事，但还不够，还应制定加强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性和改革性文件及有关立法，切实贯彻‘双百’方针，引进竞争机制，逐步建立有规范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估制度。”特别是要实现学术管理制度的现代化，完善博士培养制度，在人文社会科学有关学科中建立院士制度，与自然科学一视同仁。
①i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沈汉在《悼念罗荣渠教授》一文中指出：“罗荣渠教授的史学研究领域广阔，融会中外，尤以富于创见性、宏观气魄和理论性为特征。他的史学思想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沈汉的笔触悲痛而深情，“论年龄和精力，罗荣渠教授本可以和我们这一代人一同跨入21世纪的。但他加之于自身的负荷太大，他对自己要求太严，他的时间表安排得太紧，他的工作热情与激情已经超过了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所能承爱的限度。这样，正当我们瞩目于他，追随于他，欲就许多问题向他讨教时，他却离我们仙逝了。这对于中国史学界是何等的损失，而对青年学者又是何等的悲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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