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先民在认识外部世界和认识自身时，就提出“通变”“通识”的观念，当这种观念在不同的事物上反映出来，都闪烁着先民的智慧的光焰。
《周易·系辞下》说：“通其变，使民不倦。”又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见，这种“通变”的思想，是来自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观察和提炼。《礼记·经解》引孔子的话说：“疏通知远，《书》教也。”这可以看作是关于《尚书》特点及其重要性的鲜明概括。《礼记·曲礼上》指出：“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这是关于教导人们自我修养和做人的原则。唐初史家作《五代史志》即《隋书·经籍志》时，于史部大序起首写道：“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这是把《尚书》的“疏通知远”和古时君子之“博闻强识”的自我修养融合起来，这可以看作是对史官学识与器局即通识的高度概括。这在古代史学家中有突出的表现并形成为优良传统，使中国史学具有深邃的历史思想和丰富的历史智慧。
在这方面，首先要说到的是：欠史公司马迁。他在《史记·平准书》后论中写道：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争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
这段话，前半部是反映了司马迁重视“通”，从“高辛氏之前”说起，继而论到“唐虞之际”、“殷周之世”；后半部是反映了司马迁重视“变”，他从考察历史中发现“事变多故而亦反是”的法则，亦即“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从这里看出，因为“通”而发现“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认识了事物的全过程，才能找到其中固有的规律。司马迁接着又写道：“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在司马迁看来，“变”是社会历史中的常态。社会要稳定，要发展，就必须做到“承弊易变，使民不倦”，所以他在这篇史论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从《史记》全书来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渗透于《史记》全书，《平准书》后论只是显得尤为突出罢了。
思想家王充从认识论上分析古今关系，可以看作是对“通变”或“通识”的哲学思考。他批评有些儒生知古不知今或知今不知古，都是不可取的。他尖锐地指出：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王充：《论衡》卷12《谢短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6页）
这就是说，徒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五经》，而对《五经》之后之事或《五经》之前之事并不清楚，不是“陆沉”就是“盲瞽”，即无益于世之人。这是把知古知今与知今知古即通识的重要性提到很高的原则来看待了。
史学家范晔生活于南朝刘宋时期，他的通识着重于历史认识。他在撰写《后汉书》的过程中，同时考察了夏、殷、周、秦、西汉、东汉的历史，指出这几个朝代的衰落、灭亡各有具体原因，认为：
自古丧大业绝宗裡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敗之来，先史商之久矣。至于衅起宦夫，其略犹或可言。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然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盖亦有其理焉。诈利既滋，朋徒日广，直臣抗议，必漏先言之间，至戚发愤，方启专夺之隙，斯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易》曰：“履霜坚冰至。”云所从来久矣。今迹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范晔：《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后论，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37-2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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