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我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耿淡如先生曾撰文阐释“什么是史学史”，当时他特别指出，“史学史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如果说，在耿先生撰文的1961年，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尚处在筚路蓝缕、垦荒开拓的初创时代，那么时隔五十年之后，经过许多学界前辈和同行的不懈努力，随着张广智教授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问世，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的建设已可以说是略有小成、渐成规模了。
一个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所涉广泛、内容众多，作为西方史学史，亦有其自身的学科特点和规律。在笔者看来，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西方史学史首先是一部学科史和学术史，是历史学工作者对自身学科发展演变的总结和整理，所研究的对象便是历史学本身，包括历史编撰与研究、历史学家及流派、历史观念和论著等；第二，历史研究是一项动态的、历史性的考察，史学史应关注其研究对象的过去和现在，在时间的维度上纵向地讨论历史学的演进、发展和变化；第三，作为带有中国学者主体意识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在地域上将视野投射向西方和域外，学术史研究本身在时间上的相对滞后性加上空问上的距离和反差，既给我们留出了进行客观观察、全面把握、深入剖析的合理空间，同时也要求研究者对西方史学的前沿给予更加实时的追踪和跟进。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关注国外史学的前沿发展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对国外史学前沿的关注，在我国学界引进、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之初便已有之。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接触，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日文和西文的翻译，有关西方历史的知识被大量介绍进中国，接受新学教育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听到、看到了一些外国历史学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并接触到了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西方史学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方有梁启超于20世纪初扛起了“新史学”的大旗，号召要发动一场“史界革命”。梁氏对传统封建史学诸种弊端的激烈批判及其所呼吁建立的中国之新史学，探其渊源，虽多直接受自维新之后西学之风正盛的日本学界，但间接反映的则是当时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史学理论。在同时期的清末书籍文献中，法国的伏尔泰、基佐、梯也尔，英国的巴克尔、卡莱尔，德国的尼布尔、息贝尔、兰克、兰普勒希特等诸多史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介绍。
在晚清伴随维新变法而兴起的“史界革命”中，尽管有“新史学”之议，但一是由于中国传统史学仍然有着较为严密的体系和坚实的根基，二是因为当时对西方史学的引进多间接来自日本，且在国门开放之初，对西方的了解也只是一知半解、雾里看花，因此这一阶段对同时代的西方史学虽有关注，但仍然认识不深，接受也远远不够，更谈不上形成对西方史学的系统理解。西方史学引进中国的第一次高潮，直至五四时期方才到来。
有关五四时期及之后二十多年间的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的情况，学界历来的研究成果众多，在此无须赘述。仅就本文所涉及到的西方史学的引进而言，随着一批留学欧美的历史学家的学成归国以及他们的大力推介翻译，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股西方史学的热潮。在此仅举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及他们在当时为引进西方史学所做出的贡献作为例子。比如李大钊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西方史学的介绍（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年）、何炳松对以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的译介（鲁滨逊：《新史学》，何炳松译，1924年）、傅斯年所推崇并身体力行的德国兰克史学、由李思纯翻译的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V.Langlois）和瑟诺博司（C.Seignobos）的《史学原论》（1923年）等。正是在西方史学理论的直接影响下，现代的中国历史学科得以逐渐建立起来，它仿效欧美大学的模式，组建系科院所、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讲义、开展教学科研、创办学术刊物，不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不论是古史还是现当代史的研究，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繁荣景象。
在这一股热潮之中，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兴趣，也使得翻译者们注意到了在欧美学界刚刚兴起的史学史学科及其研究成果，这一类的著作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绍特韦尔（JamesT.Shotwell）的《西洋史学史》（何炳松、郭斌佳译，1929年）、斑兹（Harry Elmer Barnes）的《史学》（向达译，1930年）等，它们为中国读者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西方史学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最早的启蒙，是学习和了解西方史学史的主要途径。大约也正是在这一个时期，日后成为我国西方史学史学科奠基者的几位前辈学者--耿淡如、齐思和、吴于廑等，都先后留学美国并学成归国，开始积极从事西方史学引进、译介和研究。
从以上概述中不难看出，中国在真正意义上的引进西方史学理论，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20世纪上半期的二三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一次高潮，即有学者所说的西方史学输入中国史上的“名著时代”。在这一阶段被引入的西方史学理论中，不仅有古典时代希腊、罗马的史家和史著，也有如圣奥古斯丁、攸西比乌斯等基督教教会史家，更有如康德、黑格尔、维柯、尼采等的西方历史哲学；不过在引进过程中占据主体的，当属近代以来西方众多的历史研究、编撰的实践成果，呈现出多样性的趋向。例如兰克史学及其批评者的史学思想--兰普勒希特的文化史观、美国新史学派等，几乎同时被引进到中国，并经过本土化后均被运用到了中国史的研究实践当中。因此可以这样说，现代中国史学在建立之初，便将视线投向了当时的西方史学理论前沿。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开始的17年，是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艰难起步的初创时期。在这一时期，新中国史学在意识形态的指挥下，全面转向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正统的研究路径，甚至一度照搬套用苏联的历史教学和研究模式。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西方史学史学科，是以对所谓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开始的，如当时对鲁滨逊、汤因比等史家及其作品的大量批判文章，并动则将之冠以“反动史观”、“伪史学”的罪名，而“这种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流派的工作，是当前史学史上一个头等重要的任务”（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的史学史，即便也进行了一些对西方（欧美）史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大多也是为了供批判之用的，谈不上对它进行真正的研究。如1964年由当时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的《外国史学动态》月刊，其“发刊说明”称：“《外国史学动态》是供历史学界参考的内部刊物，内容以报导外国修正主义历史学动态为主，同时也报导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学的有关情况。”该刊于该年共出9期后即停刊。到“文革”后期1974年《历史研究》经毛泽东批示复刊前后，《外国史学动态》也拟予恢复，而当时的原则仍然是“提供了解帝修反历史学动向的便利，为组织写反修文章准备条件”。
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学自身，而回顾史学史之史，更有许多值得总结和思考的地方，提醒我们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来之不易、任重而道远。“文革”之前所开展起来的外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的首要目的并不单纯是进行科学的、理性的学术研究，而是借助于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确立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合理性。这样一种非正常的学术气候，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里得到了根本的改观，史学史的垦荒之路也在经历了诸多波折迷失之后回归于正途，进入到一个全面快速发展的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对前期“左”的史学观点进行纠偏和重新审视。如郭圣铭先生在1979年发表了《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上、下）》（《世界历史》1979年第3、4期），对自己于1962年时所作的《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一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订，其他学者也有相似的对旧著旧论的更新和调整。此外，许多“文革”前翻译出版的国外史学名著经过修订后重新再版，新的译本得以更好地展现原书、原作者的本来之意。
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展开了对西方史学史总体进程的系统研究和整理。1961年，在当时高教部组织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上，决定由耿淡如先生负责主编《外国史学史》教材，由于“文革”十年的中断，这一任务终究未能完成。不过，由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西方史学史的论著--郭圣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概要》终于在1983年出版问世。以此为标志，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用了20多年的时间，终于实现了本学科的初步建设。在“文革”十年中，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包括西方史学史在内的整个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的学术文化交流基本都处于停滞和隔绝的状态；甚至在之前近20年间，有关西方的有限的学术信息也多间接由苏联获取而来，而且如前所及，因大多采以批判、否定的态度而使得相关介绍和研究往往有失偏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使得在新时期之初国内学界对国外史学的最新进展知之甚少，因此有关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出现了非常显著的详古略今的特点，对于二战以后西方史学不仅所知甚少，有关认识和解释也往往流于表面、不够准确，这不能不成为当时的一个缺憾。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出现了一股引进、译介西方史学理论的热潮，从而逐渐促成了今天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状况。最近这一次的西方史学理论引进热潮，至今依然方兴未艾（或者可以说，如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已然形成了常态化），学界前辈、同行多为亲历者和参与者，所以在这里不再赘述，而仅以法国年鉴学派的引入为例做一点说明。
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西方史学流派之一，年鉴学派在现当代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缺少年鉴学派这一篇章的西方史学史显然是不完全的，缺少对年鉴学派的研究也不可能对现当代西方史学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然而，在1978年以前，国内学界对于年鉴学派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第一位将年鉴学派介绍到国内的历史学家当推张芝联先生，他于1978年10月撰写的《法国年鉴派史学》（《法国史通讯》1978年第1期；另收录于《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版）一文，是国内引进和系统介绍年鉴学派的开山之作。张先生本人高度评价中国史学界开展对外交流、关注国外史学前沿的重要性，认为“对外开放政策在学术方面的实施，为我国史学家与各国史学家的接触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气氛，推动了我国史学工作者积极参与国际史学论坛”。而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地致力于此。关注国外史学前沿动态，并将之介绍到国内的这项工作，张芝联整整践行了30年，直至2008年去世。
一般来看，国内关于年鉴学派的介绍和研究，基本集中在世界史（主要是法国史）和西方史学史学界，并表现为对其主要论著的译介以及对年鉴派的演变历程、理论观点、代表人物等所进行的史学史研究。自1978年张芝联的第一篇文章开始，三十多年来，不仅几代年鉴派历史学的论著被纷纷翻译引进，而且有关年鉴学派的各项研究也已进展得相当充分和深入了。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史学以及西方史学史学科本身的发展进程表明，引进和学习国外史学理论的前沿成果是中国史学的发展动力所在，是史学史学科成长壮大必不可少的养料，忽视对国外史学前沿的学习，缺少与国外史学界的交流，会导致本土史学走向固步自封、闭门造车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工作，根本是不可能正常开展下去的，至于要取得怎样的学术成果、甚或是与国外学者进行对话等等，更是一种奢谈。所幸的是，新时期以来日益健康的学术环境，使得获取和了解西方史学前沿动态的渠道变得越来越通畅，中国的史学史研究者也很好地利用了有利的条件为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注入独到的中国解释，集几代学者心力，才有像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这样兼具宽宏视野和前沿视角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可以想见，未来西方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将沿着这一趋势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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