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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从端午节“打包”申遗看“非遗”保护喜忧


    6月16日,“2010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将在湖北秭归开幕,由文化部、国台办、湖北省政府共同主办。这是申遗成功后举办的第一个国家级端午文化节。
    端午节在我国有着2000多年历史,去年三省四地“打包”申遗,成为首个列入世界“非遗”名录的民族节日,其操作手法为今后我国智慧申遗树立了典范。但从端午及其他一些文化遗产的申遗历程和保护管理中,暴露出我国在文化保护方面,还面临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和挑战。
    三省四地“打包”申遗是智慧之举
    端午节去年申遗时,材料由湖北秭归县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黄石市的“西塞神舟会”,与湖南的“汨罗江畔端午习俗”、江苏的“苏州端午习俗”四方内容“打包”组成。当时我国共有22个项目入选,端午节是唯一入选的节日类项目。
    三峡大学湖北省非遗研究基地教授黄柏权说,节日蕴涵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哲学思想、审美意识、价值观念等丰富内容,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而传统文化又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把重要民族节日列入非遗名录和法定节日,能唤醒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记忆,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凝聚力。
    很多国家和地区早已认识到这一重要性。在三省四地联合申报前,宜昌市和秭归县对端午节申遗的脚步一直没停过,早在2004年就正式向湖北省文化厅申请,要求将屈原故里端午文化列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湖南省汨罗市、江苏省苏州市等地,也都提出端午申遗报告。各提要求,各有理由,因此较长时间没有定论。
    2005年,韩国的“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一消息当时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民众对端午节等传统节日开始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也促动了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感。
    2006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包括屈原故里秭归端午习俗、黄石西塞神舟会、汨罗江畔端午习俗、苏州端午习俗的端午节名列其中。随后,我国启动了端午节向联合国申遗的工作。
    秭归县文化馆副馆长卢丹说,我国各地都有过端午节的习俗。三省四地活动规模相较更隆重,群众参与性也更强,是端午习俗分布的重点地区。虽然各具特色,但核心主题都是驱瘟、除恶、消灾、祛病。“四合一”才称得上是“中国端午节”,分则不全,于文化传承和申报非遗都不利。创造性地四地“打包”申报是务实之举、明智之举,这也是端午申遗圆满的关键因素。
    屈原故里民俗传承堪称保护典范
    湖北省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江清和告诉记者,各地都有端午习俗活动,但以湖北秭归县、黄石市尤具典型性。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国家委托湖北代表三省向联合国递交申遗材料的主要原因。
    记者在秭归采访发现,各种民俗活动随时随处可见,吊屈子、插艾蒿、吃粽子……几乎人人知晓、家家参与。作为屈原故里,端午习俗的群众认可度和参与度非常高,端午俨然已成秭当“名片”。
    秭归县委宣传文化战线的负责人郑之问说,尽管人力和经费有限,但县里十分重视支持端午民俗保护工作,多年来进行了细致的普查归档,成立专门研究机构,还对屈原诞生地乐平里重点保护,建立原生态保护村;坚持每年农历五月“逢五三个端午节”,举办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如包粽子、艾叶沐浴、制雄黄酒、回娘家“躲午”等;对我国第一个农民诗社“骚坛诗社”加强保护,将社员诗作和屈原生平及辞赋编入乡土教材,从孩子抓起,让他们从小受熏陶,继承屈子遗风。每年开展骚坛诗会,以诗会友,以诗明志;举办端午龙舟竞渡活动,使之发展为具有品牌效应的国际龙舟拉力赛,同时注重对传统龙舟打造工艺的传承。
    “非遗”保护喜中有忧任重道远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由端午节申遗成功和这次举办高规格活动可见一斑。据初步统计,全国非遗资源丰富,总量共87万项,中央和省级财政已累计投入17.89亿元用于保护,确保相关工作的开展。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近日表示,我国政府和群众对非遗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保护领域不断拓展;正逐步形成科学的保护体系,目前已基本完成第一次全国普查工作,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命名了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命名了6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还重视参与国际间合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这些都是令人欣喜的成效。
    但另一方面,记者调查发现,我国的文化保护工作也面临一些令人担忧的地方。从端午节以及国内许多文化遗产申遗之路的曲折和保护管理的难处,也暴露出我国文化保护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各地同类民俗恶性争抢、保护人才匮乏、维护经费窘迫、开掘内涵不力等。
    我国不少文化遗产消亡速度快得惊人,一大批老艺人去世,使得不少民间技艺濒临灭绝。湖北省著名曲艺家谭少泉说,以曲艺为例,不只是“传”的问题,关键还有“承”的问题。现在学曲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秭归经验值得学习,曲艺保护也应从孩童教育抓起,通过参与度高的形式,吸引年轻人爱曲艺,担起传承责任。
    黄柏权教授也表示,一些地方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认识不够,“说得多,做得少”。有些地方把申遗当宣传工具和面子工程,重申报数量,轻保护质量,“一旦申报成功,就疏于管理了”。
    黄柏权建议,国家要加快完善有关文化保护的法规体系,使这方面的工作有法可依;可考虑将文化保护纳入地方政绩考评,促进各地加强支持力度和保护效果;加大对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宣传教育力度,让他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增强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来源: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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