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
在战后西方各国史学中，法国史学显得生机蓬勃，独树一帜，由年鉴学第一代创始人所开创的史学新范型，不仅成了当代法国史学的主流，而且成了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一种“典范”，对国际史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布罗代尔为代表，战后法国史学在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出现了全面的革新，尤以历史时段理论、问题史学、跨学科研究等最为瞩目。此外，拉布卢斯学派、马迪厄学派、勒努万学派以及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也在战后的法国史坛占有一席之地。
英国：
战后的英国史学是一个杂陈与转型的变革时期。新史学在不断萌发，自不待言。但学派纷争，保守派史学与工党派史学都在一段时间的史学发展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前六卷的缩写本的出版，顿使这位文化形态史家声名大振。不过，最能体现英国史学新方向，并且有英国特点的，一是它的历史人口学，另一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1964年英国剑桥大学成立的“人口史和社会结构研究组”，在西方历史人口学的领域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以其研究的新取向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普遍关注。
德国：
这里所泛称的德国史学，指的是联邦德国（西德）的史学发展简况。德国是西方传统史学的营垒，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迄至本世纪50年代中叶，那里的一些历史学家仍囿于兰克史学的老传统，它较之于西方其他各国，其新史学的发展总是慢了半拍。战后最初的15年间，历史研究虽然也出现了部分变化，但就总体看来，保守主义史学仍是占据当时史坛的主要力量。从50年代中叶开始，随着迈纳克的逝世，保守派史学日暮途穷，新自由派史学应运而生。60年代初的“菲舍尔大辨论”标志着战后德国史学的转折，促成了史学的转向，转向对德国近现代史的批判研究，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较为松散的“政治史的批判学派”。
意大利：
战前，以克罗齐为代表的史学思想雄霸史坛。战后，意大利史学日渐突破克罗齐史学中的消极因素，开始从“克罗齐文化”转向“葛兰西文化”，这是鼓舞年青一代历史学家沿着新史学方向前进的重要驱动力。战后意大利史学在民族复兴运动史、法西斯主义史以及工人运动史等方面都是卓有建树的。
注释：
〔1 〕世界历史编年史上的“现代史”与“当代史”似乎还没有一条很明确的界线，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导论》中指出，自1918年以来，关于“当代史”的概念，引起了长期各执一端而没完没了的令人厌烦的论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第6页）。对此，本文作者难以详尽申论。为了本栏目的写作，我们大体沿用当代中国世界史学家的见解，把1945年即二战后作为“当代史”的上限，如王斯德、钱洪主编的《世界当代史》（1945-1991修订本）即是（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3〕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论》，何兆武等译，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第140页。
〔4〕〔6〕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147页。
〔5〕保罗·利科主编：《哲学主要趋势》，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第242页。
〔7〕范型：Paradigm，还可译为“模式”、“范式”、 “范例”、“规约”等。
〔8〕斯特恩选编：《史学集锦--从伏尔泰到现代》， 纽约1973年版，第57页。
〔9〕《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1册。
〔10〕吴于廑：《朗克史学与客观主义》，载《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341页。
〔11〕陈启能：《略论当代西方史学的观念变革》，载《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1期。
〔12〕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 1955年英文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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