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胜中]从画乡到博物馆(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4:11:12 《东方早报》2012-01-16 01 吕胜中 参加讨论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初的20年代到如今，历史一直放慢脚步，等待着我们有条不紊地去做这样一份工作，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它终于等得不耐烦了，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这首先提醒了中国的农民，他们开始认为，家中保留了若干年的旧物件的确成了他们今后生活的累赘，便拿到旧货市场上随便卖个价钱;同时，这也提醒了都市中有些经济能力的收藏爱好者和文化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们很快觉出这是“传统民间文化物品”最后的搜集机会，便慷慨倾囊。于是，在全国大小城市几乎都极具规模地出现了专门经营这类物品的“旧货市场”，传统民间的老物件从低廉的价钱旋即变成价格不菲的抢手货。这样的“买卖”很直观地给了包括民间美术品在内的“传统民间遗留物”一个具体的“价值”定位，这个价值定位说明了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全面认可。 在各地的旧货市场上，都有很老的民间年画出现，我在北京、济南、天津就买到百余种清末的作品，倒是没有见到包括绵竹在内的四川年画上市，这也许是四川省有关部门组织收集工作开展得比较早的缘故。 遗产哪里好去处 把传统文化叫做“遗产”，这两个字已经叫了若干年，近几年声音越发密集越发响亮，又叫出了“无形遗产”、“非物质遗产”等等。我总觉得不知哪里有些别扭——把这两个字当做比喻，来描述传统文化如祖先留下来的一份“遗产”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重视，这就足够了，将其当作一个专用名词代替“传统文化”的概念，甚至发展为学术、学科名词是否必要则值得细细琢磨，在目前只能引发歧义的理解和解释。去年我去陕西电视台参加一个关于民间文化保护的谈话节目，现场就有人告诉我：现在很多人顾不上保护哩，正在争“遗产”打仗嗫!其实“争遗产”的事情不只发生在一个地方，有的甚至还带有国际性，这似乎显得重视，但这“重视”中成分最重要的是这份“遗产”能够给当地带来实惠的利益——上边拨些资金或者为开发旅游增加说辞。 至于“非物质”，它大概是指文化传统中没有“物化形式”的部分，有平民百姓为其作的解词很准确——“不是东西”，但遗产的“产”字又分明带有强烈的物质形式的意义，似乎它是个“东西”;再者，将“年画”、“剪纸”作为申报“非物质遗产”的项目也是一笔糊涂账——这些都已经是有上千年具体物化形式的传统“文化产品”，而且我们正在加紧收集实物，它们怎么就“无形”了呢? 姑且先不讨论名词的问题，况且传统文化的确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精神的、物质的财富，要紧的是目前给一个存放它的位置。 当然，随着传统民间文化的 “位置转移”悠长徐缓的节奏，人们近百年来的收集肯定已经栖居于文明社会的某一个角落，但社会风云变幻、并不如意的处境以及人们对它忽冷忽热的情绪，难保不会导致它再度从我们身边消失得无影无踪。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全国性行动就是“破四旧，立四新”，当时刚任职的绵竹文化馆长侯世武和“靠边”的老馆长黄宗厚马上就意识到，1960年与省里一起收集到的近二百套年画老版有被当作“四旧”的危险，便将它们藏进文化馆厢房的夹墙中，封实钉牢，并相互嘱咐知情的人严守秘密。果不然，不久后就有红卫兵来搜查了，在那个疯狂的日子里，有几车古书和一批文物被抄走，而这批年画老版暂时藏身。到了1968年，西南电力安装大队在绵竹安装高压线路，当时的县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把工人安排在文化馆厢房吃住。一天晚上，几个工人打扑克，因天冷找东西取暖，就砸木板墙，砸开后看里面堆着这么多的“柴火”，于是用画版生火取暖，烧火煮饭。黄宗厚、侯世武闻讯后，硬着头皮报告了县生产委员会并详细解说这些版的重要。但是，原有200多块画版已经被烧掉70多块——这是永远的遗憾，也是不该产生的遗憾。 其实，稍微反省一下便不难发现，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民间文化艺术的收集整理工作实际上一直没有进入严谨、系统的学术层面，也没有完整、有效的科学方法，更没有一个稳定、安全的储存地。 “重视”并不缺乏，1949年离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其在 11月23日就批示同意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发表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新中国的美术工作者“利用和改造”民间年画这样一种“已被证明是人民所喜爱的富于教育意义的一种形式”宣传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新政策、新思想，“使其成为新艺术普及运动的工具”。于是，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以美术工作者为主要成员的“年画工作队”，他们在“改造”与“创新”的目标之下对传统民间年画不同程度地做了一些考察与收集，并很快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经验，酿成了一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轰轰烈烈的“新年画运动”。 另外还有一个热衷于民间美术的系统是“工艺美术”部门，将“民间美术”与“工艺美术”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撮合在一起，长期以来成为完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一项重要策略。1956年3月5日，毛主席对手工业工作发表了重要批示，他说：“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好一些。”5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行政上归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领导，自此之后，长期主管工艺美术——民间美术有建制的职能部门，实际上一直属于国家及其各地方的轻工业机构。 以上两个新中国成立以来与民间美术息息相关的“系统”之所以“息息相关”，都是以“致用”为首要目的。前者之“用”是制造体现社会主义新思想的精神产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后者之“用”是制造生活实用的物质产品，而它实际最主要的贡献是长期成为外贸部门出口的“货源”，为国家换取外汇。毛主席制定的以手工业的原始积累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创造条件的国策，决定了工艺美术的命运。 这两个“用”，很全面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精神建设和物质建设两个方面，但是，却没有解决“传统民间美术”本身的问题。首先，收集“实物”并不是最主要的工作，所收集来的也是当作美术创作或工艺产品设计的“参考资料”，大部分艺术馆、文化馆以及“工艺美术研究所”没有上级部门给予的收藏民间美术品实物的常规经费，偶用为筹备展览拨的“专项项目经费”征集到的一些实物，也缺乏系统性地整理，既没有地域、类别完整性的考察计划，也没有科学规范的采集记录，普遍性的登记造册混乱、入库保管简陋，丢失、毁坏的事情屡见不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