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建芳]制造传统*——关于傣族泼水节及其相关新年话语的研究(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8:11:35 开放时代 2010年第2期 褚建芳 参加讨论
四、讨论 (一)两种新年仪式的不同境遇 以上所讨论的有关傣历新年的看法，尚不足以形成定论。比如，我所看到的傣历的纪元确实始于公元638年的3月21日(傣历零年七月一日){43}，但其所指的是作为傣历源头之一的纪元纪时法{44}，同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分不开{45}，而在此前很早，傣族就已使用其历法的另一源头——古代华夏的干支纪时法了{46}。若要证明傣历六月的泼水节其实是傣族泼水求雨习俗和佛教新年浴佛节结合的产物，还应进一步考证傣历创建时的具体经过和详细情况。就德宏傣族的傣历新年而言，其开始举行以及不再举行的时间如何?这也需要考证有关史料加以说明。此外，西双版纳傣族有没有我在德宏傣族民间见到的傣历新年庆典?这不仅需要史料的佐证，也需要田野研究资料的充实。 然而，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学者所公认的“傣历新年”的庆祝时间并不被称为傣历一月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社会文化意义。因此，对于本文的主题来说，关于泼水节和德宏傣族的礼黄卤哪一个是真正的傣历新年庆典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傣族的标志，泼水节经由一系列“制造”、“生产”和“加工”流程，已经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庆典活动。这个融合了不同成分的仪式“复合体”虽被冠以“傣历新年”这个傣族化的头衔，但该名目却是被“他称”化了的以泼水为核心的“泼水节”，而其它名目(比如“桑间”、“浴佛节”、“佛诞节”等)则被掩盖和遗忘。 进而，变成傣历新年的泼水节在电视、电影、图书、报刊中被传播推广甚至进入被视为权威的《辞书》，并在网络中被广泛传播、放大，在导游宣传、官方报告及其他现代化运动中被运用、展演和推广，以至成为与傣族相等同的标志性符号和有关傣族历史文化的权威话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举行于傣历十二月末、一月初的德宏傣历新年则湮没无闻，被人遗忘。 与这一对比相伴，作为中国傣族聚居区之一的西双版纳的地位至为显要，成为傣族和泼水节的代表，以致在对傣族了解不多的一般民众眼中，傣族、泼水节、西双版纳这三者之间几乎被划上了等号，而德宏和其它傣族聚居区以及傣族其他节日的地位则日益衰落，以致很少为人知晓。而且，泼水节原本并非傣族一族之节日，而是德昂、布朗、阿昌等族共同的节日，然而，在现代性遍布各地的今天，它却成了西双版纳傣族的“专利”和“商标”，德宏傣族以及其他少数族群则被剥夺了对泼水节的享有权。 我认为，把西双版纳相对于德宏傣族和德昂等其他少数族群的强势与泼水节相对于德宏傣族傣历新年的强势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可以更好地揭示泼水节被变成“傣历新年”的机制。 (二)传统的制造 按照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观点，作为傣历新年来被庆祝的泼水节无疑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在他看来，“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被发明的”传统之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factitious)。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47} 把佛教新年同泼水习俗结合在一起，形成复合一体的泼水节，进而将其塑造成傣族新年和“傣历新年”，同样体现了“人为”的“与过去的连续性”的建立。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对于“与过去的连续性”的“人为”建立更是一种对于传统的“制造”或“再造”。说其被“制造”或“再造”，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强调这种“发明”是在“史实”基础上被找寻出来的；二是要强调其强烈的主动性和策略性，即这种“发明”其实经过了一系列生产与加工的步骤和流程。泼水节不断地被人们同傣历新年联系起来，从而与傣族历史上的过去建立了连续性。然而，这种连续性并不是随意或偶然建立的，而是经过了佛教传入、与本土文化斗争融合从而形成复合一体形态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佛教、政权、地方文化精英、普通傣族民众以及汉语学者和媒体均有意识、有计划地参与进来，并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首先，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泼水节被制造成傣历新年，最初是由僧侣附会出来的。在佛教传入和发展过程中，他们把浴佛节同当地势力最大族群——傣族——的求雨祈福习俗结合起来，成为泼水浴佛的傣族佛教新年，并将其说成是傣族新年。由于在过去的傣族社会中，对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佛寺是唯一的教育机构，有关傣族历史与文化的文献也由佛寺掌管和保存。僧侣掌握甚至垄断着有关傣族历史与文化的话语权，因而，他们的话语便被傣族民众视为真实历史，被附会出来的泼水节即傣族新年的说法便成为历史事实，从而导致泼水节被近代学者们误认为傣历新年。 除了僧侣以外，作为统治阶层的土司和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极力支持推动佛教的传入和发展，营造出佛教和政治密切关联甚至共谋的格局。{48}因而，在把泼水节制造成傣历新年方面，官方政治力量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可以从土司时期议事庭都会组织泼水节活动这一事实{49}得到证实。 随着制度和意识形态双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在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的确立，傣族被分割成属于不同国家的跨界族群。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出于对国内少数族群政策上的考虑，中央政府积极发动民族识别运动，为境内族群确定身份、文字与历史；另一方面，为了处理边界问题，中央政府努力寻找在文化和传统上最适于解决跨国问题的族群和地区。{50}于是，对少数族群标志性特质的寻找和发明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工作的重点。在这一背景下，傣族身份得以确定，而泼水节则被发现并制造成傣族族性的标志和代表。{5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