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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凯]昆曲传承与荷马研究


    昆曲传承与荷马研究有什么关系?一个是中国的戏曲表演传统,另一个是古希腊史诗的研究。一个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搬演的是中国的民间故事;另一个是长篇巨制的英雄史诗,讲述的是古希腊的神话传说。昆曲舞台上,演的是关公单刀赴会、唐明皇杨贵妃夜半私语、杜丽娘游园惊梦、朱买臣马前泼水;荷马史诗则像弹词说书,讲述的是阿岂力士的愤怒、特洛伊的战场风云、奥德修斯浪迹天涯、漪色佳岛歼灭众凶。有什么关系?看起来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当然,有些研究比较文学的专家,认为天下文章没有不可比较的。于是,洪升《长生殿》写的安禄山之变,可以和《伊利亚德》的疆场鏖兵做比较;汤显祖《牡丹亭》里的杜丽娘花园寻梦,可以和《奥德赛》的潘妮萝碧独守空闺做比较。橘子和苹果比较,火星与金星比较,太平洋与地中海比较,唐朝人戴的襥头与罗马人穿的凉鞋比较,莎士比亚的胡髭与李清照的眉眼比较,真是天下没有不可比较的。我真不知道这样的比较文学,在比什么、较什么,对学术有什么贡献?依我看来,只是混淆不同文化范畴的文学传统与文本,一笔糊涂账,愈比愈胡涂,倒是可以创立一科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名曰“文学糊涂学”。
    那么,把昆曲传承与荷马研究拉到一起,是不是也属“文学糊涂学”的一支呢?那倒不是,而是大有其内在相关的道理。关键是,昆曲表演与荷马史诗都属表演艺术,都有演唱传统,都涉及“非实物文化传承”(我实在不喜欢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内在运作。相互比较,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口传心授的艺术传统是如何继承、如何薪火相传的,又是如何让传承者通过传统技艺的内化,在展现演艺传统的表演时刻,即兴发挥,使传统程序变成光辉耀眼的艺术提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演艺传统更加丰富、更加细腻精致、或是更加沛然磅礴。荷马史诗的演唱传统,显然不是文本(文字传统)所能完全桎梏与掌控的,这也给我们一种启示,去思考昆曲剧本(“案头之书”)与舞台演出传统(“筵上之曲”)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学术研究上,把荷马研究从古籍校勘中挣脱出来,从诗歌文本的文献研究中解放出来,把荷马史诗放回到史诗演唱传承的范畴,回归到表演艺术领域,是哈佛大学三代学者的贡献。从1920年代开始的Milman Parry(1902-1935),到他的学生Albert B.Lord(1912-1991),再到继承这一学术传统、仍在哈佛任教的Gregory Nagy(1941-),三代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才使我们超越了过去以文献为主、白首穷经式的荷马史诗研究。荷马史诗原来是个演唱传统,只有在演唱传承绝灭之后,文字记载才成为“退而求其次”的文化传统。
    人类文化传承的载体是多元的,并非只有文献研究。研究中国戏曲传统也一样,不能只是考证文本,要认清这是活在舞台上的文化传统,是表演艺术的传承。比荷马史诗更可贵的是,昆曲还活着,还活在二十一世纪的舞台上。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08-11-9 6: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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