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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立璠]“非遗”保护语境下的宝卷研究——以《鹦哥宝卷》为例


    中国的宝卷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20年代,距今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其首倡宝卷研究的是郑振铎(1898—1958)。郑振铎将宝卷作为文学的一个类别,即俗文学的对象,写入《中国俗文学史》。自此以后,俗文学被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出现在中国文坛。上世纪20年代与此并行的还有民间文学研究,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是其开端。而在民间文学研究中似乎将俗文学排除在外。认为它是介乎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之间的文学现象,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所以今天的中国文学研究可以说是经典文学(作家文学)、通俗文学(俗文学)、民间文学的三分天下。三分天下,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占据二分,足见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尽管有些人出于偏见不予承认。
    俗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学现象,它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歌谣、曲子,讲史、话本,宋元以来南北戏曲及地方戏,变文、弹词、鼓词、宝卷等讲唱文学等都包括在内。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在介绍何谓“俗文学”时,将古代的歌谣、汉代及六朝的民歌、唐代的民间歌赋、变文、宋金的“杂剧”词、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民歌、宝卷、弹词、鼓词与子弟书、清代的民歌等统统归入俗文学范畴。可见其时关于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这种界限的不清,主要区别于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创作者和传承者身份的不同。宝卷的创作和传承,就其文学传统而言,兼有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特点。就以宝卷而言,无论是宣扬宗教教义(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宝卷,还是民间普遍传承的演唱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善书一类宝卷等,它的作者虽然多是无名氏,但是可以看出宗教宝卷大都是从事宗教活动的人士所为,而包含世俗内容的(如劝善书)等的创作者大多出自民间歌手和故事讲述家之口。所以宝卷版本的考证,创作者的身份不能不加以认真考虑。这也是区别宗教宝卷和民间宝卷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以广为流传和播布的《鹦哥宝卷》为例,探讨在“非遗”保护语境下,民间宝卷的传播、传承与研究。
    我的家乡是甘肃永登县秦川镇(目前已建成兰州新区)的一个偏僻农村。童年时期就听村民们特别是中年妇女们吟唱《鹦哥宝卷》。当时年龄很小,只知道他们所吟唱的是一个鹦哥孝行故事,内容十分感人。其音调至今余音在耳,不能忘怀。后来工作了,而且是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教学与研究,经常接触到宝卷资料,但觉得那是俗文学研究的对象,所以没有特别的留意。
    据宝卷研究者介绍,《鹦哥宝卷》的传承地域很广。从东南沿海到西北高原都有流传。版本也很多。我没有认真研究过那个版本是我小时候听过的。在互联网上搜索,看到一部来自新浪博客“微风轻拂”转载的《鹦哥宝卷》全文,作者标明“隐湖”,大概是取“隐蔽江湖”之意。因为没有注明流传地区和记录整理者,不能断定他就是我小时听到的《鹦哥宝卷》。这部《鹦哥宝卷》是韵散兼行体文本。其中韵文部分采用了“三三四,三三四”和七字句式。我小时听到的宝卷的吟唱部分,每句结尾都是“三三四,三三四”句式,演唱时每句结尾衬以“南无阿弥陀佛”。故事的内容很贴近我听到的故事。所以我想这部《鹦哥宝卷》是流行在甘肃河西永登一带的宝卷。当然宝卷在不同的地区吟唱流传,因民间信众的不同,内容和形式会有所变化。
    《鹦哥宝卷》在河西走廊究竟有多少不同的版本,有待考证。就目前出版的《酒泉宝卷》(西北师大古籍,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河西宝卷选》(段平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山丹宝卷》(张旭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青海宝卷研究》(刘永江,中国社科出版社,2013年)等都收入《鹦哥宝卷》。如果我的推断不错的话,这些不同地区流传的《鹦哥宝卷》,正好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自然包括了我的家乡流传的版本。河西宝卷传承的最大特点是和敦煌变文有着渊源关系,许多宝卷来自佛本生故事。《鹦哥宝卷》是寓言故事,传达的是劝孝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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