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杨]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创新（修改稿）(2)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9:11:19 民俗学博客 柯杨 参加讨论
以往，当我们谈到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时，总喜欢用“原汁原味”、“原生态”之类的概念来限定它、强调它，似乎民间文化是凝固不变的、僵化了的事物。这与我们长期受到“历史遗留物”等说法的影响不无关系，也与我们把眼光过多地投放到“过去”而不太关心“现在”有关。个别人士还把马丁·海德格尔首创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这一反思性哲学概念作为强调“原汁原味”的理论根据，其实是一种误解。“本真性”这个概念是针对全球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而提出的，它被广泛应用于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对其阐释，也各有侧重。并且，这一概念似乎还在不断地被充实、丰富、完善的过程中，可说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概念。本真性的核心是真实性。将这一概念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但要牢牢把握真实性这个核心，还应当把全面性、地方性、认同性纳入本真性的思考和阐释范围。全面性就是要求完整、完全，不能截取该文化事象的某一段或局部；地方性是指它的产生和中心流传地区（其中有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不能毫无联系地把甲地的说成是乙地的，更不能把民间的抢过来说成是自己个人的；认同性是指当地广大民众对自己的某种传统文化具有自信、自觉和强烈的认同感，并积极地参与到存续和创新的实践活动之中。与本真性这一概念对立的，应当是指那些只取一点民间文化因由，胡乱编造，却又打着民间文化的旗号将其商品化以谋求经济利益，使其脱离当地民众生活，得不到当地民众认可的造假行为，而不是指民间歌手本人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变革和创新，也不是指艺术家在民歌音乐基础上的严肃改编与再创作。其实，包括花儿在内的民间文化都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正如德国阐释学家伽达默尔所言：“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真理与方法》）这段话里的“我们”一词，主要是指参与某种文化活动的传承主体。我们在花儿的保护工作中，既要关注它“优质基因”（主要指它的形态构成要素、特定的实践方式等）的挖掘、提炼和传承，也要关注它本身的吸纳、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特点，并将其纳入我们的观察和研究范围。比如，现在大家都认可的花儿《下四川令》，原先是流传在甘肃陇南礼县、西和县一带的山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已故著名花儿歌唱家朱仲录先生采集到后，与刘峰合作改词编曲。其唱词为：“一溜溜山来者哟两溜溜山，三溜溜山，脚户哥下了个四川；今个子牵来者哟明个子牵，天天牵，夜夜的晚夕里梦见。”“凤凰展翅者哟三千里，大雁儿，它离了雁群者瘦了；脚踩上大路者哟心牵了你，哎哟哟，喝油也不长个肉了！”这个原先只是两句一首的山歌，被他们改编为河湟花儿的“两担水”格式（即六句一首，一、二句和三、四句之间各有一个半截句），并在甘、青地区传唱，得到了民众的喜爱和认可，在曲调方面也较原先的山歌有所拓展，现在已成为大家公认的花儿了。在甘肃康乐莲花山一带流行的花儿中，每年花儿会都能收集到大量的新唱词，充分展现出民间歌手与时俱进的创作才能。比如，有三首反映农民新生活的花儿非常精彩：“媳妇头发要染呢，女孩儿硬要拉展呢，老伴说是要卷呢，都把时髦要赶呢，全都叫我付款呢。”“镯子买下十对呢，时装挂下一柜呢，皮鞋多者排队呢，我就这么消费呢。”“穷了谋者吃饱呢，富了寻思吃好呢，筷子拿上胡搅呢，馋者要吃野草呢。”像这类由民间歌手自己经过创新、移植、引进而被群众认可的作品和新产生的反映时代新貌的花儿，都属于原创性的作品，应当纳入传承和保护的范围，不能认为它们是“非传统的”而予以否定。还有一首传统花儿，本来是“核桃的壳壳里照灯盏，头发细的些捻子；我维的阿哥脸皮软，芝麻大的些胆子”这样四句。朱仲录先生觉得它好是好，但还不够来劲。于是加以改动，变成了两担水的结构，增加了一段，成为男女对唱的形式。于是就成为这样： 女： 核桃的壳壳里照灯盏， 没一滴油， 头发细的些捻子； 我维的阿哥是脸皮软， 开不下口， 芝麻大的些胆子。 男：煮牛的大锅里照灯盏， 你有了油， 我有个缸壮的捻子； 墙又高来门又严， 你开个口， 我有个天大的胆子！ 这种改动，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将含蓄与幽默紧密结合，增强了生动性和形象性，是很成功的。像这类创造性的拓展与创新，完全符合原创性的要求，也是花儿生命力不断延续的内因，理应充分加以肯定和保护。 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大力保护花儿的传承主体——民间歌手，抢救、保护和传承原创性的花儿音乐及唱词，保护花儿会这种在全球极为罕见的民间传统文化空间，是一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保存有价值的历史文化记忆的重大国际义务。各地文化部门应当遵照从今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各项要求常抓不懈，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另一方面，我们的音乐家、歌词作家和戏剧家，也应当在深知和把握传统花儿“优质基因”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和再创作，拿出具有浓郁花儿韵味的好作品，以便在更大范围推广。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先生所改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西部民歌，如《达坂城的姑娘》、《阿拉木汗》、《掀起你的盖头来》、《在那遥远的地方》等，没有一首是严格意义上的“原汁原味”的民歌，词曲都经过了他的再创作，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他自己所说：“目前图书馆里，可以翻出成千上万的各族民歌，但只有极少数能在世上广为流传。其原因除了动人的文学（唱词）和美的旋律之外，还要加上一个高度艺术的灵犀‘一点’，这‘一点’我认为就是改编者的创作。”（见《人民音乐》1995年第六期）我们可以把这个“灵犀一点”叫做灵感、顿悟，但这个“灵犀一点”却是有前提的，如果没有对一定民族音乐元素的准确把握，没有对一定民族民歌旋法、曲式结构和节奏特征的高度熟悉，没有对一定民族民间音乐风格的深刻认知，就必然“点”不出什么名堂。再比如,创作了《翻身道情》、《新疆好》、《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祖国颂》等著名歌曲曲谱和给电影《阿诗玛》谱曲的杰出民族音乐家刘炽曾说：“民间音乐，已经长成了我身上的肉。”“我的很多作品都用了大跳，就是跨度比较大，至少一个八度以上，特别有效果，这就是从蒙古民歌中学来的。”著名电影音乐家雷振邦为《刘三姐》、《芦笙恋歌》、《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所谱的曲子都是脍炙人口的，他认为，民歌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而要有艺术的提炼和加工。他说：“只有在大量占有当地民族民间音乐资料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提炼出它们里头的精华成分来，加上自己对剧本和主题的理解，才有可能创作出符合当前人们审美习惯同时又具有传统美感的具有生命力的音乐作品来。”王洛宾、刘炽和雷振邦对民歌的一往深情和在改编方面所显示出来的深厚音乐素养和功底，是值得当今的音乐工作者学习的，我们的时代呼唤有更多的民族音乐家出现。在我看来，保护花儿的原创性和音乐家们在花儿音乐基础上的再创作，虽然是目的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却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前者是活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后者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和提高、普及和推广花儿的需要（亦即“合理利用”的一个方面），即所谓“车走车路，马走马路”，两者各有其不同的任务和操作方法，不应该相互干扰。 总之,我觉得要使花儿真正得到活态存续、传承和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充分体现花儿浓郁韵味的、高质量的改编和再创作就是其中之一。那种把保护与创新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主张，是肤浅的、过时的。对于“从遗产到资源创新是更深刻、更持久、更重要的保护手段”这一命题，我们大家都有必要认真加以思考和解读。优秀的改编和再创作，必将大大有利于花儿的普及、推广与提高，使这种民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2010年6月30日初稿 2011年5月28日修改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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