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清代汉学并没有因为戴震去世而中止前进。相反，乾隆一代的帝国文化政策，将愈来愈多的才识杰出的士人驱入书斋，埋首经史考证。他们着书，或为谋食，或为自娱，罕有真想“经世致用”之意。但正是这班迂阔的书生，写出来的解经考史的种种论着，分开来看无不支离破碎，合起来看则可说此一拳，彼一脚，将五百年来高踞庙堂的“正学”，摧残得百孔千疮。危微精一，出自伪《书》；《大学》，《中庸》，原非孔学。讲宋学而攻汉儒，乃属数典忘祖；是程朱而非陆王，可谓同室操戈。很难说清楚这类枯燥乏味的朴质见解的传播过程，但历史证明，“乾嘉以来，朝士崇尚汉学；崇学之士，翕然从风”（40）。当姚鼐在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以八十五岁高龄死去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桐城派已被众多“崇学之士”，下意识地排除在“国朝宋学”之外？人们不得而知。但汉学家在忍受他和他的支持者攻讦四十年后，已难以继续隐忍，则也是事实。
乾隆晚年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纂修官多半是汉学名家，其中讥讽道学的倾向已颇明显。那以后这名老皇帝沉湎于臣下颂声，已无心顾及学术争论。乾嘉政权更迭之际，首攻前朝权相和珅的王念孙，首揭乾隆末季弊病的洪亮吉，都号称汉学名家又都以事功着称。于是汉学家的形象顿时改变，似乎通经足以致用。更由于乾隆末的毕沅，嘉庆间的阮元，都久任封疆大吏，而都以彰显经史考证之学为韵事，遂使士林竞趋时髦。这就使江藩所谓“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形成另一种时尚。
熟悉清学史的江藩，既自居为汉学宗传，又忧心于汉宋纷争。他以为汉学家重视礼乐故训，属于“教化之本”，而宋学家不读汉学家诠释经传诸书，也不能阐明“性命之理”（41）。因此，他在作《汉学师承记》之后，又着《宋学渊源记》。他自称“藩为是记，实本师说”。那师说，具见于惠士奇手书的书斋楹贴，所谓“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42）。《汉学师承记》还曾指名批评方苞。《宋学渊源记》则对桐城派采取回避态度，不仅没有只字说到方苞、刘大櫆、姚鼐，而且没有只字提及阴受桐城义法的阳湖派恽敬、陆继辂等人。江藩可能没有想到，他这样做，实际上将桐城、阳湖诸家排除在“国朝宋学”之外，而卷首声明诸家着录与否的理由，给人印象则无非是饰语。
5
《宋学渊源记》也是传记体。正编二卷，附记一卷。但它的编法不同于《汉学师承记》，不再以学派别门户，而采取双重标准，正编按地域分卷，附记以杂学合编。
卷上传十人，籍贯分属于黄河中下游的陕豫鲁诸省。卷下传二十一人，则都是江浙皖赣等长江下游诸省学者。附记八人，多半籍贯和所有经历，都在江浙。
江藩称卷上诸人为“北方之学者”，卷下诸人为“南方之学者”。依此类推，则附记诸人，则无疑都属于南人。把空间分布作为学术派分的畛域，始于南北朝。但承认“统一”时代还存在学术的地域剖分，则盛于北宋。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使空间差异和学派传授相结合的编纂形式，成为学术史的楷模。《宋学渊源记》没有突破这一藩篱，而且比全祖望编定《宋元学案》采取的籍贯分类法，还要粗略。
令人感兴趣的，是江藩的判教尺度：“北人质直好义，身体力行；南人习尚浮夸，好腾口说。”那结论自然是孙奇逢、李中孚所代表的北学，议论虽然兼采朱熹、王守仁，但都“期于自得”，“不为禅言，不为禅行。”南学呢？“其蔽流于释老，甚至援儒入佛，较之陆王之说，变本加厉矣。”（43）可是，江藩按照他的尺度，所选择立传的清代理学家，其中南人倍于北人。数量固然未必表征质量，一个孙奇逢也许胜过十个刘汋。不过，《宋学渊源记》着录的南方理学家，却不乏与孙奇逢等比肩之人。例如张履祥在清初的名望，便不亚于关中二李（中孚、因笃）；而朱用纯按朱熹的“主敬”原则所作家训（即后人所称《朱柏庐治家格言》），非但在清代的流传程度为孙奇逢的讲学语录所不及，而且常被世人误以为是朱熹本人的作品。可见即使论学行，南方理学家也未必逊于北方理学家。当初顾炎武曾对明末清初“南北学者之病”（44），分别予以批评，并没有抑此扬彼的意思。江藩套用顾炎武的说法，而抑南扬北，显然也不是指全部南方理学家。由本书附记来看，他所传八人，个个“佞佛”，其中仅一人为南下的北方移民。但就是这些南人，江藩也多予揄扬，包括着名的“尺木居士”彭绍升，而批评较多的仅是好佛又不忘俗的罗有高。既然如此，那么《宋学渊源记》抑南扬北，又独独不载属于南人的桐城诸家，其指向便很清楚。
其实，综观《宋学渊源记》前叙及各卷后论，则江藩所以贬抑南方理学家，更其摈斥桐城诸家，真正理由并不在于他们推崇朱熹，甚至不在于他们援儒入佛。在哪里呢？卷上引用孙奇逢的话，指责“世之学者，不务躬行，惟腾口说，徒增藩篱，于道何补？”这也就是江藩的本意。他在记叙议论中，再三说到“齿{K14209.JPG}辩论朱、陆、王三家异同”，“是谓词费，是为近名。”他反驳说，岂止陆、王，朱熹的言论何尝不近于禅？程颢不是首开援儒入佛的风气？他指斥说，为什么学朱熹不在明道的基本功即修身方面身体力行，反而唯重口舌之争？如此等等，都分明在指桐城派。姚鼐虽说义理、考证、词章三端都不可废，但他的首座弟子陈用光解释其意，便强调“以考证佐义理，义理乃益可据；以考证入词章，词章乃益茂美”（45），就是说最重要的在于用美文表义理，而考证无非是所谓载道之文的佐料而已。从方苞、刘大櫆到姚鼐，作文无不以朱熹代表“正学”，而攻击陆九渊、王守仁为“异端”。姚鼐更时时攻击汉学家的考证，“欲尽舍朱、程”，“诋毁父师”，其心可诛。（46）这当然是把考证看作“实学”的江藩所不能忍受的。
因此，江藩在卷下后论中，再度指责“务以词胜者”之后，声明他诠次南方学者，“于晓晓辩论三家之异同者，概无取焉”，更证明他诠斥桐城诸家于“国朝宋学”之外，是有意的。（未完，下期续）注释：
①《汉学师承记》阮元序，见江藩本书。序末署“岁戊寅除夕”，当清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末，1819年1月。
②《宋学渊源记》达三序，见本书。
③参看《汉学师承记》汪喜孙跋。此跋在《丛书集成初编》本移值于《经师经义目录》后，改题“跋一”，非原貌。汪喜孙，汪中子，父殁后从学江藩。跋中指责“汪钝翁私造典故”，“毛西河肆意讥弹”，袭自阎若璩；但谓“方灵皋以时文为古文，三《礼》之学等之自郐以下”，“王白田根据汉宋，比诸春秋之调人”，则当属汪中、江藩的意见。
④参看《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346-347。清末皮锡瑞述及建议更改《汉学师承记》书名者，误作焦循，已于1928 年为周予同师指正，见皮锡瑞着、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中华书局，北京，1959年修订版，页313及页318注（18）。
⑤“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饰。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徽章益分。”见章炳麟重订本《訄书·清儒》。此篇注释，可参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中国历史文选》，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343注（146）以下。范，姚范。
⑥江藩，字子屏，号郑堂，晚号节甫，甘泉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卒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七十一。传见《清史列传》卷七六《儒林传》。按，此传仅据二、三种记述编成，甚略。主要依据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六“经学”余萧客传附江藩传，而李元度作此传，仅概括江着《经师经义目录》大略而已。实则江藩于《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其它杂着内，一再叙及身世。据此，闵尔昌编有《江子屏先生年谱》，有民国十六年朱刊本。江藩为监生，但早岁知名，居京甚久，曾坐馆于大学士王杰家。约在乾隆五十一年（1785），他撰成乾隆“御制诗”集注，由王杰进呈，得乾隆赏识，又传谕召对圆明园，值林爽文起兵台湾而中辍。然江藩由此名愈着。见清汪廷儒《广陵思古篇》。
⑦“嘉庆中，扬州有雄骏君子，曰江先生，以布衣为掌故宗，且二十年。”见龚自珍《江子屏所着书序》，前揭龚集，页193。
⑧方东树，字植之，晚号仪卫主人，桐城人。生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卒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八十。传见《清史列传》卷六七，《清史稿》卷四八六。二传大抵据方氏门人苏惇元《仪卫方先生传》（《汉学商兑》同治十年重刊本卷首），桐城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仪卫轩文集》附，同治七年刊），又世传方宗诚撰《方植之先生年谱》，据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50），谓内容与郑编同。方东树以诸生终，然“少有用世志”，在外作幕友，主书院近五十年。阮元任两广总督，于1819年聘方为《广东通志》分纂，次年又入新建成的学海堂，又次年主持廉州海门书院。至1826年回皖入安徽巡抚邓廷桢幕。章炳麟说他“本以文辞为宗，横欲自附宋儒，又奔走阮元、邓廷桢间，躬行佞谀，其行与言颇相反。”见《检论·清儒》（《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页475）。他二十岁后好陆王之学，学古文于姚鼐； 四十后改宗朱熹，讲义理之学；晚年居家，又醉心禅帨。《清史稿》说他一生学凡三变，是不错的。
⑨参看《清史稿》卷四八二儒林曾钊传。
⑩参看前揭《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方东树传。
（11）见《汉学商兑序例》。
（12）《汉学商兑》始着时间，郑福照《年谱》系于清道光四年（1824），梁启超谓“其书成于嘉庆间”，均被钱穆讥为“无他证”或“益无据”。梁说见拙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页56。钱说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台湾，1980年七版，页517页。但钱穆以为《汉学商兑》“成书在丙戌（1826）前，刊行则在辛卯（1831）”（上引书，页517），显然失考。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道光辛卯冬刊本，卷首于道光丙戌四月所着“序例”前有“重序”一篇；于“序例”后列有“汉学商兑题辞”，凡七人，署地望者有阳湖陆继辂、元和沈钦韩、武进李兆洛、宝山毛岳生；未署地望者，姚莹虽为桐城人，而时在江苏侯补，陶澍时为江苏巡抚。诸人既不同在一地，题辞或云“读大着”如何，“奉教”如何。这时方东树在安庆邓廷桢幕府，自无将手稿分缮寄诸人可能。此本卷下末又附按语谓“余既写此说，友人多以见规”云云，则见书者又不止前有题辞之七人。倘无刊本，则难以想象有分散诸地的如此多人作出回应。因而钱穆谓“刊行在辛卯”，缺乏佐证。再，复旦大学藏辛卯本，封面有墨书手迹“桐城方植之先生着凡四卷附刊误补义”，封内有同一手绩题“己亥春正月二十一日读卷上一过”云云数语。今存两册，卷上卷中之上合一册，卷中之下卷下合一册。两册封面右下角各有同一手绩朱书“上”，“中”二字，则知阙“下”即“刊误补议”一册。由此也可证辛卯本以前必有一初刻本，惜未见。据《清史稿》卷一九九《疆臣年表一》，阮元于道光六年丙戌五月中奉调任云责总督。方东树作《汉学商兑序例》署“丙戌四月”，又《仪卫轩文集》卷七载有《上阮芸台宫保书》，乃为献《汉学商兑》而作，未署写信时间，但必在《序例》作成后。因而我疑心方东树此书早成，但献给阮元的时机，并非与阮调任纯属巧合。在阮元离粤后，方东树随即赴浙江，旋返皖入邓廷桢幕。见郑编《年谱》。
（13）见《清史稿》卷三六九邓廷桢传。邓任安徽巡抚十年。
（14）见《汉学商兑》道光辛卯本卷首。
（15）参见卢文弨《故两淮都转盐运使雅雨卢公墓志铭》载闵尔昌纂录《碑传集补》卷十七。按此墓志铭，《抱经堂文集》未录。
（16）请参拙作《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复旦学报》（社科版），1989年4期。
（17）参看前揭汪廷儒《广陵思古篇》。又，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六评江藩：“其为人，则权奇倜傥，能走马夺槊，狂歌豪饮，好游好客，至贫其家。儒林、文苑、游侠三传，令后世难于位置。”奇怪的是《清史稿》真的无江藩传。
（18）章炳麟语，见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402。
（19）《汉学师承记》的阎若璩传，基本内容与杭世骏的《阎先生传》略同，但对同一事件的说法往往不同。比较地说，杭世骏对阎更持批评态度。
（20）参看拙编《周予同经学史论着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103。
（21）参看拙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页26。
（22）参看《汉学师承记》卷八末“节甫曰”。
（23）“郑堂久在阮文达幕府。文达撰《国史儒林传》稿，第一次顾亭林居首，第二次黄衔棃洲居首，而是书以两先生编于卷末，以纯宗汉学也，亦可见其体例之严。”见粤雅堂丛书本《汉学师承记》伍崇曜跋。按此跋或为谭莹作。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四：“近刻《粤雅堂丛书》百八十种，校雠精审，中多秘本；……每书卷尾必有题跋，皆南海谭玉生舍人莹手笔，间亦嫁名伍氏崇曜，盖伍为高赀富人，购书付雕，咸藉其力，故让以已作云。”参见《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谭莹传。
（24）见粤雅堂丛书本《宋学渊源记》伍崇曜跋。按此跋亦或为谭莹所作，说见前注。但此跋以为“郑堂学术人品，颇近毛西河检讨”，则提供了对江藩就近观察多年的一种印象，颇近似。
（25）参看《经师经义目录》江钧附识。江钧当即《汉学师承记》卷七汪中传末江藩自述“养侄为儿”者。但此识语则无疑出于江藩本人。入选《目录》的人和书，统计乃我所作。又，江钧附识署“嘉庆辛未良月既望”，而识语谓“家大人既为《汉学师承记》之后”，“作《经师经义目录》一卷，附于记后，俾治实学者得所取资……次列既，承命钧缮录”云云，则可知此书及目录，在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五日前已完成初稿。此后当有修改。
（26）引语见《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传。
（27）前揭《与江子屏笺》。
（28）黄说见《汉学师承记》卷八黄宗羲传。此传大略同于全祖望《黎洲先生神道碑文》，但传文所引“教学者”二语，则不见于全氏碑文，或江藩别有所据？惠联见于《宋学渊源记》卷首，引语下谓“藩为是记，实本师说”。按惠栋于一七八五年去世时，江藩已二十四岁，相继从余萧客、江声习经学已多年，因而曾向惠栋问学是可能的。
（29）（42）阮文见《研经室一集》卷二。
（30）参看《清史稿》卷二九○及后论。此卷所载杨名时、方苞等十余人，多为李光地荐拔的人物，从中可见李光地何以在雍乾二朝仍能具有影响。
（31）（34）（37）参看前揭重订本《訄书·清儒》。
（32）清代所谓“理学名臣”，原指由历届政府特许从祀孔庙的人物，衡量尺度唯在“躬行践履”，与其在理学上是否有造诣无关。这里即用此涵义。
（33）方苞于乾隆初有“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才劄子”，其中表明他颇知皇帝憎恶的是怎样的“结习”。参看《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页557-564。
（35）自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刊行，并由此出现“桐城派”的名称，在同时代的汉学家中激起的反感，可以钱大昕为例。钱大昕年轻时以辞章知名，为沈德潜赏识的“江左七子”之一，人品以谦和着称，却很讨厌方苞的文章，称其人“乃真不读书之甚者”，斥其文“所得者古文之糟粕”，“未喻乎古文之义法”，并屡引王澍讥方苞语，谓其“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见《潜研堂文集》卷三三“与友人书”、卷三一“跋方望溪文”等。如后所述，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将钱大昕作为重点攻击对象，这无疑是直接动因。但本文不拟考察桐城派与汉学家的文学争论，容当别论。
（36）戴震《江先生永事略状》，钱大昕《江先生传》，分见《东原文集》、《潜研堂文集》，合刊见钱仪吉纂录《碑传集》卷一三三。《汉学师承记》卷五江永传，即据戴、钱二文，行文因袭钱文尤多。关于方苞向江永问礼事，戴、钱及王昶《江慎修先生墓志铭》，记载略同，均谓方苞“素负其学”或“素以三礼自负”，闻江永至京，设难相问，“乃大折服”。但江藩却将末语改作“苞负气不服，永哂之而已”。这属于事实的颠倒，对方苞的诋诬。同样情形，在《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内，虽不多见，但有此例便令人怀疑作者违背汉学家所称的实事求是原则。可笑的是方东树攻击江藩，竟未举如此明显诋诬方苞的例证，或以为举此恰证方苞学问不行？也可能本不知这段故事。
（38）参看姚莹《姚先生鼐家状》，前揭《碑传集》卷一四一。
（39）前揭重订本《訄书·清儒》。但以后章炳麟的说法，略有改变。比较《检论·清儒》。
（40）前揭书《郎潜纪闻》初笔卷六记唐鉴理学条。
（41）参看《宋学渊源记》卷首。
（43）《宋学渊源记》卷上“记者曰”。
（44）“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见《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
（45）参看平步青《霞外据屑》卷七下“以考证入文”条引陈用光诸文。陈用光，字硕士（平步青误硕为石），江西新城人，嘉庆六年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又，梅曾亮《礼部左侍郎陈公用光行状》，亦记其义理、考证、词章的见解，见前揭《碑传集》卷末下。
（46）参看注（36）引姚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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