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人类的各个社会，一方面在进行着“自我运动”，另一方面又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由此，人类各社会的发展，也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形式，即：（1）依靠自身的力量所实现的原生性的发展，和（2）在外部社会的作用下所实现的派生性的发展。原生性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典型形式，也是派生性的发展由以发生的历史前提，因而，这种发展，最能显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最本质的规律。因此，要真正认识这一层次的社会发展规律，就必须运用抽象法，“从纯理论的观点，即假定以永远正常的生活条件为前提”，①来考察那些典型的、原生性的历史过程，而对那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对由外力引发的派生性的发展，暂时忽略不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所作的概括，实际就是他运用这种抽象法，“从纯理论的观点”出发来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结果。所以，在这一概括中，马克思只是讲到了社会的自我运动，而完全没有提到外来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马克思在这里所阐明的，实际就只是能够最充分地包含和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原生性历史运动的规律，而决不是纯粹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原生性历史运动的规律，由于也是一种特定的历史运动形式的客观规律，所以它同样是一个共性与个性、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体；一方面，它包含和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这种规律同样也存在于派生性的历史运动中，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又是原生性历史运动的特殊规律。我国学术界长期对此不了解，而以为这种规律就是绝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这是我们在理论上只强调社会的自我运动、严重忽视和低估了外因在历史中的作用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在历史哲学上的一个根本失误。由于这种失误，我们的眼界和思路被大大地限制了，我们在研究派生性历史运动时尤其失去了应有的理论指导，并因此而出现了诸多的失误与混乱。
二、实际上，马克思在其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中，对于外因在历史中的作用，一向是高度重视的。如1857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曾提醒人们“注意”：“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等等。②1882年，他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又进一步指出：“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按：指派生性进化。--引者注）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③他并进一步提出，俄国的社会主义也完全可以是派生的。因为，虽然俄国国内并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但在与之并存的西方却已具备了这种物质条件，这样，如果俄国能够在其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前即把这种物质条件引入国内，那么，它就能够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④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其着作中，实际早已提出了派生性社会发展的思想。这样，他就为我们提示和指出了一种极重要的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
三、派生性的社会发展，包含了派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因为，如果一个社会在其发展中，派生性的发展成为了它的主要形式，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走上了派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派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了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但是，这种社会发展道路，又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形成的，它只能在社会变革的时代形成，特别是在派生的社会革命时代形成，--只有在派生的社会革命时代，才必然会形成派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派生的社会革命时代，根本不同于由内部生产力的发展所形成的原生的社会革命时代。根据马克思的提示与历史事实，兹可将这种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特殊的原因和方式，简要地概述如下：
社会生产力，是人们借以满足自身需要的基本手段。在“门外”（国外等等）已经有了自己要经过很长甚至极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创造出来的新质的生产力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力最迅速、最有效的途径，无疑是引进和发展新的生产力；引进和发展新的生产力（良种、技术、设备、管理方式等等），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形式，而在这时，就成为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了。落后的社会客观上需要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需要引进和发展，新生产力的引进和发展又需要落后社会有相应的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和文化心理的社会条件，而落后的社会形态在本质上又是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并与之对立的（不然它就不是“落后的”了！），因而，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落后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矛盾，主要的已经不是与内部原有的生产力的矛盾，而是与外部生产力的引进和发展这种生产力急剧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过程的矛盾了，由于这种矛盾，变革落后社会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时代便到来了，并且是以特定的、跳跃的方式到来了。
落后社会的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这种原因和方式，当然是有其特殊性的。这种特殊性，概括地说，就是它的派生性，即它不是落后社会内部的生产力自我发展的结果，而是外部社会的较高生产力必然引进的历史趋势与历史过程的产物。因而，由这种原因和方式所产生的社会革命时代，也就是所谓派生的社会革命时代。
四、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不平衡的。在人类历史上，总是少数或个别地区领先进入了原生性的社会革命时代，然后，在其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及由此而开始向其它地区传播的基础上，世界大部分地区才先后进入了同质的派生的社会革命时代，并由此而达致了一种新的大致的平衡。在世界历史上，这种巨大的历史转变，迄今已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以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为基础，实现了从原始时代到农业文明时代的转变。采集经济，是原始时代的物质基础；农业经济，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物质基础。因为，农业经济是第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因而也是第一种积累性的经济。而有了财富的积累，就会有财富的剩余，因而也就会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因此，农业经济诞生之时，就是变原始社会为农业文明社会（它包括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亚细亚社会等不同的亚形态）的社会革命时代的到来之时，因而也就是文明时代的到来之时。世界上的农业经济，最初只是在西亚、东亚和美洲的个别地区发源的；因而，以原生的方式进入这一社会革命时代的社会，也只是少数的社会。但是，在这之后，在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这种新质的生产力便开始逐渐向周围地区传播，并最终传播到了全世界。而农业经济的传播过程，同时就是使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先后发生生产力上的巨大革命，并由此而进入其派生的社会革命时代的历史过程。人类的农业文明时代，就是这样到来的。
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巨大的、全球性的历史转变，是从农业文明时代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的转变，即从古代到近代的转变。这种转变，最初也是以原生的方式发生的，即在15世纪下半叶在西欧首先发生的。但在这之后，由于工场手工业并不具备向全世界传播的能力，所以，在整整3个世纪内， 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并未进入自己的近代史阶段，世界近代史阶段，也因此而并未到来。直到产业革命发生后，这种局面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1825年英国宣布解除禁止机器出口令，这标志了大工业生产力已开始逐渐具备了向全世界传播的能力。19世纪70至90年代重工业成为了西方国家居主导地位的经济部门，则标志了大工业生产力已完全具备了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能力。大工业所铸成的所向无敌的“商品重炮”，直接造成了这种生产力向全球范围传播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过程。而随着大工业生产力向全球范围传播的历史时代的到来，世界各落后国家和地区所应有的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形式，便转变为了引进和发展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大工业生产力在本质上是为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所无力容纳的社会生产力；它所要求的，当时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⑤。这样，随着大工业生产力向全球范围传播的历史时代的到来，世界各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便都立即地、毫无例外地转变成了这种生产力引进和发展的桎梏，从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进入了它们的派生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历史时代，即进入了它们自己的近代史阶段。世界近代史--而不是西欧近代史--的历史阶段，就是这样由于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普遍进入了派生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时代，而在19世纪内逐步到来的。
五、派生的社会革命时代，必然会有派生性的历史进步，必然会有派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派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既有其与原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共通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只有首先认识了它的特殊性，才能进一步认识它们的共通性。而这种特殊性，恰恰又是长期以来为我们所忽视了的，因而也正是需要加以着力的研究和阐明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究竟什么是派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才能对一般的派生性社会发展有一个更深切的了解。根据马克思的提示、大量的历史事实及其内在逻辑，我认为，这种社会发展道路，主要有着如下七个方面的历史特征，这就是：
六、特征之一：中断性和跳跃性。在原生性的社会发展中，由于生产力只能是逐步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只能随之发展，所以，中断现有的社会发展进程、以实现跨跃大的历史阶段的跳跃性的历史发展，是绝对不可能的。而在派生的社会革命时代，由于这种时代本身就是在外部新质的生产力必然引进的历史趋势和历史过程打断了落后社会的原生性的发展进程的情况下到来的，所以，中断落后社会原有的社会发展进程、并使之跳跃式地进入新质的社会发展阶段，便成为了历史的必然。这种中断和跳跃，既不是历史上的特例或偶然现象，更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一种合乎规律的飞跃性的历史进步。因为，从根本上来讲，这种中断和跳跃，是新质生产力向外传播的必然结果，也是落后社会引进和发展这种新的生产力、并使其整个社会生活迅速发展的客观需要。
派生时代的这种中断和跳跃，实质上是同质的原生性时代所包含的主要的社会进步内容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因而，它不是弱化了，反而是从根本上强化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统一性，因而也就肯定和实现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⑥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而且，它同样也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也就是说，整个人类历史（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个社会的历史），是不可能以中断和跳跃的方式向前发展的；在人类历史上，只有那些在一定阶段上较为落后的社会，才有可能在一定的外部生产力的条件下，而以某种中断和跳跃的方式向前发展。
七、特征之二：起点低。在原生性的社会发展中，由于新的社会革命时代的到来，是这种社会以往全部发展的自然结果，所以，在这个时代到来之时，这个社会的实际发展程度与这个时代之间，便是相互吻合的。而在派生的时代，由于这个时代本身就是在外部新质的生产力必然引进的历史趋势和历史过程打断了落后社会原有的社会发展进程的情况下到来的，所以，在这个时代到来之时，这个社会的实际发展程度，亦即其派生性社会发展道路的实际的历史起点，便必然会低于同质的原生性社会革命时代到来时的社会发展程度或原生性社会变革的历史起点，而与其时代的性质不相吻合。譬如，西欧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时代，是在16世纪初正式到来的，中国的这种时代，则大体上是在1840年到来的。西欧的资本主义时代，因为是原生的，所以在这个时代到来之时，这个社会便具备了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切特征，即出现了封建制大规模解体和资本主义迅速兴起的历史现象。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时代，因为是派生的，所以在这个时代到来之时，这个社会也就既未出现封建制大规模解体的现象，也未出现资本主义迅速兴起的现象，而是仍然处于封建社会中期的发展水平，⑦因而，其派生性社会变革的历史起点，也就低于西欧原生性社会变革的历史起点。而起点低，这也正是派生性社会发展道路的其他特征由以发生的直接原因。
八、特征之三：内力匮乏。这里所说的内力，指的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的现实的和主动性的社会发展动力。这意味着，其一，这种内力，首先必须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动力；为此，它就必须是与这个时代的性质相吻合的动力，至少，也必须是多少带有这种性质和倾向的社会动力。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时代，这种内力就必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动力，或至少也是多少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倾向的社会动力。其二，这种内力还必须是现实的，而不能是潜在的。任何社会，都多少具有其推动自身向前发展的潜在力量。但这种潜在力量只有在转化为与时代的性质多少相吻合的现实的力量之时，才能够真正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其三，这种内力还必须是主动性的，而不能是被动的。如果一种社会力量，只能在某种压力下被迫地多少适应一下时代发展的需要，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它仍然是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的。真正能够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只能是主动性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在大变革的时代，就更是如此。由此可见，所谓内力匮乏，这只能是指一个社会内部缺乏能够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现实的、主动性的社会发展动力这样一种状况。而与之相对应的内力充实或内力充足，则只能是指一个社会内部比较充分地（或至少也是基本上）具备了这种社会发展动力的那样一种状况。
派生的社会革命时代，由于是在落后社会的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到来的，所以，其以往的社会发展，是不可能为新时代的社会变革作出必要的动力准备的。因而，任何一个落后社会，只要它进入了派生的社会革命时代，那么，它同时也就是进入了一个或长或短的内力匮乏的历史时期。而原生的社会革命时代，由于是社会长期依靠自己的力量向上发展的自然结果，所以，在这种时代到来时，这种社会所实现的与其时代性质相吻合的较高程度的社会发展，便已为其新时代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必要的动力准备，而使这种社会处于了内力充足的状态。因此，内力充足，这是原生的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而或长或短的内力匮乏期的存在，则正是派生的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
进一步看，落后社会在进入内力匮乏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的内力匮乏，既可能是相对的，也有可能是绝对的。如日本在1853年开始进入这一匮乏期之时，因其内部已经含有了某些带有近代资本主义倾向的社会力量，所以，其内力匮乏，只是相对的。而印度、非洲在19世纪进入了这一匮乏期之后，在一段时间内，因其内部一直未形成带有近代资本主义倾向的积极的社会力量，所以，它们的内力匮乏，也就是绝对的。不过，从整个匮乏期来看，这种绝对匮乏的状态，又只能是暂时的（除非这个社会在未及摆脱这种状态之前即被外力所毁灭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新时代的社会发展，绝对匮乏的状态，必然会为相对匮乏的状态所取代，进而，内力匮乏的状态，也就会为内力充足的状态所取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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