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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植]韩国国家节庆假日与传统岁时风俗之变化(4)


    如前所述,寒食是冬至后的第105天,通常为公历4月5日。虽然寒食日本身有特别的意义,但是政府为了鼓励植树,把每年的4月5日定为国家假日“植树节”。然而,从历史脉络来看,韩国的植树节也另有重要意味。朝鲜“成宗”时,大王、太子与文武百官曾在东大门外先农坛亲身耕作(成宗24年3月10日),按照公历计算,当天即4月5日。植树节的直接由来是1910年“纯宗”举行“亲耕祭”,亲自植树。1911年4月3日,尚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期的朝鲜第一次把4月5日定为植树节。解放后,在1949年6月4日制定的《有关政府机构假日的案件》里,植树节被确定为法定假日。以后,在1960年3月16日第四次修改时,4月5日的植树节被替换为3月15日的“防沙日”,但1961年2月27日第六次修改时再次恢复植树节。1990年第十四次改定的预备案里,曾提出把植树节删除出假日的意见,但后来因清明、寒食的重新确立而维持其假日的地位。由此看来,在今天韩国人的生活中寒食虽然不是国家假日,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等于植树节,实际上也是全国性节日。
    另外,元宵节、端午、百中(伯仲)和冬至也不是国家假日,主要表现为部分地区盛大而隆重的节日。这样看来,目前在韩国除了公历新年以外,只有春节和中秋节两个正式节日,它们跨越宗教和地区文化,成为普遍公认的两大节日。
    三、历法的变更与春节的变化
    历法使人的生活规范化和体系化,在规定中生成了文化。因此,历法的使用与否可以作为自然与文化的区别标志之一。历法的使用意味从自然历转移到文化历,意味着人类生活进入先进文化的阶段。
    韩国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历法,使用怎样的历法,目前尚不得确知,只能从古代文献的记载中推测一二情形。最早的历法记载便与韩国古代国家的岁时风俗有关。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记录有“殷正月”时在夫余举行迎鼓,10月高句丽的东盟和濊举行舞天。其中有关高句丽和濊的记载中的“10月”,可能是按照当时通用的夏历来计算的,而由记载中的“殷正月”来推测,当时夫余应是使用殷历。
    据《三国史记》,百济在公元5世纪以后使用宋国的元嘉历,高句丽在624年从唐朝得到历书并传给日本,新罗则在674年修改麟德历。
    高丽时代的1281年使用了郭守敬的授时历,朝鲜时代孝宗4年(1653年)则采用了太阴历时宪历。到1895年乙未农历9月9日,官报发表了“把历法改为太阳历,把开国504年11月17日作为开国505年1月1日”的诏敕令,正式公布使用太阳历。由此,农历1895年11月17日改作公历1896年1月1日,标志着韩国第一次开始使用公历。(李殷成,1985:340)
    日本是从明治维新后的1872年起采用公历的。① 当时,日本对朝鲜施加政治外交压力,因此在朝鲜推行公历受到了朝鲜人民的抵抗。这样围绕着农历与公历的使用,政府与国民之间的纠葛因为被掺入外国侵略的因素,互相之间的紧张关系被强化了。虽然当时主张采用公历的皇室都按照公历来举行国家仪式,但是传统的农历新年并没有因此就被忽略掉。比如,1907年1月5日《皇城新闻》报道了“1月1日上午8点文武百官在中华殿举行了朝贺礼”。这是按公历举行的新年仪式,而那年春节时,政府各个部门与各种学校则挂起国旗祝贺新年(《皇城新闻》1907年2月15日报道)。这表明皇室也不能禁止农历的使用。(姜正源,2003:632)
    采用新历法的政府欲将公历的1月1日作为新年之始,但普通老百姓却继承民族传统把农历1月1日视为新年。这样一来,视公历1月1日为新年的(又称元正),就叫做“新正”,而传统的新年就称“旧正”。这是围绕新年为何时的新正(新年)与旧正(春节)间的对立。
    这种对立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当时的报纸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朝鲜总督府强迫韩国人使用公历,强迫民众遵守公历新年的约定,妄图以此扼杀韩国民族文化。
    《每日新报》是朝鲜总督府的官报,1915年2月14日报上社论里说“虽然正式新年是公历的新年而朝鲜人还是把农历的春节迎接得更热烈”。但该报第二年1916年1月5日里的论调却变为“现在公历的新年成了真正的新年节日”,1919年1月3日还登载了“按公历过新年的情况越来越多”的文章。这可能就是报社的主观愿望吧。
    1926年1月1日至4日的《东亚日报》上,“过一个新年”的主张连载了4次,其主题是“近期很多朝鲜人民过公历新年,商人、银行、企业和有关外国的人等不得不两次过年,为了改正两次过年的弊端,应该只过公历新年”。在1926年1月4日《东亚日报》甚至登载了金活兰(亲日派人士)“选择全世界公认的新年是明智的”的新年致辞。
    但是,殖民地的朝鲜人民仍然喜爱农历的春节。这也可以从当时的报道上得到确认。1925年1月25日《朝鲜日报》上说“迎接春节,各级学校都放假,商店也关门,热卖孩子们的玩具”。1927年1月30日《东亚日报》指责“我们与总督府为了改正两次过年的弊端,已经多次指责过,但是人们仍然过春节”。总体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总督府与报社宣传公历新年,而老百姓仍然喜爱农历春节”的事实。①而这背后是有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背景,对于当时的韩国民众而言,大家都认为公历是从日本拿来的,推行公历就是迫使韩国人使用日本历法。这样一来,公历的新年即意味着日本新年,而农历的春节则是韩国人自己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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