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冰]节日：一种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1]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1:11:34 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2008-1 王霄冰 参加讨论
[摘要]本文试图对节日与节庆活动的行为特征进行抽象分析，对其性质特点加以界定。从平日的角度来看，节日期间人们的生活处于非常状态，带有集体“着魔”的特征。节日以公共的时间和空间为基础，活动过程带有戏剧表演性质；它所追求和创造的，是集体的文化认同、公共的价值观念和和谐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 节日；仪式；表演性；公共性；文化空间；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 德国汉学博士，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新疆乌鲁木齐， 830053），慕尼黑大学亚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80539 Munich) 现代生活中的节日，从来源和形式上都非常多样，既有从过去保留下来的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清明节，也有在民族国家诞生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新生节日，如国庆节、教师节，还有不少从国外引进的外来节日，如圣诞节、母亲节。如果我们把节日的概念放得再宽一点，把各种非商业性质的、按照一定节期重复举行的庆祝活动，像传统的庙会和当代的电影节、文化节等，全都计算在内的话，就更是数不胜数。多样复杂的节日体系，为我们研究节日和进行这一领域的学术理论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社会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一方面传统的节日面临淡化的危机，另一方面人们在面对各种国产的和外来的新型节日面前又常有一种迷失和不知所措之感。[2]如何理解节日这种特殊的文化空间的本质特征？节庆活动的行为方式有什么规律？节日的公共性和社会价值又体现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于民俗学者和文化学者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给出答案。本文在参考国外一些节日理论以及对中外节庆活动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初步总结出公共节日的一些基本的文化特征，意在抛砖引玉，与学界同仁就此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一、节庆期间的非常状态 德国波恩大学东方学系的《袖珍汉学》杂志在2006年第2期上刊登出了一篇文章，研究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的社会现象。文章的题目很有意思，叫《天天过节》。[3]作者在无意中点出了一个过去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现象，即在文革期间，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乱，社会生产和物质文明建设遭到破坏和忽视，造反的红卫兵们天天像过节一样地上街游行、大串联、集会搞批斗。普通百姓都被迫穿上蓝色、绿色或是灰色的制服，早晚聚在一起背诵语录，三天两头地集中起来开会学习和听广播。个人的时间和空间全部都被公共化了。红卫兵和民兵们随时都可以闯入私宅抄家。只要上头一声令下，人们不管白天黑夜都要立即奉献出个人的时间，服从组织的需要。即使是以生产物质价值为目的的田间劳动，也必须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先集体学习毛著，仪式完成之后才可以动工。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生活，实质上是否真是“天天过节”，我想留待本文的最后部分再论，这里暂不细说。但从表面上看，确实像那位德国汉学家说的那样，每天都处于节日一般的非常状态中。有的德国学者用Chrisma的概念来形容节日的特殊状态，将它和日常生活对立起来看待。[4]Chrisma的原意是“神灵附体”，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最早用它来描述与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非常状态，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所谓的领袖魅力，体现在集体行为中就是革命初始阶段的那种群情高涨和骚动，好像是一种集体着魔。这种带有创造力和革新精神的自然冲动经过整合之后，也可以变为正常有序的社会行为，成为机构化的宗教、节日仪式和传统习俗。 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Emile Durkheim）也把节日看成是一种集体的逾制行为。在节日中，人们试图通过大声叫喊、身体的剧烈运动、歌唱和舞蹈等形式来冲破常规。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他写道：“人们会超出自身之外，忘却日常的工作和烦恼。[...]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民众节日常常会陷入放荡无羁，无视许可与禁止之界限。”[5]这样的超常行为在人类学家特纳（Victor Turner）看来，恰恰是节日所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他用哲乃普（Arnold van Gennep）的过渡礼仪论[6]来解释节日的“边缘”特征，指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地位在“边缘化”期间的倒置（下降或上升），直至取消群体内部的等级区分，建立无差别的文化共同体。[7]面具、酒精、歌舞和各种竞技活动等，都是在节日活动中帮助进入社会结构倒置状态的常用手段。比如面具，在很多中外节日中都有使用。威尼斯狂欢节的化妆舞会，以神秘的假面闻名于世。我国传统的村傩活动，也大多带着面具举行，并由此产生出了傩戏。在特纳看来，面具的应用，正是为了使参加节日活动的人们的真实身份得到隐蔽，这样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才能抛开平日的地位高低之分，在庆祝活动当中完全融为一体。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节日的非常状态，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疯狂和热闹。根据哲乃普的理论，在“过渡礼仪”的“边缘礼仪”（即“阈限礼仪”）阶段，往往会有一个集体模拟死亡的时期；此时节日的非常性，就恰恰体现在了静默、斋戒和守候等极度有序的行为当中。比如穆斯林国家的人们在开斋节到来之前的40天都要恪守斋戒，每天天黑之前绝不进食。基督教的信徒称12月24日晚为“平安夜”，这天晚上大家都必须回到自家亲人身边，一起守候到午夜，等到“圣婴降生”之后才会走出家门，涌向教堂庆祝。2007年的元旦，我正好在西班牙的马拉加度假。大约旧年12月31日晚22时左右，我们从宾馆出来，准备到市中心找一家餐馆就餐。[8]到了外面却看到大街小巷全都空空荡荡，杳无人迹。从22点到23点，我们走遍了这座上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心部位的所有巷落，发现几乎所有的餐馆酒吧全部关闭，只有两家中餐馆还开着门。而当我们用完晚餐，于午夜0点30分左右再回到市中心广场时，却发现那里突然已是人山人海、烟火满地，人们狂欢乱舞、闹成一片。原来当地人的新年礼仪正像哲乃普所说的“过渡礼仪”那样，先是经过午夜之前的“边缘期”，大家都守候在家中吃年夜饭和守夜。等到0点的钟声响过，才会进入“聚合礼仪”（即“阈限后礼仪”）阶段：人们都从家中蜂拥而出，来到大街上，和无数陌生人一起共同欢庆新年。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光从社会结构倒置这一点来理解节日的非常状态还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理清节日（非常）和平日（常）这一对概念之间的关系，还应从实际的角度出发，在大量实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抽象的分析和概括。目前，国内学界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黄涛在一篇文章中就曾提到：“在特定群体的文化观念中，节日时间是区别于平日的‘大日子’”，[9]但节日究竟如何“大”法，他在文中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述。初步思考之下，笔者认为节日的非常性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和观察。 首先，节日是神圣的日子。人类早期的节日，都属于宗教祭祀活动，是奉献给神灵的。即便在节日世俗化之后，其神圣意义也依然得到了保存。所以很多节日都通过集体放假而成为节假日，让人们放下手头的俗务，有足够的时间投身到各种不以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为目的的节日活动当中。如果我们把节日按其行为方式分为狂欢型的（或者套用尼采的讲法而称为“酒神文化类型”）和庄严肃穆型的（即所谓的“太阳神文化类型”）的话，第一种恰如西方国家的狂欢节，第二种则如基督教国家的各种宗教节日。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庆祝期间不仅政府、学校、公司等机关单位关门，而且连商店和餐馆也要放假（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马拉加的除夕夜）。在前者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参加庆祝，使个人的情感在集体的欢庆活动中得以宣泄；在后者则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有时间去教堂望弥撒和做祈祷，之后和朋友、家人一起散步、聚餐，以沉静和平和的心情反省思过，以求得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重新融合。 其次，节日的时间是公共的时间，“小我”（个体的我）必须服从“大我”（社会的我）。如果有人在节日期间为了躲开热闹，一个人来到荒郊野外，那就不能算是过节，而只是度假。不过这种情况在当代社会中非常多见，这当然与现代人个性张扬、不屑于与大众为伍的生活态度极有关系。传统社会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而发明、创造了大量集体的庆祝方式，比如元宵节的灯会、端午节的赛龙舟，春节正月里的舞龙、舞狮和踩高跷，现代节日中的焰火大会、游园会和联欢会等活动。还有开放式的游行，也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庆祝方式。例如德国的狂欢节从每年的11月开始，到2月份的某一天以全民大游行为结束，就连来自各地的观光客都可以随便加入游行队伍。11月份的圣马丁节，主要活动内容也是在这天晚上，一个社区的小孩子们全都提着灯笼，跟随在一个装扮成传说中乐善好施、治病救人的圣人马丁的骑马人后面巡游。 总之，任何节庆活动都必须是由至少两个以上的社会成员共同参加才能成立。一个节日的参与者越多，它的公共性也就越强。节庆活动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临时的“庆祝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组织方式既可以是开放的或半开放的，也可以是完全封闭的。封闭式的节日庆祝多在社会团体的内部举行，没有特殊许可，外人不可随便参与。比如很多单位每逢“五一”节和“三八”时，都会举行一些内部的联欢活动。春节的年夜饭，传统上也是一家人自己吃，很少有人会在这天闯到别人家里去。开放或半开放式的过节方式则具有较大的公开性，可以允许外人旁观或者直接参与，像民间的歌会、庙会等。这种庆祝方式在传统上往往会选择一个比较宽阔的场所，并且特意安排一些娱乐节目来渲染气氛和带动群众参与。 在当代社会，由于大众媒体传播作用的增强，一个封闭式的庆祝共同体，也可以通过电视直播而转化成为开放式的，比如中央台每年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实际就是一种节日的仪式行为，其意义并不只在于娱乐，而在于促使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华人，都能在同样的氛围和感觉下迎接新年的到来，并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一个超越时空阻隔的文化共同体。有时即使是同样一个节日，不同的文化也会以不同的过节方式来构建庆祝共同体。比如情人节，在西方是属于恋人或夫妻两个人的节日，大多采用封闭式的过法。而情人节传到日本，却被改良成了开放式的节日。2月14日这天，日本女性们都会买很多小包装的巧克力，送给自己的男性上司、同事、朋友和同学，对他们平日的照顾表示感谢。反过来，男性们也会在3月份的某一天，回赠给她们巧克力或其他小礼品，作为情人节的回礼。 最后，节日也是物质消费相当集中的时期。平日勤勉刻苦、省吃俭用的小户人家，到了过节这一天也会倾其所有。富裕人家则更是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德国12月份圣诞节期间商店的销售额，往往相当于全年其他11个月的销售总额，因为在家庭内部和亲友之间，大家都要互赠礼物。日本人过新年（元旦），有合家前往神社祈福的习俗。这一天很多女人都会穿上平时压在箱底的华丽的和服，一套造价一般都在几十万日元，其中特别是未婚少女们的盛装长袖和服，往往价值上百万日元。可见得人们在节日期间的消费观念，与往日完全不同，不像平时那么讲求节约、精打细算，而是允许一定程度的奢靡浪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