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曾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一生阅读和研究过大量的历史典籍，他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作出过深刻的阐述，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历史、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探索，得出了许多科学的论断。毛泽东对史学理论的阐述和对中国历史的论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宝库，指导、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成长和繁荣发展。
一、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及社会作用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贡献，首先表现在，他明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
1.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唯一能够正确阐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刚传入中国不久，正在同各种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就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前，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常常是片面的、歪曲的，甚至是颠倒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对历史作出全面正确的解释，从而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毛选》第1卷第283-28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以能成为一门科学，是因为它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根据历史事实，来研究和阐发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而唯物史观乃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飞跃，“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界定”（《毛选》第2卷第664页）。毛泽东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十分重视，并有较多的阐述。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中，又对支配二千余年封建史学的天命史观、天理史观特别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批判，指出它们对历史的解释是“不恰当的”、“神话的”，甚至是“胡诌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并再次表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以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述，对一切唯心历史观的批判，使中国史学界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毛选》第4卷第1509页），指明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从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直成为中国史学的指导思想，至今没有动摇。
2.公然申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要为无产阶级服务。
毛泽东指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自己的学说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着特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也不例外。毛泽东十分强调历史科学对于无产阶级的重要意义。把“为什么人的问题”，看成“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选》第3卷第857页）。在他的着作中，有大量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性和社会作用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二个方面。
第一，历史科学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提供直接的借鉴。
毛泽东明确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选》第2卷第533页）又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同上，第533-534页）他把历史科学看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有力武器”。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那些不重视历史研究，对历史知识一点不懂的人提出批评：“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并尖锐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毛泽东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导人们要研究历史，是因为他深知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给人以借鉴。他曾精辟地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转引自《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毛泽东把这个历史借鉴过程，高度概括为“古为今用”四个字，“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转引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42页，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他本人在这方面为中国史学界树立了榜样，无论在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都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做到“古为今用”。诚如当代历史学家周谷城所言：“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转引自《毛泽东读史》第162页）第二、历史科学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毛泽东指出，批判继承古代历史文化遗产，“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来说，又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武器，可以“引导他们向前看”而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毛选》第2卷第707-708页）。通过历史研究，我们知道，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她“不但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特别是近百年来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以上引文见《毛选》第2卷第622-623页、第632页）就拿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尤其是抗日战争三次革命来说，就“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选》第3卷第1098页）。所以，我们“应当对这些经验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同上，第1033页）。
毛泽东对历史科学的目的意义和社会作用的论述，再次教育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敢于摒弃“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旗帜鲜明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这不仅在当时是对那些标榜“学术中立”的所谓“纯学术”分子的反击，对脱离现实斗争的学风的针砭，而且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理论工作者也是一种启迪。
二、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法论
毛泽东不仅正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及社会作用，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法论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并结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实际，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建立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毛泽东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其精神实质，可以表述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依靠历史事实，详细地占有资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得出理论的总结。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他说：“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辩证法
毛泽东十分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过程之中，强调历史研究要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用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他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总结历史遗产的方法就是要坚持历史主义的辩证法，既不割断历史，又不颂古非今，还要一分为二，区别精华和糟粕，做到“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学习和时局》一文还赫然立有“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两个标题，要求用历史主义方法，着重分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等。
2.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至今所有一切（有文字可考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恩全集》第4卷第465页）列宁也说：“阶级斗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是马克思全部观点体系的重心。”所以，研究历史时，“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分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106页，第1卷第286页，《列宁选集》第4卷第47页）。毛泽东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选》第1卷第283页）因此，他把“阶级分析法”视为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选》第4卷第1487页）毛泽东本人就十分注重运用阶级分析法研究中国历史，对中国古代、近代社会的性质，社会基本矛盾，社会革命等作出了许多科学的论断（详后文）。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篇章，便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极好运用的典范。
3.古今中外法
被称为“间接的实验”的比较研究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常用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毛泽东结合中国历史实际，进一步将这一方法具体化，并形象地称之为“古今中外法”。他说：如何研究历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载《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举例言之，“谈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就拿研究中共党史来说，应该将它与党外各阶级派别、特别是国民党加以比较，“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毛泽东还提出：“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套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同上）毛泽东对历史比较研究法的阐述具体形象而深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一大发展。
4.四面受敌法
毛泽东主张研究历史应先作分门别类的专史研究，写出专门史，进而再作整个宏观历史研究，“研究现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和村史。从研究最基层的家史、村史的微观入手，这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历史的基础。”（转引自《毛泽东读史》第37页）在各种专门史中，毛泽东最最重视的是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四个方面的研究，并把这种研究法形容为“四面受敌法”：“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关于农村调查》）所谓“八面受敌”法，源出于《孙子兵法》，即如果八面受敌，就应该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使“我专而敌分”，各个击破。苏东坡将它用来研究历史，就是要将历史问题一个一个分别研究，做到“事事精核”。毛泽东又将它高度概括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又对忽视这四个方面的历史研究的作风提出批评：“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研究。”并提出建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论断：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
我们说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不仅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作出过正确的阐述和发挥，更因为他还投身于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探索中国历史，写出了大量富有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历史篇章，对中国历史作出了许多精辟科学的论断。从时间上看，上自古代，下迄近现代；从内容上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和许多历史人物。其中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是由毛泽东第一次加以真正科学的论述。尤其是他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的科学分析和总结，对中国革命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直接的实践指导意义。毛泽东，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1.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动力。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史，也和世界上别的许多国家一样，“曾经经过了若千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并对具体的古史分期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进入到封建制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以上见《毛选》第2卷第622、623 页）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指出：“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大家知道，古史分期问题，在史学界内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而毛泽东关于周秦之间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划分法，代表了绝大多数同志的看法，也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毛泽东还进一步分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有四大特点（详《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节），其分析之透彻，论点之明确，成为古史研究的最基本观点。他还深刻揭示出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实质，就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选》第1卷第31页）。
关于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动力，毛泽东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选》第2卷第625页）毛泽东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这些观点，终于拨开了长期笼罩人们头脑的种种迷雾，从此，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社会才有了比较清醒科学的认识。
2.指明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性质。
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分析，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选》第2卷第633页）但是，恰恰是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在本世纪初以来，史学界、思想界一直争论不休，三十年代还掀起了一场大论战，分歧很大。毛泽东抓住时机，及时强调和号召研究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原理进行探索和总结，终于结出这样的结论：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毛选》第2卷第665页）。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还从十个方面揭示出帝国主义列强是如何通过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进而分析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六大特点。并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关于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毛选》第2卷，第632、646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中，毛泽东对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述，并英明地将它划分为新旧两个主要阶段。此外，毛泽东还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分析了近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前途诸问题作了深刻的说明。
总之，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分析和论断是深刻而科学的。这在三十年代，是对那种认为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依然是原封不动的封建社会的错误观点，以及那种认为中国已完全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的论调，都是有力的批判和反击。对那种主张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合而为一，“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也是一剂针砭。毛泽东的这些科学论断逐渐为我国史学界、思想界特别是党内同志所接受，从此，中国人民对近代中国社会和革命才有了比较统一的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这就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毛泽东的这些科学论断，同时又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就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宝库。
3.构建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基本框架。
毛泽东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尤为重视，早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他就号召全党同志要把学习马列主义和研究党史结合起来，他还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上亲自讲授党史。其《〈共产党人〉发刊词》、《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文章便是党史研究范文。特别是后文，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党内第一篇关于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专文。
毛泽东首先强调党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他说：“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
其次论及党史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又说：“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利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也说，研究党史一定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
毛泽东着重分析了党史的具体分期以及各种特点和历史经验（参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指出，中共党史有两大基本特点，一是它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一是武装斗争。“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并总结出中共党史最最可贵的三个经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见《〈共产党人〉发刊词》）。此外，毛泽东还对党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作出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评价和研究。
综上可见，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毛泽东是提出了系统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为党史研究构建了基本框架，其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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