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的商品货币经济为什么会产生与东方市场不同的影响？决定论认为，那“首先还是因为那种商品货币经济本来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相当多数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拥有一定的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又有一定的购买力活跃于市场而形成的”（15）而西欧“相当多数的农民”之所以“能有卖并能有所买”，关键就是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较好。这一论点经不起史实的验证。英国经济史家米勒·哈切尔指出，农民对市场的刺激主要不是买，而是迫于沉重的赋税出售农产品。在黑死病前的很长时期里，由于各种租税的增长和进行劳役折算，英国农民的负担很重。为此，他们大量出卖农产品和劳动力，以便获得货币，上交给地主。这虽然加强了他们与市场的联系，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耗尽了地力，使营养不良成为农村中的普遍现象。黑死病过后，人口减少了，土地相对丰裕了，地租下降了，强迫农民省吃俭用以出售农产品的压力减轻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农民“更少地，而不是更多地成为商业农夫；更多地，而不是更少地成为自给农夫”（16）。英国普遍发生的这一现象说明，农民与市场联系的缘由是多方面的。其中，地租和赋税的形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形态的选择密码又深藏于地主和城市的经济结构之中，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的好坏都无法改变这种选择。
西欧城市为何对封建贵族能够保持相对独立性，起到与东方城市不同的作用？决定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与农民保持着较强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它们的原料和销售市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农民支持的（17）。据此推理，与农民的经济政治联系越强的城市，独立性自然也越大，反之则小。然而，在中古西欧，自治程度较高的城市却是“对欧州广大农村和农村自然经济发生不了多大影响的”大城市、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18）。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自治程度之高是举世皆知的。反之，那些“直接以周围农村为生命线的密如繁星的中小城市”，“特别是二千人以内的小城市”的独立性却是最低的。它们中大多数仍归封建贵族所有，它们的法庭也都由领主管家主持（19）。还有“许多小城市在好几个世纪内仍然苟延于农奴制压迫的悲惨条件之下，他们的居民还不能挣脱农奴制度的枷锁”（20）。
再者，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同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向其高级阶段转化的基本条件--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是不可兼得的。列宁说：“国内市场底创立（即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底发展）之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21）然而，社会分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不是让小农经济繁荣，而是逼它破产，以便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自然经济的圈子里游离出来。故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指出，国内市场是依靠“牺牲农民的利益”，依靠“生产者之被剥夺”而创立的（22）。
随着大多数农民的衰落异变，出现了少数富裕农民。但是，史实说明，这些人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封建农民，而是雇工经营的资产阶级富农（23）显然，如果没有以大多数农民衰落异变为代价的市场发展，他们不仅无法雇到廉价的劳动力，农产品也会缺乏市场，无法按价值售卖。所以，马克思说，“改良了的农业”是“农产品在城市里的销路不断增长等等的结果”（24），大农经济的出现是“工业对农业反作用”的产物（25）。如果忽视这点，把以大多数农民的贫穷异变为代价的少数农民的富裕说成是西欧封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那就难免会以偏概全，倒果为因。
上述各项分析说明，无论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还是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都不具有上述中心环节的各项特征。若以它们为中心环节，我们就不是从矛盾的总体出发去分析事物，只是研究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全部条件；只是探讨了过渡的一些方面，而不是整体；只探讨外部环境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研究系统本身。即使中西封建社会在这些方面存在差异，我们也未把握住它们的全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比较研究要想避免盲目性片面性也就相当困难了。此外，以它们为中心层次，还会使人持先入之见，用演绎推理去代替对历史的具体分析。
依照决定论的原则，在未涉及历史前，应首先确定历史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层次，即封建历史中的“不受动的始动者”（26）。而这意味着，当这个层次确定后，其它层次只能是封建历史发展中的“因动量”，只能起反作用。中西封建历史的不同历史命运的终极原因自然不应从它们那里去寻找，只能归之于“始动者”。可见，在未涉猎具体历史之前，研究的结论即已出来。尔后的研究只不过是选裁史料去证明已得出的结论，即去论证起决定性作用的层次如何制约历史的进程而已。显然，这样的结论并不是从研究特定的历史事实中得出来的，而是从既定的演绎框架中推论出来的。尽管也能为这些结论罗列出一些史料，但是，由于“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种情况”（27），这些结论仍难以令人置信。
三
笔者认为，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及它同封建经济之间的区别是正确决择中心环节的前提。
众所周知，封建制度的基础是自然经济（28）。资本主义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阶段”，是超越国境的“广泛发达的商品流转底结果”（29）。只有商品经济发展到它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取代封建社会。然而，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并不是封建社会独有的，而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30）。封建社会也有它的商品经济，正是这种“商品经济在自己的发展中变成资本主义经济”（31）。正是这种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母胎内孕育发展进而取代自然经济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才会替代封建社会。所以，这个替代的实质即是商品经济由其初级阶段向其高级阶段的转化。因此，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实质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迟迟不能发展到它的高级阶段，迟迟不能取代自然经济而成为社会的主要基础。所谓西欧封建社会延续较短，也就是它的商品经济能够较快地进至其高级阶段，能够较快地取代自然经济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由此而得出一个无可置辩的结论：商品经济才是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由此达彼的桥梁。
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各以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为其基础，只有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时，社会性质才会由封建制度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地位的转换导致了社会性质的更替，不言而喻，只有这个矛盾是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时，它才具备这样的特性。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是经济领域的变化，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领域的变化必然要在文化领域政治领域产生相应的反应。马克思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于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中也就或迟或速地发生变革。”（32）当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时，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只是时间问题。可见，随着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矛盾解决，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的一切矛盾都会迎刃而解。显然，这样的特点也只有主要矛盾才得以具备。然而，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发生，它需要各种条件齐备，否则，这个取代就不能实现。因此，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地位的转换是以其它许多对矛盾的解决为前提的。不言而喻，又只有主要矛盾才具备这样的特点。
上述三点说明，唯有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矛盾才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这对矛盾的解决是因为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力量的衰减，还是由于居次要地位的商品经济力量的增强？换言之，谁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主要动力？答案十分明显。自然经济不可能自行衰落，更不可能通过它的衰落来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不可能成为这样的动力，这样的动力只能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推动自身向其高级阶段的转化，另一方面则如马克思所说：“对各种已有的，在它们的不同形式上主要面向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要发生解体的作用。”（33）同时，它也是封建社会由初期进至盛期的主要推动力。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低下，国家衰微，而这只“不过证明那里缺少文明、交通工具、国内产业和富裕城市”（34）。恩格斯说：“商人对于一个“世代相传，安安定定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因素”，“整个封建社会的变革，”“就是从他那里出发的。”（35）十一世纪后，随着城市的发展，西欧发生了巨变。但是，无论是力役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化，封建领主制向地主制的递嬗；还是分裂割据的结束和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都不是土地所有制主动演变的结果，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归结。
显而易见，商品经济成为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主要动力需要多种前提。首先它本身要具有各种相应的条件。但是，仅有内因还不够，还必须具备包括农业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内的各种外因。只有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商品经济才能成为这样的动力。一旦成为这样的动力，商品经济就会取代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封建生产方式就会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庞大的上层建筑或迟或早地也要发生相应的变革。可见，商品经济才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过程中的一切矛盾的集焦点，这个转化赖以实现的一切条件都须经过的中介。任何因素都只有经过这个中介才能影响封建社会的进程。马克思为什么说原始公社阻碍了印度社会的发展？原因就在于这种公社是个“自给自足的生产整体”，以至窒息了印度的社会分工，阻碍了印度的商品经济的发展（36）。
总而言之，唯有商品经济才具有中心环节的各项特征。故此，研究中西封建社会发展缓速的不同原因，实质上就是探讨中西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速度为什么快慢不一。舍此而求它，就是缘木求鱼。我们只有抓住商品经济这个中心环节，才能在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表象中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掌握影响中西封建历史发展的全部因素，才能正确地区别他们的性质和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避免前述的一系列失误。同时，也突破了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所无法冲决的局限性，因为我们事先并未将某个方面认定为“不动的始动者”。换言之，我们不是从局部和个别出发，而是从商品经济这个整体出发，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去观察历史，去把握整体的运动和发展，去确定各种因素在整体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这里并未事先确定谁是终极原因，而只是指出了寻找终极原因的方向和途径。这里也未牺牲历史的丰富性去迎合理论的简约性，没有把人们的注意力限于某个基本方面而忽视更广泛领域的研究；而是坚持了封建社会是一个由许多元素、许多矛盾所构成的多维的立体的矛盾网络，是一种多元素、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复杂系统，因而应该多侧面、多角度、多维多向的对它们进行研究的基本原则。尽管我们也主张在对这个复杂系统进行研究时应该抓住主要矛盾，即抓住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矛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抛弃了上述原则。因为在系统科学看来，任何系统都是多层次的，是由许多子系统和要素构成的，而系统的质变，则往往是由于子系统或要素的质变引起的（37）。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的封建社会也是由许多子系统构成的，商品经济即是其一。而封建社会之所以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根源在于商品经济发生质变。所以，抓住商品经济，我们也就抓住了两个社会形态更替中最关键最要害的部位，从而能够提纲挈领，达到纲举目张的目的。但是，我们并未因此而牺牲掉对商品经济之外的领域的研究。因为众所周知，研究任何系统及其变化，不仅要探讨系统本身，还要研究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及其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见，以商品经济为中心环节，不仅在研究领域上不受任何束缚，在研究手段上，我们也为它的多样化丰富化奠定了前提。不仅能应用一般的逻辑方法，还能把包括系统方法在内的新的科学研究手段用于其中。
四
商品经济代替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成为中心环节，是中西封建历史比较研究的一次重大变迁。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主要载体城市，以及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间的金桥--城乡关系，这些过去在我国遭人冷漠的领域应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和轴心。
在此之前，这些领域虽也有人涉及，也有人强调商品经济的作用，但是，他们并未揭示出商品经济在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中的轴心地位，不是把商品经济视为两个社会转化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在此汇合的一个整体，从整体同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中去分析和把握制约中西封建社会发展和历史命运的最终根源；而是首先强调商品经济对封建社会的历史命运的决定性作用，然后将中西封建社会不同的历史结局归之于各自的商品经济。显然，这与决定论无本质差别，因此，难免有人对此提出了种种疑问。
例如，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之早，发展程度之高，十六世纪前的西欧是望尘莫及的。如此发达的商品经济却没有使中国的封建生产方式解体，我们又怎能把视线滞留在商品经济上？这种看法似乎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断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很高是以什么作尺度的？我们是否用马克思所倡导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对中西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作过全面深入地研究？例如，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去对比中西封建社会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土地所有制，却很少有人问津中西封建工商业的基本经济关系。是没有必要？未必如此。马克思说：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劳动，与亚洲的劳动形式和西方的农村劳动形式不同。它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并且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劳动的连续性和经常性来说，是一所预备学校。”（38）中西封建城市的劳动形式到底有哪些不同？它们对各自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进步、人际关系、城乡关系、市场开拓、城市和国家的政权结构、以及文化形态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影响有什么样的共性和特点？显然，这些工作很少有人做。当我们连中西商品经济的主要载体的“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的特征及其影响都未掌握（39），我们就不能真正地把握中西封建商品经济的共性和特点；不把握这些共性和特点，我们就难以作出科学的结论。所以，十六世纪前，中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是不是远过西欧，我们还是留待对中西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进行了深入地全面地研究之后再作结论为妥。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自然经济和封建制度的加强并不是新发现，马克思早就指出：“仅仅有了货币财富，甚至它取得某种统治地位，还不足以使它转化为资本。否则，古代罗马、拜占庭等等就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来结束自己的历史了。”“在那里，”“货币财富的发展”，“不是导致工业的发展，而是导致乡村对城市的统治”（40）。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认为商业对各种“在它们的不同形式上主要面向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要发生解体的作用。”（41）这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曾经促使农奴制度加强的历史否认不了自然经济并非自动衰亡，而是商品经济对其侵蚀瓦解的结果的基本事实。不经由商品经济的发展，不通过这一历史必由之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决不可能实现。没有人能够举出那些自发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是经由一条非商品经济的道路完成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所以，封建经济是在商品经济的侵蚀下瓦解的历史事实是无可置辩的。问题是，我们对商品经济不能等同视之。有各种各样的商品经济，它们各自又有着发展的不同的内在和外在条件，引出的结果自然也就不一样。关键的是，我们要探讨什么样的商品经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瓦解封建制度；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又会加强农奴制。因此，我们既要拒绝不分商品经济的具体性质及所处的具体条件，一概肯定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会瓦解封建经济的偏向；也要防止因历史上有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农奴制度加强的事实而否定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腐蚀剂的作法。我们只有始终坚持以商品经济为比较研究的中心环节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
总之，抓住商品经济发展史，这个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过程中的基本内核，用各种科学方法对它的内部矛盾和赖以发展的外部环境进行多维多向的探讨是解决中西封建社会的历史命运大相异趣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中西封建历史的比较研究才能走出困境，进入坦途。
注释：
①（27）《列宁全集》卷二二页一八二。
②③恩格斯：《反杜林论》页二一、六一，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
④列宁：《哲学笔记》页一○三，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
⑤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页二九七，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
⑥⑧⑩（15）（17）（18）（26）庞卓恒：《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页一三五、一一九、八九、九○、一二二、一九一，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⑦（3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页一六九、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
⑨笔者认为这种过渡所需要的特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请参阅拙作《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刍议》，《中国史研究》一九八六年三期。
（11）（12）（14）（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四六下册页一八○、一八一。
（13）马克思：《资本论》卷三页九三三、九三四，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16）米勒·哈切尔：《中古英国的农业社会和经济变化（一○八六--三四八）》页一六三、一六四，伦敦一九八○年版。
（19）尺·希尔顿：《中世纪市镇和简单商品生产》，《过去和现在》一○九期（一九八五年）。
（20）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页三一五，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版。
（21）（28）（31）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页三七、一六一、九，解放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22）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页三七、三八，《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页五二八，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23）侯建新：《个人的发展与英国农村阶级结构的变迁》、《世界历史》一九八九年一期。
（24）（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四六上册页五一二、五。
（29）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页五三七、五三八、五六二、三五、三六。
（30）（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三页一三三、卷二六且分册页四七九。
（33）（41）马克思：《资本论》卷三页三七○。
（34）（35）马克思：《资本论》卷三页一○三九、一○五八。
（36）马克思：《资本论》卷一页三八○、三八一、三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37）邹珊刚等：《系统科学》页一八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39）《列宁选集》卷一页六，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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