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疑古风气是传统的疑古辨伪思想与“五四”以来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相结合的产物。以疑古着称的“古史辨”派在打破传统迷信、清除封建史学影响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和历史上任何一种学术与学派一样，它又带有自身的局限。“古史辨”派的学术成就与局限在其古史研究方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古史辨”学者提出的辨伪结论是否可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确。从这种意义上说，分析“古史辨”派研究方法的得失，是准确估价该学派学术成就的关键。
一“历史演进的方法”
“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早年从戏剧故事的演变中受到启发，认识到从史书到小说再到戏剧，故事的情节和性质会发生很大变化；后来受胡适所着《水浒传考证》、《井田辨》等论文的影响，发现“研究古史也尽可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于是“骤然得到一种新的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①，从此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古史研究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顾先生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将这种方法表述为：“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不久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又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这是顾先生这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的方法可以总括成下列的方式：（1）把每一件史实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②“历史演进的方法”是“古史辨”派最基本的方法论，是这一学派学术思想中的精髓。这种方法强调研究历史时对有关的每一件传说和记载都作严格的审查与“批判”，尤其强调准确地把握某一传说的时代范围和演变状况，这无疑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顾先生提出的着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以及后来其他学者所补充的“古史的分化演变说”都是运用这种方法取得的成果。“古史辨”派对传说时代历史的怀疑、辨伪工作实际上也是以这一基本的方法论为基础的。
“历史演进的方法”及由此出发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对廓清两千年来笼罩在古史研究领域的种种迷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古史辨”派从学术渊源上说与清代今文经学和辨伪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古史辨”派在反对盲从经说、反对迷信传统思想权威方面已远远超越以往任何学派。康有为等今文学家虽提出刘歆遍伪群经的大胆说法，但仍奉孔子为教主，而且“他们的目的只在运用政策作自己的方便，所以虽是极鄙陋的谶纬也要假借了作自己的武器而不肯丢去”；辨伪学者崔述虽有“整理古代史实，刊落百家谬妄”之功，但“他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③。“古史辨”派要求推倒一切偶像，打破一切迷信，显然比上述各家更为坚决和彻底。顾颉刚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指出：研究古史必须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统一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四个“打破”所显示的气魄是以前的史学家所不能梦想的。四个“打破”彻底否定封建史学的根本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无异于一篇史学革命的宣言。建立信史必须以推翻非信史为前提，而追本溯源层层剥笋式的“历史演进的方法”，正是“古史辨”派推翻非信史时使用的最重要的武器和手段。郭沫若先生曾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确是个卓识”又称胡适“摸着了一点”“古代的边际”④表明他对“古史辨”派的这种研究方法也是赞同的。
“古史辨”派运用“历史演进的方法”在古籍整理方面取得极为显着的成绩。1923年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认为可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分为三组，这种分类就是从历史演进的观念”出发的，也就是说，考察《今文尚书》的写成年代也象考察一件史实和传说一样，不是平面地静止地分析，而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依靠各种证据将这部文献中的各篇“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在同一书信中，顾先生还列出《禹贡作于战国考》和《尧典皋陶谟辨伪》两篇文章的提纲，用“历史演进的方法”判定《禹贡》等文违背了时代顺序因而属于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同时及后来的史学家对“古史辨”派其他方面的研究或有批评，但对他们在先秦文献辨伪方面的成就却深致推崇。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评论“疑古学派”的成就时说：“他们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在古史上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时候（初写在春秋、写定在战国）”⑤“古史辨”派对古书的辨伪当然不限于《尚书》一种，他们对其他各种经书、先秦诸子等等作了细致的辨析和讨论。这项严格的史料审查工作为真正科学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来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郭沫若在谈到乾嘉学派的成绩时说：“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⑥，同样，今人要从事先秦历史的研究而不利用“古史辨”派的考据成绩更是舍路而不由。有人在考证金文时完全从主观想像出发奢谈“黄帝时代的文字”和夏代以前的历史并自诩为空前的发现，与他们未曾接触过“古史辨”派的研究成果，未曾受到“历史演进的方法”的训练有重要关系。
“古史辨”派中的许多学者大都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重要的贡献。如果没有“古史辨”派培养出的一批史学家转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行列，或建国初的史学工作者没有接受过疑古辨伪精神和“历史演进方法”的熏陶与训练，那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开始就能达到较高的水平是不可能的，有关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古代土地制度问题的讨论等也许要在史料辨伪方面投注更多的精力。在评价“古史辨”派的历史地位时，我们应对“古史辨”派这种特殊的贡献给予更充分的注意。
“古史辨”派集中了一批十分优秀的学者，本来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然而由于研究方法本身的局限，他们考辨古史的成绩未能进一步扩展。“历史演进的方法”重在揭示传说演变和史料作伪，它对古代传说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完全推倒的处理方式，从而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疑古过甚的倾向。传说时代的历史虽不能靠照搬传说来复原，但传说中也包含相当可信的成份，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某些史影，研究古代传说必须持辩证的态度。“历史演进的方法”虽然能帮助人们明了传说演化的次序，却不能完全恢复上古历史的真相，如果它不与社会学、考古学方法以及其他方法相结合，就只能起到破坏非信史的作用，而不能直接从事信史的建设，发展到极端甚至对重建信史有负面影响。“古史辨”学者所缺少所不足的恰恰是社会学方法与考古学方法。刘节在为《古史辨》第七册所作的序文中说：“所谓求得因果，以为资鉴，都是社会学者的事，现在的历史家不负这个责任了。”又说历史学者只应注意史实的不同而“不求共通现象。”这未免把历史学的范围限定得过于狭窄。不论刘说是否正确，“古史辨”学者不太注重社会学方法应是事实。顾颉刚先生有着名的“禹为虫”之说，当时不少守旧学者诧为怪论，一些进步学者如郭沫若、鲁迅等最初也不真正了解这一论断的意义。现代学者已熟悉社会学中的“图腾”理论，再来审视“禹虫”说自可发现其中蕴含着真理。禹是虫（蛇）名；鲧是鱼名；鲧死后化成黄熊（三足鳖）；夏人好畜龙；夏族的姒姓来源于蛇（姒字所从的“以”金文作蛇形，音亦与“它”通）；夏族褒国之女褒姒相传是龙或蜥蜴所产；夏族后裔越人崇拜龙、匈奴人则有“三龙祠”。这一系列传说和史实均证明夏人的图腾是龙、蛇、蜥蜴一类，可惜“古史辨”学者对“禹虫”说的意义未能形成自觉，未能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对它作更具体更深入的解释。“古史辨”派兴起前，王国维已利用甲骨卜辞大致探明商代世系，后来又提出着名的“二重证据法”，“古史辨”派在考辨上古史时却没有充分利用考古学的方法和成果。《古史辨》第一册所载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一文，已敏锐地看到“古史辨”派同其他学者在古史问题上的辩论，单凭纸上的材料难以辩出结果，“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古史辨”学者主要从事分析传说和考辨文献的工作，不过多涉及考古学本非大疵，但从研究上古历史的角度看这总归是个缺憾。
二“默证法”及其他
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今天看来仍不失为学术研究的有效方法。这个方法对“古史辨”派影响较大，《古史辨》中的许多论文就是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写成的。但胡适本人及“古史辨”派在实际研究工作中有时并未彻底贯彻“小心求证的原则。只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当时的古史讨论，使人感到刘掞黎、钱穆等与疑古派对立的学者写的反驳文章更严密，而不少疑古论文却给人以“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的感觉。“古史辨”派运用的最频繁的考证方法是默证法，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最大。譬如，疑古学者认为禹与夏最早并无联系，理由是《诗》、《书》中都未曾以夏、禹联言。正如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所指出，这里对默证的使用显然已超过限度。西周早期的《虞人之箴》谈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在帝夷羿……用不恢于夏家”⑦，齐灵公时叔夷钟铭“翦伐夏后……处禹之堵”，说明西周春秋时人确已将禹与夏代联系在一起。疑古者也许会说《虞人之箴》是后人伪造，叔夷钟铭的“夏”字还可商榷，但即使没有这些证据，又岂能断言战国以前绝没有夏禹联言的事例？再如，疑古学者认为除《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与《史记·吴世家》的记载外，东汉以前人谈夏史者没有涉及“少康中兴”的故事，由此便断定《左传》与《史记》所记少康事迹都是后人羼入，“少康中兴”这段历史是东汉以后人编造的。实际上，屈原《离骚》中所吟咏的“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贫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以及“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都足以与《左传》所载相印证，怀疑“少康中兴”传说的学者却因成见太深对这些有力的反证视而不见。在说明“少康中兴”故事的可疑时，疑古学者甚至举出这样的证据：东汉公孙述曾鼓吹“一姓不得再受命”以诘难光武帝，读过《左传》的光武帝及其臣下为什么不举“少康中兴”的故事来反驳公孙述？可见这个故事出自东汉以后。光武帝等人未引某段传说即证明它不存在，这样滥用默证怎能让读者信服？
对于使用默证须极谨慎的道理，当时及后来史学家多有论及。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要审慎从事，不要轻易断定其有无。如果我们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还不行，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⑧？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在肯定了疑古学派的成绩后也指出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有不足，“主要的就是太无限度地使用默证。这种方法就是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对这一方法，法国史学家色诺波说得不错：‘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极端疑古学派的工作人对于载籍湮灭极多的时代，却广泛地使用默证，结果如何，可以预料”。⑨大量使用默证使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受到影响，这对于与今文学派关系较深，考辨古史以“破”为主的“古史辨”派来说，或许是不可避免的。
后来的“古史辨”学者在探讨古代传说的分化演变时又常使用同音通假和类比的方法，使用这些方法的结果也有得有失。在材料比较完备、证据比较充分的情况下，使用通假和类比法自有很多创获。如“鲧与共工声音相同，因言之急缓而有别：急言之则为鲧，长言之为共工也。”而传说中鲧与共工的事迹又确有许多类同之处：古史传说以为洪水之灾由共工振淊而成，又以为鲧堙洪水而致大灾；殛鲧的是尧或舜，流诛共工的也是尧或舜；《逸周书》说“共工自贤”，《吕氏春秋·行论篇》则说鲧自以为“得地之道”可为三公；杀鲧者是祝融，诛共工者也是祝融；鲧后来变为三足鳖，共工也有“遂潜于渊”的传说；《尚书·尧典》说鲧“方命圮族”，《淮南子·原道》则说共工“与颛顼争，宗族残灭”；鲧的儿子禹能平九土，死而为社，共工的儿子句龙亦为社神；传说禹曾讨伐共工，而俗称羽山为惩父山，可见民间也有禹惩鲧的传说⑩，如此等等，都是运用类比的方法。通过同音通假与史迹类比得出的鲧即共工、两人的传说是由一个原型传说分化而成的结论，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使用同音通假法和传说类比法就显得比较牵强。有的学者根据“夏”可通“下”，认为“夏后”即“下后”，是一个与“上帝”对言的名称，从而否定夏代的存在；有的学者运用同音通假法比较夏商帝王名号，最后得出夏代世系即商代世系，夏商本是一族的结论。这些论断不是以大量确凿的史料为依据，而是以某些字音的通假和表面现象的比附为依据，显然是不可信的。一般认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最为彻底，事实并非如此。顾先生对夏代的看法就与“古史辨”派其他成员干脆否定夏代存在的说法有明显不同，他指出：“吾人虽无确据以证夏代之必有，似亦未易断言其必无也。”（11）这实际上是批评了否认夏代存在的学者在研究方法和认识方法上存在的主观片面和简单化的倾向。
“古史辨”派在研究方法和具体结论上的某些失误当然不能掩盖他们对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以《古史辨》为核心展开的疑古辨伪工作“是在五四运动后发生反对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怀疑封建社会所传说的古代史，本身也就构成反封建之一环！”（12）“古史辨”派开创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风气，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扫清了障碍，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继承和发扬“古史辨”学者勇于创新的精神，充分吸收“古史辨”派的学术成果和成功经验，汲取疑古辨伪工作中的某些教训，在此基础上把我国的史学研究事业推向前进，是当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注释：
①《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②《古史辨》第一册。
③《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⑤见该书第2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⑥《读〈随园诗话〉札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
⑦《左传》襄公四年。
⑧引自饶展雄《陈寅恪治史方法初探》，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五辑。
⑨见该书第2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⑩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载《古史辨》第七册上编。
（11）《古史辨》第七册，上编。
（12）杨向奎：《中国古代史论》1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0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