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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放]东岳庙与城市社会信仰空间的构建——以北京东岳庙为例[1]


    摘要:东岳信仰是中国古老信仰之一,作为五岳之首,它很早就与国家政治制度发生关系。泰山本来是自然山神,秦汉以后演变为主管生死的人神。唐宋开始随着世俗王权与城市生活的扩张,泰山分香天下,进入城市,东岳行祠成为城市社会信仰的主要空间之一。城市居民的信仰特性在东岳庙中得到生动而全面的展现。
    关键词:东岳 信仰空间 香会 
    一、山岳地府与城市“异界”
    山岳崇拜起源于上古,它是早期先民自然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民的原始信仰中,山岳是通天的阶梯,云雾缭绕的山顶是天地交接的界点,人们由此可以进入非人的天界。五岳就是这样的五座神山,它既是通天的神路,也是人间王朝的重镇,对五岳的定期巡狩是早期中国的行政制度与宗教权力合一的表现,而且巡狩的方位与四季时间同步,人间政治依循天时运作,体现了早期社会政治的自然性特点。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它处在东方,是中国东方海疆的重镇,属于五行中的木位,东方对应的是春天,因此仲春时节是东祭泰山标准时间。《虞书》“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虞舜时代,泰山已是王家的祭祀地。《礼记.王制》中更清晰地记载上古东岳祭祀情况,二月东巡,至于东岳岱宗,“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这些内容说明统治者通过民谣、市场交易情况观察民情,注意对时间的掌握,制定统一的时间标准,对礼乐服制是否施行,进行检查,违背者将受到处罚。“变易礼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衣服制度者为畔,畔者君讨。”周天子东巡泰山,目的是对周朝统治权力与统治疆域的确定。
    在上古时期,尚未见到泰山与人类生死的信仰关系。这一时期属于自然崇拜阶段,东岳的人格神尚未出现。随着帝国王权的成长与强大,以及来自东方齐地阴阳学说对国家政治影响的增强,包括方士阶层在国家政治地位的上升,泰山在秦汉统一帝国的宗教政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早期的巡狩制度演变为朝廷的封禅大典。人们以封禅的仪式与天地神灵沟通,以昭示受命于天的权力合法性。同时也因为将东方视作生命之源,封建帝王也想通过封禅乞求长远的生命,秦始皇、汉武帝莫不如此。秦始皇即位三年,东封泰山,立石山顶,表示自己得到上天的册封。汉武帝同样是一个希冀生命永续的帝王,他在古礼不传的情况下,作积极的封禅准备,齐人丁公对汉武帝说:“封禅者,古不死之名也。”元封元年,汉武帝封禅泰山,“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汉书.郊祀志上》)封禅泰山有获取长命的功效,所以群臣要向汉武帝庆寿。
    泰山在中国很早就成为魂灵依归之地,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乌桓人死后神灵归赤山,“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汉朝时期,泰山已经成为主管人们生死之区,东汉汝南人许曼少年时曾重病三年,“乃谒太山请命”。(《后汉书.方术列传》本传)晋人干宝在《搜神记》中记载东汉人胡母班曾在泰山之侧奉泰山府君之召,为其致书河伯,还在地府见到了正在作苦工的亡父。这时地府的样态已经完整。张华《博物志》更明确地说,泰山是天帝之孙,“主召人魂”。泰山神主管亡灵的处置,在泰山之侧设置地府,诚如清人赵翼所论述:“泰山治鬼之说,汉魏间已盛行。”[2]在两汉时期民间已经有“生属长安,死属泰山”之说。泰山是对应于王朝首都长安的亡魂的统一管辖地,是一处山岳地府。
    东岳是周秦以来的国家正祀的对象,东岳泰山的森严地府对于人们来说,那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亡灵管辖地,它遥远而神秘。唐宋以来,随着世俗王权的扩张与城市人口的增长,东岳神祀在名号愈加隆重的同时,也逐渐降低了其自然神秘的特性,不仅泰山神的属吏辅佐多为人间官员充任,而且东岳神分香天下,在各大小城市建立东岳行祠。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范围内就能接触到东岳神祀,自然人们也就不容易形成对东岳神的特别神圣的感觉。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作为东岳行宫的东岳庙,它属于东岳大帝的分身机构,它同样有着主管人之生死的职能。后世东岳庙中有对泰山地府的模拟,三十六狱、七十二司一应俱全。这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它是城市的“异界”,是城市居民表达信仰的神圣的空间,人们可以就近实现“朝岳”的信仰行为。但这一安置于城市东部边缘的“异界”,与远离世俗生活的山岳地府比较来说,似乎它少了一些神异色彩,人们在这里表达着各种城市民众的心理愿望。它是城市潜在而现实的秩序维持者,它有着制约与服务城市社会生活的现实力量。如果我们从世俗的社会政治角度考量,遍及全国大小城市的东岳庙祀事实上它承担着强化中央王权、服务国家统治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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