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虎彬]口头文学研究的十个误区(9)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9:11:40 尹虎彬空间 尹虎彬 参加讨论
题外话 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有重视上层文化、重视汉族文化的倾向，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历史上重视不够，或者说根本上没有被重视，我这里主要是就少数民族文化来说的。今天，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对于民族的或民间的文化来讲又是灾难。今天在谈到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这个题目的含义已经有了很多的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和它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传统的哲学强调整体高于个体、理性优于感性；文明观念中有发达与落后之分野；文化上似乎还有所谓先进和落后之分。但是，从学术的和人类实践来看，晚近人们所关注的，似乎更加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强调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总之是强调个性的呼声高涨。这说明，这些代表个性的文化或文明遭到前所未有挑战。但是，保护并非目的。民间文化的保护，在今天它的特别意义在于，只有在现代人们才有可能摆脱固有的偏见，不管这种偏见是来自种族的、地域的、语言的、信仰和宗教的、国家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或阶层的等等，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些偏见都必须彻底检讨，不然，一种带着有色眼镜的价值判断会阻碍这种文化保护的实践。 引证书目 R. Bauman, Story, Performance, and Event: Contextual Studies of Oral Narrative. Cambridge, 1986. [美] 约翰·迈尔斯·弗利（John Miles Foley）,《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 History and Methodology)，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 Oral-Formulaic Theory: A Folklore Casebook, ed. By John Miles Foley,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London, 1990. Lauri Honko, Textualising the Siri Epic, FFC No.264. A. B. Lord, The Singer of Tales. Cambridge, Mass.,2000, vii-xxiii. G. S. Kirk, 1962. The Songs of Homer. Cambridge, England.pp.27-29. Gregory Nagy, Homeric Question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1996. Rosemary Lévy Zumwalt, American Folklore Scholarship: A Dialogue of Dissen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dis,1988. Rosemary Lévy Zumwalt, "A historical Glossary of Critical Approaches", in Foley, J. M.ed. 1998. Teaching Oral Traditions. New York.pp.75-94. W.J.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1982. 1 1930年钟敬文在浙江时期发表《民间文学纲要》，提出“民间文学”的概念。1935年钟敬文在《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中提出“民间文艺学”概念，指出民间文艺学是文艺(literaturwissenchaft)之一种，它与普通文艺学（文人文艺、书本文艺）有以下不同点。首先在制作上，它是集团思想的共同表现、在传播过程中修改、锤炼；其次它是口传的文艺，以流动的语言为媒介的文艺，如谐音现象，声音更占重要地位的文艺；第三是它的集团性：生活手段的组成部分（相对于那些高级的精神表达或慰藉手段），强调民众在社会构成上的重要性。民间文艺学的某些部门是单独研究的：神话学、童话研究、史诗研究等。民间文艺学对象的特点：口传性、集团性、类同化和素朴性。发于实用，而非审美。第四是它的机能：辅助劳动、医疗疾病、诅咒自然、结合婚姻、决定政治、解释疑惑、保证安宁、卑近、实用等。1937年抗战时代钟敬文提出“民众文艺”的概念。1954年提出“口头文学创作”，此时苏联开也夫的著作被翻译。契切罗夫在其民间文艺学著作中提出“人民的口头创作”，据此1956年钟老提出“人民的口头创作”。1964年《俄罗斯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出版。1984年钟敬文《中国民间文艺的发展》，在特殊文艺学之外加了理论史的部分，指出“民间文艺学”是搜集、整理和阐释民间文艺作品、研究其传承规律的理论史的科学。1991年张紫晨《民间文艺学概论》所做界定大致与钟敬文相同。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日本习惯上译为“口头传承”，因为tradition 有口口相传的本义。日本《文化人类学事典》（梅卓忠夫等主编，弘文堂刊，1993年）“口头传承”词条有如下表述：“口头传承的特点首先在于它依靠多数人之间的耳听口传，并且往往是一人向多数人讲述，听者在接受了反复的讲述之后又成为新的讲述者。这一点与依靠文字记录的、个人一次性完成的传播手段截然不同。口头传承这一特性使得它在文字社会中也依然成为集体心理的表现媒介，从这一特点中又派生出第二个特点，即口头传承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某种地点及讲述者与听者的相互关系而成立。口头传承今后的课题，不仅有形态论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关于讯息的意义论研究、定型化之前的言说（尤其是传闻、街谈巷语之类）研究、某一社会的神话、传说、历史传承、民间故事，包括各种礼仪中的言说、歌谣、谚语、谜语等语言游戏、命名在内的从相互惯习上整体把握口头传承的综合研究、对比口头传承与其他传达方式的研究等等。” 2 参见Rosemary Lévy Zumwalt，American Folklore Scholarship: A Dialogue of Dissen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1988。另参见 Rosemary Lévy Zumwalt, "A Historical Glossary of Critical Approaches", in J. M. Foley, ed. 1998. Teaching Oral Traditions. New York.pp.75-94。 3参见Gregory Nagy:Homeric Questions，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1996。该书的核心部分是作者1991年在美国语言学协会上的讲演，后来形成一篇论文《荷马问题》，发表于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122:17-60),其他两篇论文《荷马史诗中的神话范例》，刊载于Innovations of Antiquity(1992)，《荷马史诗的演进模式：比较的视角》，刊载于The Ages of Homer: A Tribute to Emily Townsend Vermeule(1994)。该论著选择了语言和文本作为实证性研究的现实，选择表演、表演的场合作为论述的问题，并汲取了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成果作为突破口。纳吉认为，荷马问题的主要方面是表演，这不仅仅是由语言学和人类学来表述的，表演问题来自于帕里和洛德，他们是古典学领域的学者，他们的研究给“荷马问题”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作者提出了口头诗歌创作、表演和流布这三位一体的概念，强调其中关键的要素是表演。作者提出关于荷马史诗发展的假定模式：一部活态的史诗传统，以其长期发展显示出史诗的完整性，它们来自于史诗创作、表演、流布的相互作用，这一切都是演进的过程。 4《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 Albert B. Lord，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初版，2000年再版)， 是口头程式理论的奠基著作，被称为口头文学研究的“圣经”。自出版以来影响经久不衰。洛德用25年时间，在口头文学领域内搜集、整理、分析，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发现，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在大量田野工作基础上提出的“表演中的创作”问题；即史诗演唱者的每一次吟诵都是一种再创作，而且他们是以大量的传统的程式和主题来进行这种再创作。洛德研究了口头诗人如何学习、创作史诗歌，以及这种实际存在过程。 5[美] 约翰·迈尔斯·弗利（John Miles Foley）,《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 History and Methodology)，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79-284页。 6穆尔科(Matija Murko)是土生土长的斯洛文尼亚人，布拉格大学教授，民族志学家。他在1909年、1912年、1913年、1915年以及一战之后的1924年，几乎每一年夏天都要到南斯拉夫做田野调查，这些报告收入他死后1951年出版的著作中（Tragom Srpskohrvastske narodne epike）。穆尔科1929年发表的一篇法文民族志报告《歌手与他们的史诗歌》由弗里(J.M.Foley)翻译成英文于1990年出版。 (“The Singer and Their Songs,”in Oral-Formulaic Theory: A Folklore Casebook, ed. By John Miles Foley,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London, 1990.pp.4-30.)。 7参见Gregory Nagy, Homeric Question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1996, pp.13-37。 8 The Singer of Tales, Second edition, 该书编者序中引自MPCOL第3页：米尔曼·帕里的打印稿“故事歌手”。 9参见Textualising the Siri Epic, Lauri Honko, FFC No.264. p.28。 10 Dennis Tedlock, Finding the Center: Narrative Poetry of the Zuni Indians, New York: Dial Press. Rpt. Lincoln :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8. 11 Dell Hymes, “In Vain I Tried to Tell You”：Essays in Native American Ethnopoetic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12 刘师培（字申叔，1881-1920）《论文杂记》（原分载于1905年《国粹周报》各期， 1928年朴社校印为单本）指出：三代文词，句简而语文，盖竹帛繁重，学术授受，咸凭口耳。今人郭绍虞《照虞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也多谈到中国古代言文不一致对于文学的影响。此外，顾颉刚、朱自清、钟敬文等学者亦就《诗经》的吟颂特点进行了探讨。韦伯（Max Weber,1864-1920）指出中国教育具有文献性，其书写性格发展到极端。他欣赏《孟子》、《论语》的口语形式，《尚书》中诏诰，《左传》、《国语》中的演说词雄浑简洁，很具有感染力。但是，在中国文化里，口语是庶民的事物，这正好与希腊文化相反，希腊人认为谈话就是一切。这就是古希腊论辩术发达的原因。（参见《韦伯作品集》，第186-18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Marshall M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1962.Jack Goody and Ian Watt，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1963. Eric Havelock，Preface to Plato, 1963. 14 W.J.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1982. 15 关于史诗歌手研究，以下论著为基本参考书目：Albert B. Lord, The Singer of Tales,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Cecil Maurice Bowra, Heroic Poetry, London: Macmillan, 1961; Milman Parry, 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 edited by Adam Milman Par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希腊史诗原是在宗教仪式中朗诵的。朗诵者属于一个行帮，属于“荷马的后代”，是职业游吟诗人一族，他们子承父业。史诗曾经是歌。在《奥德赛》中有四处描写游吟诗人的表演。其中一个是七弦琴伴奏的歌。另一个也是歌，不过前面先有一段舞蹈，由游吟诗人弹七弦琴伴奏。在其他两处，游吟诗人一面唱歌，合唱队一面舞蹈。所以这些歌曾经是舞蹈。这可以把史诗的六音步组织起来证明，它可能是早期的希腊合唱诗的对句形式发展起来的。游吟诗人的发展现在是清楚了。开头是队长和合唱队的原始的结合。即独唱和合唱。队长和合唱发展下去，合唱队和合唱逐渐衰亡。最后，独唱者抛弃他的乐器，歌就变为诗。这便是史诗形成的历史。引自[英]乔治·汤姆逊《论诗歌源流》，第45-46页，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16帕里和洛德关于口头诗歌的经验主要来自于南部斯拉夫民族，“更确切地说是操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人的史诗”。洛德在《故事的歌手》前言里这样说：“我们的搜集工作开始于1930年代，那时南斯拉夫史诗仍未消失，它是活形态的、独具特色的。那时俄罗斯以及中亚的口头传统也是活态的、独具特色的，它们或许已经被搜集，以供比较研究，但是这对于哪个时代的美国教授而言，仍属于不易涉足的领域。”1933年到1935年帕里和洛德在南斯拉夫做了为期18个月史诗采集工作；1937年到1940年洛德获得国内相关资助又到保加利亚进行同样的搜集工作。洛德的调查除了获得本国政府基金支持外，还得到调查所在国家政府和研究机关的协力支持。帕里，尤其是洛德的田野工作，体现出反复取证的过程，对同一个歌手的跟踪调查，有时长达17年之久。这样一种长时间的观察在民俗学历史上也是个很好的范例。 17参见Gregory Nagy, Homeric Question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1996, pp.13-37。 18 “这一概括是指：某一口头传统事象在被文本化的过程中，经过搜集、整理、迻译、出版的一系列工作流程，出现了参与者主观价值评判和解析关照为主导倾向的文本制作格式。”这一行为的结果表现为，搜集整理者取代了“传承人身份”进行了二度创造，真实的表演情景被消弭了，整理出的文本成为面向传统之外的人们的印刷“读物”。参见巴莫曲布嫫《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上、中、下篇），原载《文化研究》2004年1期、2期。 19事象是指人们利用自然或人文现象，将其变换为对人类具有一定意义的行为。我们可以在文化上对事象加以界定，因为它是由文化所孕育和限定的，它是由一系列紧密关联的要素所组成的行为和经验的流。对于行为及其解释而言，事象构成了一种很有意义的语境。像神话、史诗、传说、故事和谚语，像庙会等岁时节日，像庆典、狩猎、考验、驱鬼仪式活动等，它们具有文化意义和功能。参见《音乐词典词条汇辑·民族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55页。 20“自从18世纪末现代民俗学概念出现一直到现在，口头文学一直被看作是集体形成的，是可以在地图上游走的传统材料，填充集成和档案馆，反映了文化，等等。由这些方法论而带来的观念，口头文学似乎有自己的生命，只是非个人的，超越有机体的过程和规则。这种看法是抽象的，是基于记忆或录制的歌或演唱、讲述的故事、口头的言语。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所谓的民俗学诸多象征的形式，都具有其主要的存在形式，即人们的行为，植根于人们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我们习惯上视为粗糙材料的口头文学的文本，那只是植根于人类行为的具体情境的一种浅薄和部分的记录。”引自R. Bauman, Story, Performance, and Event: Contextual Studies of Oral Narrative. Cambridge, 1986. p.1。 21巴尔干专家又是如何看待帕里对南斯拉夫口头传统的影响呢？“武克的工作与帕里、洛德的研究，二者的分歧最终归因于他们各自接受的任务不同，而不是材料本身（他们都属于西方，都在南斯拉夫）的不同。武克搜集的歌大多被视为文学，四平八稳的文本，当然也是经典的一部分。这些被奉为经典的东西，当然不可避免地与塞尔维亚的民族自我意识问题相互关联。而帕里和洛德搜集的歌被看作是粗糙的田野资料，是理论的基础，有些学者，尤其是那些没有原文知识的人，批评这些歌缺乏西方史诗那样的美学标准。”引自“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edition,”The singer of Tales, p.xiv. 22[美] 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The Theory of Oral Composition: History and Methodology)，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83页。 23 A. B. Lord, The Singer of Tales. Cambridge, Mass.,2000, p.135. 24 Rosemary Lévy Zumwalt,"A historical Glossary of Critical Approaches", in Foley, J. M.ed. 1998. Teaching Oral Traditions. New York.pp.75-9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