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跨越60年的重要历史课题。特别是近40年来，对此课题，国内经济史、明清史学界一直予以高度关注，持续探讨，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然而，时至今日，在许多重要观念上仍然歧见颇多，甚至截然对立。其中既有基本理论的问题，也有研究方法的问题。笔者愿提出自己管窥蠡见，以就教于学术界。
一、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
一般地说，资本主义萌芽即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始形态。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又以封建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前提，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封建的生产关系才能逐步嬗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①所以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在封建社会经济关系中孕育成长的，认识这种新的经济因素，不能毫不考虑它脱胎而出的经济母体的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私人资本与自由劳动相结合，进行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活动。
中国先于西欧近千年跨入了封建社会，而又没有欧洲那样森严的等级分封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虽有领主制的存在，但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仍不象欧洲那样顽固，在经济领域中比较容易出现相对自由的雇佣关系。马克思说"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与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②在对雇佣劳动缺少质的论证的情况下，把"佣"、"佣赁"、"庸客"、"庸夫"、"流庸"，甚至"天下亡命者"说成自由的雇佣劳动者，把"佣肆"释解为固定的劳动力市场，而断言战国时期就已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雇佣关系是先于资本主义萌芽而存在的，在历史的考察中对雇佣劳动不予本质地区别，把形似的东西讲成神似，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没有资料能够证明上述的雇佣劳动者身分是自由的，也没有资料能够证明雇主是为了剩余价值而进行商品生产。同样的道理可以说明西汉、隋唐、两宋及元代资本主义萌芽说也是不妥贴的。就是在明中叶，也仅在个别地区的个别手工业行业出现了零星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所谓明代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也是大可质疑的。研究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最重要的应分清生产的性质，即倘有雇佣劳动存在，我们还一定要搞清雇工有无人身依附关系及雇主是否在组织追逐剩余价值的商品生产。明代史料记载了许多农业雇工现象，但雇工生产的目的仍在交纳赋税之外满足雇主自身和自家消费，是追求使用价值的生产，不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如《醒世恒言》中所记"卢楠田产广多，除了家人，雇工也有整百。每年至十二月中，预发来年工银，到了是日，众长工一齐进去领银，卢楠恐家人作弊，缺少了众人的，亲自唱名亲发，又赏一顿酒饭。"这是为以往的研究者所公认的明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典型材料，但是，这段文字没有交待卢是在进行商品生产。不庸怀疑，其剩余产品肯定要出售，但出售的目的仍可能是换回使用价值；其雇工虽多，但却"立有文券，议有年限"，多为有封建依附关系的雇工人。这不能构成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同书所述常熟人谭晓的农业经营，倒是非自家消费的商业性的，可是这个"富而啬"的谭晓却"佣饥者，给之粟"，只是临时性的乘饥民无食搞的低偿劳动，给食而已，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自由雇佣关系。当谭晓货币"日益，窖而藏者数百计"，其所获利除维持简单再生产外，基本退出流通，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这也不能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总之，明代农业生产中可以确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史料尚未发现。变化是存在的，农业经济中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联系加强，小农经济与某种集约性生产也有所沟通。这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意义尚属未定性的问题，就是租地农业家"这个形式"，也"只有在那些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支配着世界市场的国家，才能成为一般的常规。"③
另外，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必须注意社会生产力水平，尤其是农业生产力的发达水平。社会上其它一切行业的从业人数，都受农业所提供的商品粮数量的制约，这是一点常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力并不十分发达，劳动者的整体素质没有多大提高，从秦汉时代起作为农业生产主要工具的曲辕犁、弯钩锄更是几千年一贯制，直到明清时代也没有多大变化。低下的农业生产力使得人们在大自然面前仍然软弱无力，天灾频仍、食物短缺足以把从自然经济中游离出来的劳动人手又逼回到狭窄的小农田园中去。明中叶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尚未得见，只是个别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如同河汉中点点疏星而已。
第三，有人会提出疑问：笔者是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衡量资本主义萌芽，未免过于苛刻。我们以为资本主义萌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始阶段，它们在本质特征上理所当然应该是一致的。任何生物的胚胎与其最终的生成物，有本质的遗传，亦有差别的变异，但遗传是主要的，变异是次要的。既然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本质上的继承，它就应该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否则就不称其为资本主义萌芽。
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未能成长的微观考察
我们在经典意义上肯定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个别手工业行业中的存在，而实际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没有成长，中国社会没有跨入资本主义，于是研究者们便尽力挖掘了许多微观原因来解释这种社会经济现象，可是对于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形式认识是不够的。马克思所讲的手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可归结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商人支配生产；其二是生产者变为资本家。在16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人控制生产的包买商形式，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和沿海地区已很常见。这是我们的研究者每每论及的新的经济因素，殊不知它不能导致新的生产方式，前途是渺茫的。马克思说"商人直接支配生产的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例如17世纪英国呢绒商人曾经把那些仍然是独立的织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把羊毛卖给他们，而向他们收买呢绒，--但就它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的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如说保存了这种生产方式。把它当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维持。例如直到本世纪中叶，法国的丝织业以及英国的织袜业和花边业的工厂主，大部分仍然只是名义上的工厂主，实际上只是商人。他们让织工按照他们原来的分散的方式继续劳动，而他们只是作为商人实行统治，织工实际上是为商人劳动。这个方法到处都成为真正的资本主义方式的障碍"④。由此看来，这种包买商控制生产的所谓"分散的手工工场"本身虽然能够起到组织生产的作用，但它本身却不能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而马克思所讲的"真正革命的道路"，即生产者变成资本家脱胎换骨的道路，在16世纪中叶后的中国是很难走得通的。前面已经谈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阶段结构和阶级关系有别于西欧各国，并不存在森严的等级分封制，人身依附不象西欧那样强烈，中国的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民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中国从战国早期的商鞅变法开始，土地就得以买卖，到封建社会的后期更是"千年田八百主"，土地易主频频发生。中国从隋唐开始，确立了科举制度，到明清时期更趋完善。土地自由买卖为人们在经济关系方面提供了相对平等的机遇，科举制度为人们在政治关系方面开创了相对平等的环境，这在中世纪的欧洲是不可希冀的。科举制度和土地买卖可以相对地左右社会各阶层乃至各个家族的升降浮沉，调节社会趋于稳定，成为阶级关系的调节器。此二者对于农民、平民、手工业者、地主、商人乃至处于一种阶级属性转化过程中的作坊主、工场主、包买主都具有相同的吸引力。任何一个阶层、家族，在天灾人祸迭兴吃饭问题没能真正解决的封建中国，都切盼购置田产解除后顾之忧；任何一个阶层、家族，在官本位的封建中国，都渴望科举入仕来保护身家的既得利益。因此，生产者变成资本家的彻底转变是不容易完成的。无论是作坊主、工场主，还是包买商，发迹之后，都极力购买地产，造成商业和产业资本向土地的回流；无论是作坊主、工场主，还是包买商，发迹之后，都积极参加科举和捐纳，拼命跻身仕官阶层，造成身份的蜕变。中国的作坊主、工场主、包买商斩不断与封建地主、封建官僚的联系，以致于近代中国的一些民族资本家，还披着黄褂子，拖着长辫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纵然有新的经济因素产生，也很难发展强大到与封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总体根本对立的程度。中国的封建国情造成了生产者变为资本家这条革命道路的堵塞，这不能不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未能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资本主义在中国之命运
我们肯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随之便自然地形成一种潜在的或明确的倾向：即这种萌芽的出现证明了中国社会历史与欧洲社会历史发展存在共性，中国封建社会"正常"的发展前途是资本主义。可事实上中国并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这就被某些研究者理解为"反常"，于是就去寻找"反常"的因素来解释16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历史的发展。东西方社会历史是有千差万别，历史的发展又是多线性的，任何以西欧社会发展为唯一标准模式来衡量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都是削足适履的非明智之举。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封建小农经济的强大韧性、还是封建专制主义有力禁锢、或是地域广大所造成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少数民族入主带来的政治动乱、人口爆炸形成的压力、商人和商业资本与封建势力千丝万缕的联系，乃至封建政治、经济、思想协调平衡的一体化功能等等，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导性社会特征。它们都有悠久的历史的社会渊源，都不是突发的现象，它们的综合影响造成的历史趋势不能说是"反常"。换言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未能成长起来，是合乎逻辑的历史事实，是正常的。只有在对这种正常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性的分析中，我们才可能避免那种罗列某些"因素"作为"阻碍"原因的简单方法，而把中国历史放到16世纪后世界历史的大范畴内去探索其自身运动的规律，这样或许更能减少些偏颇。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是在考察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过程中提出来的，很大程度是一种逻辑的表达方式。具体地考察各个民族的历史，很难发现"标准"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就封建社会而言，东欧、西欧、西亚、东亚和中国也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性足以导致不同的历史运动趋向，因此在逻辑上的五种社会形态间，实际上还存在着多种亚种组合。社会形态是个总体概念，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综合性有机结构的总体，而不是单纯经济概念。只有特定极端化经济决定论观念，才会仅仅从经济的表征来衡量社会性质，才会以为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新生事物不可战胜地代表着历史的趋势。
社会历史的进化有总体的规律性，即由不发达向发达的生产力、交换关系、自我意识、公共政治和社会关系过渡。但在这总体规律之外，不可能再描绘确定的具体规律，因为这个总体进化规律表明历史发展越是到了较高层次，越是依赖于人们的自觉意识。如果我们说从原始大同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很少渗透人们的自觉意识的话，那么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就显示了人们自觉意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这种过渡的完成必须有个"启蒙运动"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不可能自然地完成，人们历史活动自主性造成社会形态变化这种历史运动的可选择性。一种社会经济基础可能形成不同的上层建筑，从而出现形形色色的亚种社会形态，比如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可能是基于一个生产力水平的。
恩格斯指出"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⑤这个历史前提是什么？以往的研究者大多理解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的统一市场的形成等。不错，这些可以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条件，但是还不够，仅有这些条件还不足以促使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这些条件皆属于社会经济的范畴，它们无法取代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条件。只要我们把视野放大一些，就会发现包括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社会形态的变化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总体运动过程，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资本主义萌芽可以在经济运动中形成，但要使其成长、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需要政治结构的支持、思想观念的灌输。没有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为资本所提供的自由权力和人的自由权力，资本主义萌芽就不能成长。
资本主义萌芽能够在西欧成长并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因为西欧国家的经济关系中提供了可以形成萌芽的条件，而且其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也提供了萌芽成长的土壤、水分、空气和阳光。西欧国家中世纪政治结构中的等级君主制、三级会议制、国会--两院制，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狂飚和宗教改革中的新教伦理观念，这些或类似这些的东西在同时的中国是很难寻找的。因此，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的解体必然极其缓慢、自然，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也就极其艰难。马克思在论及前资本主义社会解体过程时指出"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结构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解体作用造成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这种解体）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⑥。我们征引马克思的论述，只要确定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障碍远重于西方的认识就够了。克服这种障碍的可能性，逻辑上讲只有近代意识的成长。马克斯·韦伯论述了欧洲宗教改革造成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他是有些夸大其辞的。但是我们的研究者仅是把眼光投在经济领域，就经济论经济，缺少从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与经济结构相互影响的总体把握，去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命运，这是会带来研究的片面性的。
中国从不受统一的宗教意识的影响，没有高于世俗君主的客观主体，因而不容易产生思想观念转变的社会性运动，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任何带有超越性的自觉意识，都只是少数思想家的事情。思想家们的观念无论如何卓越，只要不能广泛地施影响于一般庶民，就只能是学术而不是历史。16世纪至19世纪的中国民众极乏科学与民主观念，还不会自觉地塑造一个社会，而只能不断地"慎终追远"。此间一些市民意识，在各方面的挤压下成为非道德化意识；此间一些思想家的政治学说，还无力改动国家政治结构的格局。没有政治权力的支持，没有意识形态新因素的浇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只能在不适合其成长的艰难社会环境中挣扎、徘徊。
所谓全球历史观，是说对于社会形态的总体运动经典研究具有理论探讨的理想化性质，即把社会形态的演变放在一个民族历史的范围内或一种文明的范围内考察，这种情况主要适应于人类历史相互隔绝封闭发展的时代。当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完成后，西欧先进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由此开始，历史便"历史地"成为全球的历史，历史的发展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跨越、停滞、曲线运动等各种情况层出于历史舞台，放弃世界历史总体运动的大背景，孤立单纯地考察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不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在16世纪后的人类历史运动中，肇先发展资本主义的民族迅速形成对其他民族的超前发展，并把落伍者置于从属的地位，使其失去走完纯粹本民族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这种不平衡必然推进资本主义化的民族的日益发达，同时把反殖民化任务强加给落后地区的民族，这些落后民族在解决这种强加的任务中，至少要遗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这种"历史运动的时间差"，是很难补救的。
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已在西欧确立，而中国却仅有零星的资本主义萌芽，且孤独地以一个民族的角色行进在历史的途程上。此时的西欧国家早已完成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并把触角伸向亚非拉美，寻求海外市场，而中国文明的内聚运动还没完成，还存在着一个幅员广大的游动边疆，统一的国内市场也没形成。要完成这个任务包含着一次最后的民族融合和边疆的改造。中央王朝向外打，周边民族向内攻，当这一痛苦的过程结束，边疆抵定，中国重又走上封建的大一统，其代价是全民族财富积累的一次彻底消耗和近百年时光在战乱中失去。如果说在这近百年的经济运动中毕竟还有点新的经济因素的增生的话，那么传统的封建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却在改组中更生、强化，新的经济因素仍然被淹没在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中。
当17世纪优先跨入资本主义的西方列强的炮舰正在南中国海上游弋时，清王朝还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中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决定了17世纪后的中国成为世界历史发展中烘托西方的角色。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用大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国门，西方列强的商品、货币输出伴随着武装到牙齿的士兵潮水般涌来，半殖民地的程度不断加强，中国社会内的资本主义萌芽因素被腰斩，丧失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当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这种落后，试图变法维新自立自强时，帝国主义及其在华利益的代表封建势力又成为革命的最敌人，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提到了日程。中国完成这一任务又花去了近百年的时间。这种"历史运动的时间差"就是这样惩罚着相对落后的民族。
注释：
①《资本论》第1卷，第783页。
②③④⑤⑥《资本论》第3卷，第311、900-901、373、374、311、372-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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