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曾发表议论，说史学理论方面要注重中观的、或微观的理论研究，这才能有稗于历史研究的实际。议论时虽未深思，脑海里却也掠过一个个历史研究现状的实例，比如家庭-家族史的研究，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才开始起步，但起步之时步履却蹒跚，因为它只有描述，没有理论；当然理论也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记得以前译过《欧洲家庭史》一书，其中有一"家庭周期理论"，内容这里不必提，却使一般的描述形成规律性认识，构成模式。另外福柯的《癫狂与文明》应该算是对精神病史的微观研究，但如果没有他的"知识考古学"作为理论前提，读起来也确实会感到缺少新意。
笔者前一时期作过一些看起来互不相干的研究，意在议论的同时也力行实践。但本题属不属历史研究的范围，不管如何，待结文后由读者去评断吧。
所谓文化景观学，当然是以文化景观为研究主题。何谓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呢？景观这个名词最早是德国人提出来的，指的是地表上可见的事物。奥托·施吕特尔认为，世间有两类景观，一是原始景观，即在经过人类活动的重大改变之前存在的景观；二是文化景观，即在原始景观之上由人类文化改变后的景观。因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在自然界的直接投射，所以20世纪以来许多地理学家都认为，研究原始景观向文化景观变化的过程是地理学的中心任务，而且只有通过不同的文化景观才能从特征上划分地理区。同时，它必然是研究人类文化与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读书》1991年8、9两期中，先有金克木先生漫谈"信息场"，其中谈到中国传统社会遍布城乡的庙会便是个大"信息场"，由于笔者正在研究明清时期的庙会，故颇有同感。而庙会附着于庙，因庙而起，庙却正是一种文化景观。后有陈志华先生倡导"读读乡土建筑这本书"，其中既提及浙东乡村的民间寺庙，又提及宗祠，也是文化景观。因为文化景观主要就是研究聚落（settlement）的格局、土地规划的格局和建筑格局这三方面，而寺庙就是一种宗教建筑、宗教景观或民间信仰景观。
笔者前几年在探讨自然环境与人类历史文化关系的基础上，写成《中国文化地理概说》一书（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文化景观便是一个重要的侧面；近一段时间着重研究中国民间寺庙文化，之所以不从民间信仰或崇拜入手，而从寺庙入手，就是从文化景观的独特角度来研究。1985年我在《读书》上介绍香港陈正祥先生的《中国文化地理》，提到他对中国的八蜡庙（包括虫王庙等）、刘猛将军（治蝗神）庙的研究，认为这是文化景观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它导出了对中国蝗灾频发地区分布、蝗灾频率等研究成果，这项研究便具有了生态学的意义。用陈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把科学和迷信拉到了一起。从这里引申开去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下层民众面临灾害时的心态与行为模式，从而涉及许多文化与社会历史问题。当然，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陈正祥先生没能发现尚有其他名目不同的驱蝗神庙，故得出"到了东南沿海，几乎完全没有。故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四省，找不到一个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的结论，"完全没有"的即指蝗灾。实际上即如广西罗城之下里乡即有三皇庙，刘猛大将军与盘古、伏羲、神农等并居神坛之上；乡谢村则有梁祝庙，这两位在这儿绝非作为爱神，而是驱蝗保苗神。加之其他文献或口碑材料的佐证，蝗灾起码是光顾过广西的。陈先生的这个疏忽恰好说明了研究民间寺庙这种文化景观的意义，因为特别是在江南，民间神祗是千奇百怪、芜杂难析的，如不深入研究，难以发现其文化意义，也就难以把握下层文化，也就必然难以把握"传统文化"的主体。我想，另一位陈先生倡导研究乡土建筑，目的也正在于此吧。
于是，通过对龙王庙的了解有关水旱灾到来时的类似情形；通过研究娘娘庙了解中国的人口问题，婴幼儿死亡率、患病率等问题；通过研究庙会了解传统社会基层商业及文化娱乐空间网络的问题，以及妇女闲暇生活（leisure time）的娱乐问题；通过研究城蝗、土地、海神、关帝、乃至包公等庙了解民间寺庙的政治及不成文司法功能的问题等等，构成笔者的研究构想。而这些，不通过寺庙这种有形的景观是无法研究的。且不说陈志华先生从建筑学角度考虑与此一致，既金克木先生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角度认识寺庙或庙会这个特定空间，若从研究宗教或信仰、崇拜出发，是很难想到这个路子上去的。
最近忙里偷闲，去了一趟加拿大，带着一个课题，名叫"文化保持与文化变迁：加拿大唐人街研究"，其中一篇文章已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的一本文集里出版了。其研究的角度也是文化景观。海外研究华人华侨乃至唐人街的专著已复不少，但大都是从传统历史学的角度去描述它们的沿革变化的。其中有一些关于唐人街的著作是地理学家撰写的，比如黎全恩先生的《加拿大华埠发展史》（David Chuenyan Lai,Chinatowns:Tomns Witlin Cifies in Canada）即是其一，但严格说来也不是从文化景观入手的，大体上还是传统的历史地理学描写城市沿革的路子。实际上，唐人街或中国城本身便是一种聚落，一种很特别的聚落，所谓聚落就是居民点。从文化景观的角度研究唐人街这种聚落，便要考察它们的分布和形态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举个例子来说，加拿大唐人街也即华人聚居区最初位于港口或矿区附近，主要是因为其谋生所赖主要是淘金和修建太平洋铁路，加上登上大洋彼岸伊始那种畏惧心理和挣大钱后即归故里的心态，使他们不愿远离港口。这也是今日华人聚居区为何称"华埠"的原因。后来他们涌入城市，也主要定居于偏离市中心的僻远地段的一两条街，这一方面是因为地价相对便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白人的种族歧视。这后一方面，加上中国人文化的内聚力和封闭保守性，也正构成了唐人街形成的主要原因。
今天的唐人街早已今非昔比。我在美国纽约的唐人街蹓跶了两个小时也没有走遍它的各个角落。加拿大唐人街虽比不上纽约，如多伦多、温哥华等地的中国城也颇可观。它们往往从一两个角落、一两条街道发展成几条街区，形成繁华地段，从而构成名副其实的"城"了。一方面，唐人街的标志"中国门"（China Gate）也即中国式牌楼、佛道寺观、华人文化活动中心、中文图书馆、书店、博物馆、同乡会及武馆、国货店、中药店、乃至中国风格的电话亭和各式各样的招幌，都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异域土地上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老一代华人乃至他们西化了的子孙大都把家搬了出去，与白人混居，使唐人街日益演化成具有异国情调的商业区和旅游点，往日聚居的功能已化为乌有，唐人街潜蕴的文化内涵已然改变。或许不怕指出另一点：唐人街沿街的建筑大都富丽堂皇、色彩绚丽，但朝后的建筑却破破烂烂、垃圾遍地、空气污浊，这也许同样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
既然说到聚落，不免想起有美国学者把基本的聚落形式归纳为9种， 其中一种为簇集形村落，似乎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普遍存在。如费孝通先生几次调查过的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即是。从这种聚落模式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强大的宗法关系、中国人潜意识里的向心心态的影子；而长时期的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往往在长时间里以佃农的身份而非自耕农身份出现，也容易强化这种聚居局面。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存在过有围墙或无围墙的封建聚落，如东汉以降的坞堡乃至隋唐的庄园别业，乃至宋代的"祝家庄"、"扈家庄"式聚落等。而广、湘、闽山地丘陵区内，地域隔绝而血亲观念浓重，由此形成的聚落也都是簇集形成的。
城市显然也是一种聚落。中国的城大体呈正方形或长方形，圆形及各种不规则形的城不多见。正如《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那种"九经九纬，经深九轨"的方城一样，汉唐长安、宋代汴梁、汉唐洛阳、明清北京等，都是这种方形九门制。这种棋盘式城市格局不仅影响着乡村聚落形态、城市中的宫室以及民居之格局，而且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土地规划格局颇有相合之处。也就是说，由田埂、水沟、渠道相隔的井字形方块田格局与由街巷分隔的城池格局颇为相似，这是不是体现了一种整齐划一、均衡对称的有序观念呢？
我们不妨让思维再跳跃一下，从一般的城跳到长城那里去，可以说，长城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化景观了。无论是通常的所谓长城是中华民族象征的说法，还是前几年的某种"奇谈怪论"认为它是封闭、保守的象征，都是在抽象这个伟大建筑的文化意义。甚至千百年来中国四大传说之一的"孟姜女哭长城"的广泛流行，也是这样一种意思，不过是把长城视为暴政或暴君的象征而已。无论如何，依笔者愚见，长城的文化意义最初是同于一般城池的墙垣的，正象在古代中世纪任何城市都有墙垣、而且任何墙垣都有有效的防御功能一样，长城也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屏障--只不过城墙只保护一座城市，而长城护卫着一个国家或农业文明。在面对可能发生的威胁时，修造长城就象修筑任何城墙那样合乎情理，所以长城是高墙尚能抵御强敌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
已有识者指出，长城之所在正是造成不同自然区划的天然分界线，由于气候、降水、地貌等原因，恰好在这一线，植被、土壤等有显著的不同。这无异表明，如果没有长城，此线南北的文明发展（生产方式、经济类型、生活方式等）也会产生差异或距离，长城的修建只是有助于扩大这一差异和距离。因此，长城这一人为阻隔不过是自然阻隔的衍生物。所以在此基础上，长城便成为中国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人造分界线（它们天然的分界线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可以看清了），它也确实成为北方游牧部落南下牧马的最初和最大障碍。应该承认，长城在保护农业文明少受破坏、而非遏止农业文明向外传播方面，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
从文化景观的角度去研究长城，还会引出许多有趣的话题，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大运河，研究陵墓，研究牌坊、民居，从大到小，简直可以叩开阿里巴巴面前那座宝库。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各种建筑不仅种类丰富、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而且还有大量遗存至今的实物；加上文化景观是完全不脱离地表的、由自然界提供材料塑造的物质文化复合体，可研究的对象当然就不仅局限于建筑景观了。于是乎突发奇想，能不能搞一门"文化景观学"出来？
就欧美而论，文化景观研究通常是作为文化地理学当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不知道有没有"文化景观学"这个词汇。地理学家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时，往往是在人及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着眼的；他们可以通过对文化景观的研究了解人类改造自然时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成就，藉此划定综合性文化区，从而了解人类文化的空间差异。但笔者认为，这个主题更多地涉及人类历史与文化，涉及包括建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象笔者前面举的那些例子，读者可以轻易地看出它们与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关系。地理学本来就有一半带有人文学科的性质（这种性质多年来已为我国地理学界及地理教育界忽视，而且似乎还在忽视下去），这个主题就向人文学科那方面游离得更多些了。其次，历史学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门时间的学科，因此也忽视了特定的历史文化侧面在空间的位置，这便大大地落伍于时代。法国年鉴学派在研究角度或方法上可借鉴处之一，便是他们的历史研究重视空间这个维度，无论是区域史还是总体历史，都体现出这个特点。再者说，近来有些史学工作者抱怨说，搞哲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的人都来研究历史，研究文化，历史学的阵地被"抢占"了许多去，该搞这个的倒没有去搞。其实这一方面体现出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则揭示出目前历史学界的窘境：我总固守着主题单一、方法简单而陈旧的那一块不放，不勇于进取而囿于创新。这样的话，你不搞还不许我搞么？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象年鉴学派或其他新史学派那样，创造"地理历史学"、"历史人类学"、"心理史学"、"蚕食"其他学科的呀！
所以，文化景观研究应该得到包括地理学家在内其他人类历史文化的研究者的共同重视。如果必要，有兴趣者可以共同探讨探讨它的学科体系、性质、对象以及方法，构成一个历史、文化、社会、民俗、地理、建筑、城市与乡村的研究者们共同投放力量的学科分支。
这篇受前辈学者文章启发并基于近来个人研究所写的小文到了最后，也许还是不象一篇有关乎史的文章，这似乎正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困惑：历史研究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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