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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笔德]“巫术”:印度与中国的灵性和世俗


    
    《亚洲的精神性:印度与中国的灵性和世俗》[德] 范笔德 著 / 金泽 译 2016年9月
    

    本书着重讨论了近现代中国与印度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异。印度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及其现代转型都是巨大的。这两个社会的内部差异极大,但其特定的民族形态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两个社会都具有全球化、现代性的特征,但是所走的道路却是完全不同的。这些差异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被说明和理解。
    

    巫术作为一个范畴,如同宗教与世俗主义一样,十分复杂。19世纪时,弗雷泽与泰勒将巫术视为伪科学的论证。这种观点强调了巫术对于展演者(performers)所意味的手段性和有效性。随着“真正的”科学的兴起,这种成效就出现问题了。理解巫术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将其看作是“民间宗教”的核心要素。在民间宗教中,灵验比神学更为重要。
    在印度和中国,何谓“民间宗教”?它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确在于它是“民间的”(popular),属于“民众”(people),属于“民间”(folk),属于平民(commoners);另一个方面是精英与民众释放出来的社会的和情绪的能量有着复杂的关联。一方面可能是精英拒绝这些做法;另一方面可能是他们又想控制这些能量,并且利用他们在文化修养上的权威对之有所提升。
    中国华南沿海对妈祖的膜拜、西北地区对龙王的膜拜,印度喀拉拉邦对Ayyappan的膜拜或喜马偕尔邦对许多女神(Devi)的膜拜等民间膜拜,在节日期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香客,人们相信由寺庙协会组织的精心安排,相信那些能够进行治疗和带来各种各样好运的仪式。总之,此乃巫术的灵验场所,汉语称作“灵”或“灵应”,印度梵语往往指性力(shakti),在伊斯兰教的习语中则是巴拉卡特(Barakat)。这些活动与这些地点(多半都较偏远)相联系,包括神迷、精灵附体、护身符,以达到极致的苦修与欢乐。
    尽管现代之理性化在诸多方面力图净化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摆脱非理性的民间信仰,但显然,无论是现代性的核心、媒体、消费模式,还是处于不断重塑反省自我的观念、金钱和金融市场,那些因素还在以凸显的方式重新粉墨登场。在当代印度与中国,历史与传统的重新恢复不仅在其作为消费模式的具体表现中令人关注,而且此种恢复的方式也是对传统的改进。
    在印度,电视里播放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是将这些史诗中的传统重新加工并改编成民族主义取悦大众的肥皂剧。中国的历史肥皂剧既娱乐了大众,又使观众从民族国家的视角看待历史,张艺谋的一些作品就是此类体裁的典型。不断重新塑造义和团起义的故事,则是这种恢复与转变的极好例证。
    魅力是现代世俗娱乐的核心。印度北方的女神Santoshi Ma在1975年电影Jai Santoshi Ma问世之前实际上并不出名,但此后迅速拥有广泛的虔诚信众。观众们赤脚进入电影院,仿佛他们进入了圣殿并崇拜电影中的女神。从象征意义上说,印度万神殿中的这个新生儿与其他母亲神并无多大区别,但是电影制造的明星效应使之流行。
    在印度南部,神灵的意象、电影演员和平民政治生涯之间是直接关联的。印度南部的主要政治家,如拉曼钱德拉(M. G. Ramachandra)和贾亚那丽塔(Jayalalitha),两人最初均为电影演员,因饰演印度教大神罗摩和女神名声大噪,然后在他们的支持者中变得越来越具有神灵的特征,从而在选举中获胜,贾亚那丽塔长期担任泰米尔纳杜邦首席部长。在印度,从平面印刷到现代海报艺术,特别是电影,可见的意象将宗教与媒体联系在一起。
    “巫术”这个词在现代的、都市文化的背景里,如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上海,是“魔术”(直译是邪恶精灵的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了现代社会充满了历史的巫术。现代巫术展现在“武侠神怪”这类大众电影中。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观众会在电影院烧香,有时看完电影后还会投身武行或拜道士为师。正是由于当时的现代娱乐带有巫术色彩,以致民族主义者发起了反对民间宗教的运动。
    例如在1934年,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过鬼节。像往常一样,在鬼节喂食饿鬼是结合了佛教、道教和萨满教的元素,但这样使民间宗教脱离政府承认的宗教的努力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将民间宗教与政府承认的宗教分开的做法,实际上让人不知所措。然而矛盾和分歧在世俗的现代性中并没有得到解决。20世纪30年代的饥荒与战争导致许多人死去,饿鬼越来越多,国民党士兵本身也成为仪式的对象。这里没有顿悟,而是一种渐悟和复魅。
    中国的世俗主义者毁坏了大量的圣地、意象和仪式器具,包括神圣的手稿和宝卷,结果也许是自相矛盾的:它援用并发挥了它所要毁灭的巫术力量。祭祀恰恰具有这种毁灭并使某种东西变得神圣的双重意义。当人们玷污、损伤或毁坏某个已经被几代人(甚或几百年)奉为神圣的物体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首先,如弗洛伊德所说,他们(过去的幽灵,准确地说就是亡魂)会来找你。人类学家缪格勒(Erik Mueggler)在他对彝族(中国西南部少数族群)的民族志考察中,的确有所发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吸收了过去为民间宗教所用的巨大社会能量,但从长远来看,清理民间宗教会适得其反,甚至会伤害那些曾积极投身其中的人。
    一位被访者告诉缪格勒,一个正在月经期的女权主义者曾坐在一个装有祖先遗骨的圣骨匣上,后来她被附体了,她一边转圈跑一边喊叫:“你为什么要坐在我上面?现在你知道我的力量啦?你的身体是不洁的,你的臀部有血,现在你知道我的力量啦?”6个月后她死了。巫术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民间宗教中也有地方性的差异。开展反巫术的运动肯定是有效果的,但当运动进入地方场景后并没有导致实证理性的胜利,而是引发对历史变化与超自然灵媒之地方理解的复杂转变。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微信公众号2016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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