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发展趋势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编辑了一套《社会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其历史学卷由曾任英国史学会主席的巴勒克拉夫主笔，并邀列宁格勒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两教授参加，于1978年出版。①该《趋势》较全面地考察了迄70年代世界史学的发展和演变。我仅略取其西方史学部分，并稍补充80年代后动向。
按《趋势》，西方史学在二次大战后尤其是1955年后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除研究领域扩大至亚非拉各国和研究重点由政治史推向经济、社会、文化史外，主要趋势是突破了历史主义的束缚，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史学由艺术转变为科学。
按《趋势》，历史主义在一次大战后即受非难，但直到1945年，它始终在除苏联以外的史学界占优势，并且在两次大战之间实际是加强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主义的一大冲击，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二次大战后才发挥重要作用。在西方，推动史学革命的是在50年代发展成熟的史学新概念和新思想。
在美国，主要是史学与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密切结合。美国原有实用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曾受德国历史主义影响而被削弱，但在50年代恢复了。由马林（J·C ·Malin）、科克伦（T·C·Cochran）等开始，抛弃了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计量学方法来研究历史。经过迈耶（J·R·Meyer）、康拉德（A·Conrad）、休斯（J·R·Hughes）、戴维斯（L·E·Davis）等努力，终于形成以福格尔（R·W·Fogel）为首的计量史学（Cliometrics）。
在法国，社会史学者于1929年即创办了《经济社会年鉴》，但布洛赫（M·Bloch）、费弗尔（L·P·V·Febver）的新思想和结构分析在50年代才充分发挥作用。年鉴学派的整体性（holstic）历史观在布罗代尔（F·Braudel）、莫拉泽（C·Morazé）一代成熟起来，其影响遍及欧洲。英国以纳米尔（L·B·Namier）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在50年代式微，新出版的鲁德（G·F·E·Rudé）、霍布斯鲍姆（E·J·Hobsbawn）、拉斯勒特（P·Laslett）、汤普逊（E·P·Thompson）等著作都有明显的法国学派色彩。在德国，历史主义的抵抗最强，但年鉴学派思想"经过别具特色的改造"也影响到席德尔（Th·Schieder）尤其是伯梅（H·Bohme）、韦勒（H·U·Wehler）等新一代史学家。
《趋势》详述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等对史学新发展的作用。经济学是最早成为科学的，也是对新史学"唯一作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按《趋势》说法，直到20年代，经济学和史学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经济学要求建立不受时代和国别限制的普遍理论体系；史学则囿于历史主义，着重于一个时代个别国家的研究。30年代经济危机以后，经济学转入宏观经济和经济周期的研究，50年代又转入经济发展和长期性增长的研究，这就必须重视历史，导致经济学和史学的重新结合。
《趋势》着重介绍和高度评价的两种"新史学"即计量史学和年鉴学派，实际都是经济史。这两个学派读者比较熟悉，我在《方法论》一文中也谈过。②到80年代，计量史学似已度过它的黄金时代，批评迭起。年鉴学派仍盛，但其向心理学因素倾斜，也遭到一些物议。同时，出现另一种"新经济史"，即以诺斯为首的新制度学派。该派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个人、企业、国家都谋求收益最大化，而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交换关系。国家给个人、企业设定产权，来交换后者提供的税负，为此订立契约性的规则，即制度。经济史要研究的就是这种制度的长期变迁。但是，制度变迁要能降低"交易费用"才能引起经济增长，否则制度无效，经济停滞或衰退。交易费用包括设定产权和执行制度的费用以及信息、商务费用，是导致经济盛衰的基本因素，此外，该派还把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保证制度执行的因素。③
二什么是历史主义？
西方所谓历史主义，尽管评论众多，并无确切定义。④我以为，它实际是18世纪末西方近代史学从神学、哲学、文学中分离出来后逐步形成的一些原则。它仍带有"文史哲"的着重事件描述和直观的思想方法，强调历史世界（Welt als Geschichte）与自然世界（Welt als Natur）之不同。据说，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一词最早是德国人评介维科（G·B·Vico）的1725年的著作⑤时所用。维科认为历史是循环进化的，但一国的观念、制度、价值观完全受自己历史发展所决定。被称为西方"近代史学之父"的兰克（L·Ranke,1795-1886）可称为第一个历史主义者。他写有德、奥、法、英历史，但每国只写其某主要事件，有类"纪事本末"。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个性，代表一种个别的精神，而无共同的历史可言。其后德国著名史学家如特洛奇（E.Troeltsch）、迈纳克（F.Meinecke）等，并在方法论上强调历史是不可重复的，历史事物具有单一性和相对性，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用普遍规律或模式进行推理研究。特洛奇强调直觉方法，迈纳克更重视思想史研究。这就形成了德国历史主义学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传播到各地。法国史学家孟德（G.Mond）来德国学习，后于1876年创办《历史评论》（Reve historique）。法国的米歇莱（J.Micheled）、英国的斯塔布（W·Stubbs）都用德国学派方法写法国、英国中世纪史。俄国的罗斯托维季耶夫（M·I·Rostovtzeff）也到德国学习，成为古代史专家。美国阿达姆（H·B·Adams）于1884年创建美国史学会，引进德国史学思想，他的学生图诺（F·J·Turner）创立进步学派（progressive school），成为美国的历史主义学派。
19世纪末出版班海姆的《历史方法论》、朗格卢瓦与塞纽博斯的《历史研究导论》。这种"史学手册"性质的书将历史主义概念系统化，译文流行各国，成为传播历史主义的重要工具。⑥
讲到经济史，那又是与19世纪40年代以李斯特（F·List）为先导，由罗雪尔（W·G·F·Roscher）创立的、70年代经施穆勒（G·Schmoller）等人发展了的经济学中的德国历史学派分不开的。这个学派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建立永恒的普遍的经济理论的企图及其抽象演绎方法，主张根据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性研究具体的经济政策。象国民经济有机体、经济发展阶段论，历史法学方法、历史语言学方法、各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经济理论的相对性等观点和方法，都是这个学派提出的，也成为史学中历史主义的部分内容。这个学派的希尔德布兰德（B·Hildebrand）、克纳普（G·F·Knapp）、布伦塔诺（L·Brentano）原来都是史学家，施穆勒、毕雪（L·Bücher）是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阿施莱（W·J·Ashley）、坎宁翰（W·Cunningham）也都具有历史主义观点。
1883年，经济学中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C·C·Menger）的书中批评德国历史学派缺乏理论分析，指出历史方法不能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施穆勒为文反驳，引起一场争论，史称"方法论论争"，断续达20年。1904年，韦贝尔（M·Weber）为文批评德国历史学派将伦理道德范畴应用于经济学，是在科学中掺入主观价值判断。施穆勒为文反驳，又引起一场争论，史称"价值判断论争"。其后，桑巴特（W·Sombart）和布伦塔诺接受了韦贝尔的观点，认为经济学不应作价值判断，成为经济学中德国历史学派瓦解的原因之一。⑦但在史学中，价值判断传统保留下来。不过，这时的历史主义已摆脱早期神学的残余，接受了实证主义观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史学家，除马克思主义者外，大都变成"爱国主义者"和主战派，各为本国、本阵营的"特殊性"辩护，而这也是战后历史主义转见强盛的原因之一。这以后情况，已见前引《趋势》一书的分析。现我再据《趋势》所述30-50年代对历史主义的批评，将所谓历史主义的特征归纳为下列五项。
一、历史主义的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
二、历史主义者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因而其解释是个别的和相对主义的。
三、历史主义者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他们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这两者都背离科学。
四、历史主义者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两者都是不可取的。
五、历史主义者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唯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这就造成史学家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的心态，养成埋头繁琐探索，穷究细枝末节的职业作风。
须说明的是，不是每个被称为历史主义者的史学家都具备这五个特征，他们往往还批判其中某些观点，或者根本不承认有所谓历史主义存在。
三哲学、逻辑、科学
总看上述历史主义的特征，它也包含若干史学思想，但它还不是一种历史哲学，而基本上属于方法论。
我们所称历史哲学是指一种世界观、历史观或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照《趋势》说，西方自黑格尔以后，称得上历史哲学的只有两家，即马克思和汤因比。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在二次大战后曾风靡一时，但"今天……这部著作的影响已经基本消逝"⑧。今天，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⑨。我们还可补充年鉴学派奠基人费弗尔的话："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从来没有读过一句马克思的著作，……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思考和理解事实和例证。"⑩
尽管如此，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1）列宁说："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12）我在《方法论》一文中也是把它列为方法论。对于历史主义者的世界观、历史观，我也是作方法论看待。
前已提到，原来德国历史主义者严格区别自然世界和历史世界，这种世界观比之中国传统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已逊一筹。进而他们认为自然事物是永恒的、可重复的，有普遍规律，而史学所考察的是个别的，"一次如此的东西"，没有普遍规律。这种看法与新康德主义一致，但新康德主义晚出，很难说谁影响谁。汤因比说，这种"无法则"的历史观是对中世纪按"神的法则"写历史的反动。（13）这话有道理；在当时，"无法则"有其进步作用。但到20世纪，仍坚持这种观点，就没道理了。因为历史哲学，从维科、黑格尔到马克思、汤因比，都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照《趋势》的说法是："历史学家摒弃了历史哲学。"（14）它是讲30-50年代，这是对的。这一代的西方史学家，除马克思主义者外，只是埋头治史，确实是不考虑什么哲学了。
但哲学却找上门来。原来西方哲学一向重视逻辑，尤其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盛行以来，逻辑成为哲学的同义语。近年流行的一本《经济学方法论》，一上来就把它定义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15）。"科学哲学"实指逻辑方法，符合这种逻辑方法的理论才是科学。30-50年代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大部分是围绕着历史主义的逻辑方法是否科学这个问题进行的。
历史研究主要用归纳法。这并不限于历史主义者，而是其工作性质使然--必须从分散的零星的史料入手。归纳法，按其创始人培根所说是："从感性与特殊事物中把较低级的公理引伸出来，然后不断地逐渐上升，最后才达到最普遍的公理。"（16）我在《方法论》一文中说，这"最后"一步"已是哲学家的事，历史研究毋需走那么远"。我这话倒有历史主义味道，不过，我是实事求是的。
归纳法是有缺点的。休谟早就指出，归纳法是建立在未来与过去相似的假定上，而这假定是靠不住的。我想应当承认这一点，史学家不是预言家，"述往事，思来者"只能提供借鉴。归纳法的最大缺点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可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历史主义者强调个别性，固然与他们否定普遍规律有关，但也是把考察限于有限范围，避免以偏概全。政治经济学，自李嘉图以来就是以演绎法为主，奥地利学派更完全用演绎法，前述1883年他们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论争"，就是演绎法与归纳法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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