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梁启超不同的是，西方新史学主张抛弃传统史学有关"垂训"的观念。鲁宾逊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们可以从过去的事情中吸取教训，如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先例，道德的指导以及使一般人得到安慰的那种天道的干预。但是，现在一般的历史学家都日益怀疑这些功用，认为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我本人就很不愿意被认为是主张历史研究是具有这些功用的人。"这种观点是西方史学认识论更新后的认识。传统史学认识论认为"自古至今人类的情况是始终一致不变的，因而它就能提供永久先例的价值"。⑨新史学认识论则不同。鲁宾逊就指出，人类的历史千变万化，不可能找到十分可靠的材料以满足当前的需要。若是不顾实际情况运用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现代的问题，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当然，鲁宾逊也主张历史学应具有重要的社会功用，但那绝不是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文化教育方面的作用。他说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⑩用广泛丰富的历史知识增进人类对自身的了解，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这种更新的史学理论对于历史学这一学科的学术化、专业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此使历史学不再充当政治的附属品甚至工具。
四破坏与建设：两种新史学的不同内容
两部《新史学》都是为了创立新史学而写，但建立的方式不同，因而内容也不相同。
从建立新史学的方式看，两著的第一章都从批判旧史学开始，这表明，它们在以批判旧史学做为建立新史学的出发点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但要建立新史学更重要的是需要进行从理论建树到方法准备等多方面的整体性学科建设。鲁宾逊在《新史学》里是这样做的：在第二章，他将新史学放到整个史学史中考察，探讨它的起点和目标。在第三章，研究历史学应从其他学科学到什么方法，以用于新史学建设。在第四章回顾思想史的发展，探讨新史学的思想基础。在后三章则具体运用新方法分析史实，纠正传统的史学观念。从这一过程看，鲁宾逊的新史学体系是以学术性建设的方式确立的。这种建设在《新史学》中占了很大比重。而在梁启超的《新史学》中，对旧史学的批判占了较大比重--六章中有四章是专用于批判的。他的新史学主张则大多是从批判中零散地、侧面地反映出来。例如他批判二十四史只为朝廷、君臣作，不为国民作，实际表达了自己要为国民作史的主张。在唯一从历史学角度正面阐述新史学理论的《史学之界说》一章中，梁启超提出要用进化论观点研究人类历史，以求得历史的公理公例，也就是类似于规律的东西。这是他新史学理论的重要之点。但他出于政治需要，把进化论当做一种实用的工具，要用它来促进中华民族的进化，使之能立于当时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世界。他不是象鲁宾逊那样，把进化论当做一种用于理论分析的方法。所以梁启超不愿对其进行详细的理论探讨。他明白表示："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11）这种政治性功利性的态度妨碍了他进行新史学的整体理论建设。
就新史学的范围来看，鲁宾逊主张要尽量拓宽历史学的内容。他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12）把历史学对象由政治史扩大到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这是由人类对自身知识日益增长的渴求促进的。梁启超则认为新史学应注重国民的盛衰、强弱，也就是要注重民族史、种族史。这是他关于史学是"爱国心之源泉"、"国民之明镜"这一理论的具体阐释。在第三章《历史与人种》中，他详尽列举历史上各民族优胜劣汰的史实，指出世界上只有白种的雅利安人，也就是欧美民族一直在世界上占优势，是"为世界史之主人翁者"。这一章恰恰是他主张新史学要写民族史的背景材料。他以西方民族之强大反衬中华民族之衰弱，强调民族史对促进中华民族进化的重要性。梁启超新史学重点就在写中华民族的进化史，这一理论紧紧围绕他救国救民的政治目标，与民族史无关的历史内容自不在他考虑之内。他说凡不属于民族进化方面的事实就不属于历史学的范围。这一点与西方新史学根本不同。巴恩斯在《论新史学》中说："从前的历史家惯于以政治史为骨干，以民族史为范围，现在这种方法已经陈旧不堪了"。"在新史学面前，民族历史一定要被人遗忘而衰落下去"。（13）这表明，中、外的两种新史学不仅范围和内容不同，实质也不相同。
就新史学的方法来看，梁启超因过多关注新史学的实用性而忽视了理论方面的建设。在书中对新史学应采取什么方法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基本上没有涉及。鲁宾逊对新方法的建设被认为是对新史学最独到的贡献。西方传统史学基本上不要求历史学家应有专门的训练和一定的资格条件，鲁宾逊则打破了这种保守观念。他主张新史学要扩大研究范围，必须要求新史学家不仅在本学科范围内训练有素，掌握基本技能，还要了解各种学科的知识和理论，从中学习可以利用的方法。鲁宾逊特别注重进化论的方法，把它理解为用于探溯文化和社会制度发展来源的发生学方法。他把这种方法的运用看作是对僵化、陈旧观念的一场全面的思想革命。这种深入的理解与梁启超以及中国近代许多人的"庸俗进化论"明显不同。
总的看来，梁启超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以政治家的身份，从政治目的出发，试图以救国救民的新史学来代替为旧政治服务的旧史学。但实际上他的《新史学》并未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建设足以确立新史学的体系。他只是在批判旧史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此宣告新史学的来临。这是由于他当时致力于用历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未能认真从事学术研究。所以虽然他急于创立一种全新的史学来取代旧史学，却并未如愿以偿。例如在《论纪年》一章中，他提出要以孔子生辰纪年法代替帝王年号纪念法，这恰恰表现出他对新史学的认识还相当肤浅。在后来所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才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对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建设性意见。而鲁宾逊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是在具体的历史研究工作中，建立了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并运用它取代旧史学进行新的研究，所以他的《新史学》成功地把批判旧史学和建设新史学结合在一起。他对新史学方法的确立使新史学从学科建设到目标的实现都有了切实的保证。
五多角度比较：两部《新史学》的不同意义
本文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探索史学理论发展的规律和线索，而不是为了比较两部著作和两位作者的高低优劣。任何学术都是时代的产物。梁启超的《新史学》是在中国新旧制度转换的关键时期里政治、思想、学术斗争的产物，鲁宾逊的《新史学》也是西方特定社会中学术斗争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他们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对各自的民族乃至人类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些意义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虽然梁启超的《新史学》在对旧史学的学术批判和对新史学的理论建树方面远远不如鲁宾逊的《新史学》，但它在某些方面的意义却是后者所不具备的。梁启超的著作本来是为完成政治革命的目的而写，它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政治意义。该著借批判旧史学严厉地批判专制君主制度，宣传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其观点鲜明，充满了激情。象"二十四史只是帝王的家谱"这些观点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头禅，对当时推翻专制统治的政治运动作了有力的思想、舆论准备。梁启超《新史学》还有重要的思想革命的意义。在当时新旧转换时期不仅要改变旧制度，还需要清理旧文化。旧史学中包含着大量的封建思想文化。梁启超的批判动摇了旧文化的这一堡垒，对促进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两层意义在鲁宾逊的《新史学》中基本上不存在，它所有的主要是历史学的意义。因为鲁宾逊所处的时代不仅早已完成了政治革命，而且早在17世纪欧洲兴起的思想革命就已摆脱了古代、中世纪的传统思想和神学统治的观念。18世纪科学的进步更加促进了社会思想的不断更新。鲁宾逊的《新史学》正是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创立的。相比之下，梁启超面临的任务要更复杂和更沉重。其作品所包含的意义也就更丰富。
从两部著作对各自民族和地区历史学的开创意义这一角度比较，梁启超《新史学》的地位也更加重要。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开始。这个转变比在西方由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向鲁宾逊等人的新史学转变的程度要大得多，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在西方，早在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就已完成了由中世纪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从那以后，西方史学处于不断的学术创新过程中，有无数的新史学流派涌现，新方法和新理论层出不穷。鲁宾逊的新史学是西方史学进入近代以后不断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它与传统史学的区别只在于方法和研究范围的不同，而不象梁启超以后的新史学需要从整体上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改造。然而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及学术成就不仅有对它本民族、本地区的意义，还有对于整个人类的意义。越是学术成就高的作品，其对整个人类的贡献也就越大。鲁宾逊的《新史学》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所以它对人类历史学的影响也大得多。它不仅在美国形成了强大的新史学学派，而且推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的新史学运动。自从何炳松于1924年在中国翻译出版了鲁宾逊的《新史学》后，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出版的各种"史学概论"一类的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吸收或照抄了该书的观点。中国与美国的新史学都是在欧洲新史学影响下产生的，学术成就较高的鲁宾逊新史学又进一步推动了起步较晚的中国新史学。而鲁宾逊的学术成就又是建立在西方政治、思想、学术各方面成就的基础之上的。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正是人类文明日益进步的标志。
通过对梁启超《新史学》和鲁宾逊《新史学》的比较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两著及两国文化各自特征的了解。在任何时候任何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差异都是绝对的和深层的，相同处则是表层的和相对的。不仅社会背景和个人背景差别极大的两部《新史学》是如此，即使是拿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后以学者身份所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新史学理论著作与鲁宾逊的《新史学》相比，由于存在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差异，也会显示出大量的不同。这一比较笔者将另外撰文加以阐述。
注释：
①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231页。
②梁启超：《新史学》，载《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46页。
③鲁宾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0页。
④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137页。
⑤⑥鲁宾逊：《新史学》，第33页；第14页。
⑦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41、246页。
⑧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41页。
⑨鲁宾逊：《新史学》，第15页。
⑩鲁宾逊：《新史学》，第20、15页。
（11）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51页。
（12）鲁宾逊：《新史学》，第3页。
（13）鲁宾逊：《新史学》，第192、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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