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考辨古史，无疑地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而且他考辨古史，推倒经学偶象的工作，本身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①其后，他的史学思想变化又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因此，研究顾颉刚先生的史学思想，对于我们认识近代新文化和近代史学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事。
一、整然一体的进化思想
近代新文化是近代社会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也直接反映出西方史学思想潮流的各种影响，其中，西方进化论在中国史界产生巨大的冲击波，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顾颉刚先生在总结这段时期的史学，说：
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②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每个人依据自己的实际，依据自己的感受，去对待、接受、吸收进化论，形成为具有自己特点的历史观。胡适的带有进化论色彩的历史演进法影响顾颉刚，康有为的历史变化的三世进化说，使顾颉刚感到无限敬佩。夏曾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把三皇五帝时期称为传疑时期，这也启发顾颉刚对古史的认识。诸多的因素促成了顾颉刚特有的进化论思想的形成。
顾颉刚称"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历史进化的观念。"历史进化是普遍的法则。他又说："今日之社会乃由前代之社会嬗脱而来；前代之社会，乃由前代之前代嬗脱而来，由古及今，乃一整然之活动，其中并无畛域，可以划分前后。"后来，他为《新潮》杂志写了《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③一文，文章指出："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前一段是说，社会的进化是一整然的活动，这里又指出学术进化是一整然活动。顾颉刚先生的进化思想可以概括称之为整然一体的进化思想。
整然一体的进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一文中，得到较为充分的说明。这篇文章阐释"新""旧"的概念体现出整然一作进化观点的特征。首先，新、旧有一个适当标准，从文化上说，不能笼统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旧文化，把泰西文化称之新文化。本国的东西有旧的，也有新的；外国的东西有新的，也有旧的。或者本国以为是旧的，外国反而称之为新；本国以为新的，外国却看作是旧的。不可以笼统地说谁新、谁旧。即使退一步说，外国文化进入中国称之为新，中国原有的东西称之为旧，但其中还有一个本身的好和坏，以及对于同一境界还有适宜、不适宜的问题。这些应当仔细"考量"，"去定从违"。
进化活动是整然为一，是新旧的交替，同时新、旧在整然为一的活动中又是互相容纳，"这容纳的根源，就是已在意识界伏著。这伏著的东西，便是旧的；容纳的东西，便是新的。"把新、旧作为绝然不相干的两个部分，是不正确的。新的东西中有旧，旧的东西中也有新。有的人主张"惟泰西是效"，仿佛西方国家、泰西社会是纯善无恶，无论什么都可以效法，这就是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是宣称"凡本国的都是旧的，凡是旧的都是好的。"这种观念实际上只能守祖宗成法，不懂得有什么思辨的推察、不懂得有什么推陈出新的道理。对待西方文化也有两种极端的办法，一种是看见中国学说与外国学说有相同的地方，就说外国学问中精粹的东西，都是从中国学问里盗去的；而不相同的部分就不是精华。另一种是认定中国的学术与西学不相容，怕他胜了要埋没中学，他们竭力争斗，以保存国学成正统。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有所谓"因时派"、"体用派"、"实利派"。
《变迁观》这篇文章说，中国需要新的文化，但这种新文化应当是实质上的新文化，而不是那种"触处可见的欧式，至于内部的精神，多半是盲从的新思想，同牢不可破的旧思想。"
另外，接受新文化，要有原有文化的变化作为基础，是内部需要的东西。中国近代文化在几十年里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顾颉刚先生在谈到一篇关于学术穷通变化论的文章后，很有感触，说："即此进步，自能弘通；即无欧洲科学之传播，亦当有笛卡儿、培根其人生于其间。"又说：
你看二、三十年前那些学者，如李善兰、华衡芳、刘铎这辈人同全国向风之士，对了数学、物理学等科何等的用心，倘使学者社会能保持那时的热忱，到今日应如何的进步？
要看到这种学问向科学方面的走势；正是这种趋势，才造成中国能接受外来文化的内部条件，他说："科学"、"国故"、"政治"、"宗教"四样在三十年里的变化是吸收外国文化的，但是在中国原有学问上--"朴学"、"史学"、"经济"、"今文派"--的趋势看来，也是向这方面走去，所以容易感受新来的文化。假使中国从前的学问不是如此，则欧化进来以后，精神上的迎距、事实上的表见，决不与今日相同是可决的。顾颉刚说明了中国传统学术到了近代也在进步，萌发了新的因素，即使没有外来的文化，中国也会逐渐产生新的科学文化。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走势，向这方面走去，因而它能够接收新的文化。
整然一体的进化思想说明进化历程中的新与旧的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容纳的，只有旧因素已经发生变化，才有可能接受外来的新东西。这样的进化论有自己的特色，也含有一定的辩证法的因素。顾颉刚的进化思想，从理论上解释了"惟泰西是效"的全盘西化态度的错误，又从学术走向上说明学术文化进化的必然，说明"认定古义是不变的"、固守国粹是行不通的。这里稍带说明一点，一般认为胡适对顾颉刚有影响，胡、顾二人的分歧是以后才产生。但从这篇文章看，顾颉刚和胡适对新文化认识上的差别已经存在。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同顾颉刚的认识显然不同。顾、胡二人后来的分道，是这种思想上差别的进一步发展。
整然一体的进化思想联系社会变化谈学术思想，但学术文化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是不是大体一致呢？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另外，新与旧的标准是"善"，而"善"的标准又是什么？文章对这些没有作出恰切的回答。再有，文章强调新和旧的调和、融化、忽视新的克服旧的一面。所有这些，是整然一体的进化思想的不足、缺陷。这些在辨古史的活动、辨古史的论述中又反映出来。
二、"层累地造成古史"说的历史观
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集中反映出他的历史观念和史学认识。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把这个学说概括为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汉以后有盘古。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使不能知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④
其后，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进一步说明他提出这个学说的出发点，也就是他说的推翻非信史方面的几个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从历史观点说，这第四条即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是顾颉刚先生的基本思想，也是辨古史的中心认识。
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是当时进化论的影响，也是顾颉刚先生历史进化思想的表述。他说：
中国人向来有个"历史退化观"的谬见，以为愈古的时代愈好，愈到后世便愈不行，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地种在每个国人的脑海中，使大家对于当世的局面常抱悲观，而去幻想着古代的快乐。目前我国民族文化的不易进步，这也是一个大原因。海通以来，西洋的新科学和新史学输入到中国，使国人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开始发现过去历史观念的错误，于是对古史传说，便渐渐开始怀疑了。⑤
顾颉刚先生反对历史退化观念，坚持历史进化思想，在二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中是应当肯定的。联系当时的背景，作一点说明，问题会看得更清楚。
顾颉刚先生提出关于古史的见解是1923年，在他之前，李大钊在1920年就指出封建史观的核心是："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⑥因此，树立新史观，对旧史观的抗辩是治史学的人的责任。有些史学家如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年提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说，但到1922年他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已经否定早期的进化思想，而重新拾起历史循环论。顾颉刚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出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当然是有着明显的意义。
有一个问题要澄清，就是如何看待胡适的影响。顾颉刚先生中心思想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胡适虽然指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对史学界的一大贡献，但是他把它作为他的历史演进法胜利的证明，硬是把这一场涉及历史观念问题的事，变成历史方法的实验，说："顾先生这一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但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⑦后面这一句话的每一个字下面又加了圆圈，以表示他强调的用心。实质是历史观念的争论，变成了方法论的讨论，真是障眼法！
应该说，顾颉刚先生是很推崇历史演进法的，基本上也是用历史演进法研究古史的。但这种方法在顾先生那里只是作为一种手段，中心是要打破不正确的历史观念，这和胡适把方法当成目的，不是一回事。这是其一。其二，历史演进法，按顾先生解释"凡是一件事应当看它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⑧这只能说是变化观念，还谈不上是进化观念。按照历史演进法的基本精神，即胡适说的："研究这件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⑨如果把这一条当成辨古史的根本方法提出来，意味着每一代造伪本领越来越高明，这种大胆假设，无论如何也不是进化，岂但不是进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退化。所以顾颉刚提出以打破古代是黄金世界等四个观念，作为辨古史的旨趣，这和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有着明显的差别。顾颉刚先生辨古史要揭出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形，他说：
从后世看唐虞，真是何等的美善快乐！但我们返看古书，不必说《风》《雅》中怨苦流离的诗尽多，即官撰《盘庚》、《大诰》之类，所谓商周的贤王亦不过依天托祖的压迫着人民的轨范：……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不可受他们的欺骗。⑩
古代文献也并不是都不可信的，说出古代历史真相的《诗》、《书》的内容依然值得重视。
顾颉刚先生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以及"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其基本的追求也正如他说的"以上四条为从杂乱的古史中分出信史与非信史的基本观念，我自以为不甚失误。"（11）这是要探求古史本来的面目。从历史文献学方面说，顾颉刚反对对"高文典册"的盲从迷信，说："从前人对于学问，眼光太短，道路太窄，只以为信守高文典册，便是唯一的学问方法。现在知道学问的基础是建筑于事实上的了。"（12）认为学问的基础是建筑在事实的基础上，这样的治学方法论是求实的史学思想的反映。辨古史本身包含有求信的一面。
顾颉刚的具有求实精神的进化思想，在新文化的思潮中引人注目。他反对历史退化的观念，反对把古代世界说成是极乐的黄金世界，要求在事实基础上恢复古史本来的情形。当时胡适则力图把辨古史作为历史演进方法的实验，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要辨古史"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13）顾、胡的分歧在辨古史中应该看得分明，但由于顾颉刚先生称历史演进法是研究古史的指导方法，人们便把顾颉刚的思想和胡适的思想一样看待，其实是个误解。
应该看到顾颉刚的整然一体的进化思想在理解学术进化和社会进化上存在着缺失，而这正好和胡适历史演进法的基本观念合拍，这是顾、胡二人的思想相通的一面。如上所述，两人的史学思想毕竟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进一步发展，便是学术上分道。顾颉刚先生原来的进化思想在辨古史中发展为具有求实精神的进化观念，这是他以后学术进步的基础。郭沫若说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见识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未能成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道破了的。（14）
郭沫若对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学说作出客观的评价，这是对顾颉刚史学思想的肯定。
三、爱国主义史学思想和唯物史观
顾颉刚先生在学术上执着的追求，为了建设真古史，他从辨伪书、破坏伪史方面着手，在辨伪书已有的成绩基础上，又立了一个大计划：作《帝系考》，辨古代帝王的系统及年历，事迹；作《王制考》，辨三代的文物制度的由来与其异同；作《道统考》，辨帝王的心传及圣贤的学派；作《经学考》，辨经学的构成及经书的演变。这四《考》大抵能揭破作伪的方方面面，打破各种偶象。顾颉刚先生的周围又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一道去攻击伪史。
破坏伪史是建设真古史的必要条件，破坏又是为了建设，顾颉刚说："我们的破坏，并不是一种残酷的行为，只是使它们各各回复其历史上的地位：真的商周回复其商周的地位，假的唐虞夏商回复其先秦或汉魏的地位。"（15）这种看法本不是错误的，问题在于，辨伪书、辨伪史能不能自然而然地发现出真古史来？如果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没有新材料，仅仅靠排比文献办法，找出古人作伪劣迹，可不可以就能达到恢复真古史原来情形的要求？辨伪和求真是不是截然可分成两个不相干的部分？所以，顾颉刚的辨伪书，破坏伪史有功迹，但要建设真古史，仅仅停留在辨伪层次上是达不到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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