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进行考古学文化各个系统的模拟首先要求考古资料具有一定的时空系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进行这类研究从发掘阶段即已开始。欧美考古界相当盛行的聚落系统研究就是建立在重点发掘与广泛调查的基础之上。它要求发掘者一开始就具备系统研究的主观意识，对一定区域内特定考古学文化的聚落群有一个时空上的整体了解，继而在考古资料系统化的基础之上从事较高层次的聚落形态研究。70年代初，克拉克运用随机游动模式对欧洲黄土地带班克拉美克（Bandkerramik）和克罗斯（Kórós）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传播情况进行的模拟研究， 即属这类研究中较为成功的例子（11）。
模拟研究一方面要求考古资料的系统性，另一方面又要求田野工作中攫取信息的多样性。例如收集聚落活动时期各个阶段各个地点的土样和大量的非人工遗物，以便通过各种检测手段来认识当时的生态环境、它们的取食范围等方面的情况。而且，对于聚落经济系统的模拟常常要求发掘者提供一个有关遗址周围土地、水源和农业潜力的详细地图。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往往就是要格外注意那些遗址文化层分布地带以外区域内的人工制品的散落以及水资源的变迁等情况。
不可否认，在具体模拟研究中所使用的一些信息往往是出于大致的估计。比如每亩作物的产量、每只羊或每头牛每年所需的青草量、每只家畜过冬所需的饲料量等等。因此，有些模拟结果不太理想。但从总体上看，这类研究代表了考古资料系统化之后的研究新方向。以往，中国考古学虽不乏对于聚落系统、经济系统、生态环境系统诸方面的考察，但是，目前系统的模拟试验研究尚未滥觞。
2.系统类比
古代遗存及其环境虽然缺失了作为活性的人的存在，然而，考古学家依然能通过已知的事物来推测未知的事物。除了运用模拟试验演绎推理之外，另一种由已知推求未知的方法即是类比。类比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则，这在杨建华女士《试论考古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及其方法》一文中已有详细的论述（12）。事实上，类比的关键不仅在于类比对象之间具有某些相似性的联系或是时空、文化发达程度的尽量接近，更为重要的是，应将类比双方都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通过一个系统中各种因素的有机联系来推测另一系统中应当具有的某些现象和规律。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形而上学式的类比。这样的类比我们暂称为系统类比。类比的资料主要来自其他人文学科，如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等等。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解释研究的兴奋点在于各种社会关系的研究。而且，由于接受了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系统类比的应用在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献传统的文明古国，古籍典册浩如烟海；近代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和民族学的兴起更为中国考古学的解释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
众所周知，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学资料系统和考古学资料系统的类比和参证使得商周文明的研究成为整个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基石。而且，由于商周考古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使得考古学上溯中国文明的起源已成为可能。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考古学的系统类比研究丝毫不落人后。试举两例说明：
60年代中叶完成的《元君庙仰韶墓地》一书是史前墓地研究的首次成功尝试（13）。在分期与墓地布局的研究基础上，张忠培先生从分析合葬墓的性质入手，通过葬式、随葬品数量及放置位置的分析研究排除了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的可能性，从另一些现象的研究又证明了女性地位高于男性，尤其是只有成年女性和小孩的合葬墓，从而提出了这一时期世系由母系继承的解释。这一研究过程不仅直接利用了体质人类学的鉴定成果和考古学自身的分析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运用民族学资料进行了系统类比。至于合葬墓、墓区、墓地本身三种等级结构直接与恩格斯和摩尔根所阐述的北美印第安人的家族、氏族、部落三级结构相类比。当然，类比的资料尚有可争议的成份。
另一运用系统类比法的典型例子是林沄先生有关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研究（14）。早期国家形式是关系到中国文明形成和国家建立的重大课题。对于这一课题的探讨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能力。首先，林沄先生通过考古资料的分析指出：约当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群（邑群）在等级、功能上的分化达到了一定程度，基本形成了以大型聚落为中心吸引周围诸小型聚落的有机系统。这种结构的聚落系统与先秦文献中反映出的都鄙系统（都鄙群）已相当吻合。从文献和金文记载来看，都鄙分化和都鄙系统（国）的形成使得社会从纯粹血缘性集团，逐步发展为一种地域性的社会集团。从考古上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公元前三千纪到二千纪之交中国境内相当多的区域内都已形成一种不同血缘关系相混合的考古学文化。整个夏商周三代中国境内一直保持着各都鄙群分立的局面，以郡县制的推行为标志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正是在"逐步取代国内各都鄙群的相对独立性，而对外用兼并取代联合"的基础之上产生的。
系统类比方法同样可以用来研究古代人类所拥有的信仰系统和思维系统。通过系统类比能够认识祭祀现象所体现的原始信仰与宗教、埋葬现象所体现的民族认同意识以及艺术反映的人的审美意识。例如《国语》记载周代祭祀的形式是"积土为坛，掘地为坎"。从现今发现的春秋盟誓遗址来看，主要是坎的形式。通过盟书释读，了解到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对天地盟誓，借助天地神力以达到参盟者行为的约束。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就存在坛和坎这两种祭祀遗存，面向海洋的地区多有祭坛的形式，而内陆地区则主要表现为坎的形式。目前对这类遗存的辨识虽有所进展（15），但对这些遗存的祭祀对象、祭祀方式、祭祀目的等一系列的"软件"由于缺乏系统的类比还难以搞清。
以上重点介绍的模拟试验和系统类比当然不是解释研究的所有方法。除此之外，在具体的研究中往往因研究目的的不同而需要采用一些其他方法。例如，从墓葬葬式和随葬品分析结合体质人类学鉴定往往能认识男女分工、墓主身份和地位等一些问题。这些方法的使用常常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性质。
至此，我们分析了研究考古学资料的两类主要方法体系。总体上看，欧美考古的时空框架研究完成的较早，但在具体的研究中考古资料的系统化作为一项基础工作仍在进行。中国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在老一辈学者的辛勤努力和指导下，在基础方法论的认识方面不断深化，尤其是谱系关系的探讨为中国考古学资料系统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在解释研究方面，西方的计量化系统研究领先于我们。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但不可否认，中国考古学在解释研究的整体意识上还很薄弱，目前多数的考古文献依旧停留在资料的整理与报道阶段。而且，相当多的考古工作者每每沉醉于一些举世闻名的重大考古发现，实则考古学的真正研究目的却往往掩映于实际发现所带来的惊喜与骄傲之下，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范围仍然相当偏窄。
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局限，考古资料的系统化和系统化之后的解释研究往往只能认识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一些侧面，甚至只是这些侧面的一些动态的图景。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决不可能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模式系统去复原人类的整个历史。恩格斯早就说过："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体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也就是只好不合理的幻想、玄想。"（16）
考古遗存是有限的，考古工作者从中获得和认识的信息也是有限的。然而，考古学方法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材料不足造成的种种缺陷。尤其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来看，需要我们年轻一代一方面具备扎实的田野工作和资料系统化研究的素质，一方面适应当代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加强方法论方面的修养，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能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带来较大改观。
注释：
①⑨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②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节选）》，《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③苏秉琦：《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结语》，《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④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4、5期。
⑤林沄：《东北系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80年2期；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鬶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4期。
⑥（英）J.E.多兰和F.R.哈德孙：《数学和电脑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英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75年（英文）。
⑦张忠培：《史家村墓地的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2期；朱乃诚：《概率分析方法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初步运用》，《史前研究》1984年1期； 陈铁梅：《多元分析方法应用于考古学中相对年代研究--兼论渭南史家墓地三种相对分期方案的比较》，《史前研究》1985年3期；伊竺：《关于元君庙、史家村仰韶墓地的讨论》，《考古》1985年9期；陈雍：《史家墓地再检讨》，《史前研究》1986年3-4期。
⑧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见注②；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⑩（日）及川昭文：《考古学资料的量化研究》，石应平译，《文物春秋》1992年1期。
（11）（英）伊安·豪德编著：《考古学的新方向：考古学中的模拟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英文）。
（12）杨建华：《试论考古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及其方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2期。
（13）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
（14）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6期。
（15）卜工：《北首岭遗址广场墓葬的特殊含义》，《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2期。
（16）恩格斯：《反杜林论·准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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