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报刊、读者来信、各种学术会议和读者会议上提出了我国历史科学、尤其是其理论基础的危机问题。而历史学家们对探索本门科学的理论问题的兴趣正在明显地削弱。
1991年10月29日，《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举行了讨论上述问题的"园桌会义"。
杂志主编、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A·A·伊斯坎德罗夫宣布讨论开始。他指出，尽管大家都承认历史科学面临着深刻危机，但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危机打击最烈的正是历史认识的理论。现在必须直接而明确地回答下列问题：我国大多数历史学家信奉的方法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代要求，它能否获得关于往事的充分和客观的信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许多原理（"历史是阶级斗争"，"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等）特别重视各种社会力量的矛盾和斗争。同时把战争、革命、社会冲突和民族冲突看作是社会进步的途径。形成对进化发展道路和一般改革抱有偏见的否定态度。结果巨大的历史层面、一系列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处在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外。
由于在俄国形成的历史思想的立场和观点往往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和教条，因而19世纪到20世纪初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的成就被忽视了，而且常常受到蔑视、隐瞒和歪曲。这是公然施暴于本国历史。因此我国历史科学的危机根源于一切研究工作本质上封闭在一个"唯一正确的"观点的那个遥远的时代。
为了实现历史科学中的理论突破，显然首先必须制定以对历史科学全部经验--包括历史学家使用形态原则的实践，以文明观点处理社会历史的经验--的批判认识为依据的对待往事的崭新观点。
我国历史科学是世界历史科学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回答下列问题：我国历史学家将在何种程度上利用世界历史科学中的有用的东西，以便完善自己的方法论武库，同时又不落到重复西方史学的陈词滥调的疏懒学生的地位。
史学博士、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И·Л·法捷耶娃认为，更准确地说明历史科学的范畴和术语，改进比较历史研究方法，是重要的理论方法论问题。她指出，我国许多历史学家只知道俄国社会民党党人作出的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在掌握世界社会思想的成就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本身代表了世界社会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当然，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也是要发展的。30年代和60年代社会学家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已经指出了五种形态公式的局限性。
В·Л·亚宁院士认为，必须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起认识工具的作用。有这样一种实践：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永远可以从中获取自己钻研的"原则指示"的宝库。这种观点可能对于研究十分接近我们这一时代的专家来说是合适的。至于涉及古代露西史，那末在这方面历史学家有更大的自由。亚宁指出，现代历史学家将来也不能回避完全证明正确的三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关于人类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学说，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但当然不是作为包罗万象的社会发展形式），最后是关于经济优先于政治的论点。
在俄国，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大约从П·М·斯特罗也夫（1796-1876）开始，当时它同文学分家，产生了反映过去事件的不同说法的需要。但我们至今仍靠还在18世纪形成的观念过活。
30年代起历史科学过分醉心于理论，这尤其导致了长期以来对史料学的兴趣和注意力的削弱。我认为，今天主要的不是发展理论，而是积累知识。当我们缺乏史料时，任何理论都对我们无济于事，我们大家无异将成为神话的俘虏。
俄国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史学博士·В·А基什科夫认为，我国历史科学占上风的是方法论结构的绝对化和"历史综合"，这是学术极权主义的特殊形式。现在必须极其小心谨慎，以免一种教条体系为仅仅符号不同于它的另一种教条体系所代替。
历史科学病得很重。我们错过了最近20至30年世界社会科学中发生的大规模突破。今天我们正在出版我国历史学家还在大学时代就应当掌握的、按现代世界尺度属于历史认识论的昨天的西方著作。当然，所有这些著作仍然是我们这门科学的武器，但主要的毕竟是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人本论、认识论分析的立场（我国同胞对其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走向现代人文知识。否则，我们无法攀登现代科学水平。
历史不仅是人们过去的事情，而且也是历史学家创造的结构。何况不能忘记，社会实践往往是一定的理论结构的体现。例如，一度曾建立了外高加索各族人民相互关系的某些公式，而接着在这一基础上又演变为血腥冲突。
大家提出了恢复历史真相的可能性的各种不同意见。В·А·季什科夫认为，我国历史科学的许多灾难不仅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代价有关，而且同实证主义的影响有关。当时国家现存的政治制度有利于确立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其不是在今天特别尖锐地感到。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钟拧向反方向，全面地恢复过去的事件。今天人们活动的后果在遥远的未来或多或少是不可预言、不可预见的。他们甚至能够扭转整个民族的历史进程。
当代历史学家应当具有健全的相对主义和一定的自我反省，这决不意味着抛弃历史的科学性。历史学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同文学决裂--历史著作中总会有文学文本。历史学家不能提出以下主张，即他得出了对过去事件的不应受批评的唯一正确、客观的反映。诸如形态、民族和阶级之类范畴首先是我们创造的智力结构。历史学家在一定的思想领域内工作，在这里，语言和把历史学家彼此联系起来的交往形式本身具有特殊意义。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语言（如在民族学中）具有完全封闭的性质。研究者彼此的接触在他们公认的、往往是曲解具体历史材料的释义水平上进行。
史学博士А·Я·古列维奇（俄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指出："什么是真理"的问题经常摆在历史学家的面前。在历史学中，同在其他科学中一样，我们只知道我们能够认识的东西。一切历史构拟（"如实"恢复往事）不外乎是历史学家们对之达到某种一致的一定的世界观结构。历史知识的客观性的问题提法本身是不合适的。因此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及其认识论状况等问题，是历史方法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年鉴"学派完成了历史这门科学的认识状况中的转折：60至70年代，历史学家这一认识主体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公认。但研究者们本身远非总是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主动性的作用。他们往往怀着幼稚的实证主义信念：一切取决于史料，尽管他们本身是用从先辈继承下来的范畴来认识往事的。
人们说，近来历史学太理论化了。马克思主义确实养成了我们对理论和理论观点的兴趣（那怕我们不愿承认其必要性）。但必须把历史哲学和对社会实际的系统分析明确区别开来。马克思主张的系统性成了当代许多历史观点、包括远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世界历史思想发展中的许多东西绕开了我们，但不经过以前的阶段，不掌握各国现代科学积累的正面的经验，就不能立即达到最高峰。
术语反映已经定形的概念体系。因此，当说到历史学家的概念工具时，首先必须从某一术语对实际历史情势的适用性出发。这也适用于诸如"社会"、"文明"、"个人"之类具有具体历史内容的概念。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它按自己的方式反映外界的情景。历史资料，不管是公文、科学专题论文等等，都是人们自觉活动的产物。但这并非是通过它十分简单地看到往事的窗口，而是复杂的三棱镜，我们如果想削弱它的折射影响，就必须利用完整的史料系统。
史学博士В·А·季亚科夫（俄国科学院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强调指出：当代一代历史学家从自己的先辈继承了历史过程具有客观性的信念。历史过程的进程当然不由事先既定的规律性决定，而由生物学因素、地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结合决定。这些因素的合力也体现在历史过程的发展方向中。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这一过程，而是研究其客观运动。
不能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和史料、研究者和发生过的事件、过去和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
今天我们正经历着理论的萧条时期，而问题在于学会在多元论条件下和方法论领域内生活和工作。不能从我们的武库中抛弃诸如"阶级"、"民族"、"社会经济形态"、"社会机体"之类范畴。这些范畴的内容不能不改变，因此它们需要新的释义。例如，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具有过去所没有的复杂的多阶层的结构。
季亚科夫谈了"社会机体"范畴的评价和意义。国家就是这样的范畴，不能仅仅把它同专政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联系起来。它团结、联合社会各部分，解决社会中发生的矛盾，因而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一社会机体执行着多种多样的作用--管理社会、调节生产，保障文化领域的活动；它造就自己的精神。有许多这种社会机体的例子，它们在科技革命和民主条件下保证社会内部矛盾的平衡和消除其对抗性。这种理论结构能够使研究者平衡物质因素、文化兴趣和精神在他所研究的整个客体中的作用，而不把它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物质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
季亚科夫认为，把形态观点和文明观点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两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文明观点为更好地理解历史的物质、精神及其他成份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可能性。但形态观点最初包含了历史过程各种要素结合的思想，而不仅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的思想。
史学博士Е·Б·切尔尼亚克（俄国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说，一定的原理（但它们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体系是历史科学（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如果开始对社会过程的可认识性提出异议并强调人类意识的有限能力，那未就会把历史学这门科学赶进死胡同。唯物主义历史观不能归结为马克思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公设。这是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和全部科学的遗产。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认识论联系。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在全球历史过程层次上把握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所研究的同一种材料。
切尔尼亚克认为，历史经验，特别是20世纪下半期的历史经验证明，生产方式恰恰是历史发展最重要的标准。19世纪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把本质上多元的社会发展归结为一个基础原因。而今天我们则达到了那种能够并且应当看到历史过程的整个多面性。在试图确定"社会经济形态"和"文明"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形态包括社会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而文明观点则使我们转向更高的层次，它包括诸如种族和自然因素之类独立于主要发展路线的、我们通常估计不足的因素。其实，当考虑到各个形态阶段时，我们便获得了把文明的发展看作一个过程的可能性。
可惜，学者们不去制定完整的文明理论，而限于呼吁研究文化、精神等，但对文明过程的本质却没有明确的见解。必须研究文明发展的不同层次和类型--大陆的、地区的等等，制定比较文明研究的方法和原则。在这一基础上，才可能重新研究世界历史最重要的事件和各个不同时代的意义。历史科学的继续进步系于在文明层次上研究过历史程。
莫斯科大学教授、史学博干В·И·库济辛强调指出，今天，历史学在社会舆论中正在变得威信扫地，并伴随着猖獗一时的缺乏职业专长和不求甚解作风。职业历史学家面临着制定当代科学理论的艰难年代。这一任务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必须在强烈政治化的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完成它。我国历史科学的危机首先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的崩溃有关。
库济辛指出，"园桌会议"上出现了两种观点：合理的相对主义和绝对的相对主义。他比较喜欢前一种，因为历史学家毕竟应当遵循某些其真理性为时间所证明的原理。同时也需要新观点。必须重新考虑根深蒂固的关于历史过程的一元论的原理，因为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或者从"年鉴"学派的立场出发，或者比如说从马克思·韦伯的思想出发，一元论都是为对历史过程的一党观辩护的。
如果历史学家抛弃片面的定向，那末新观点将是富有成效的。任何历史公式都只揭示部分真理。在经过相应的修改后，应当把最充分地得到证明的方法论原理合理地结合起来。看来，今天合理的折衷是完全合适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摆脱理论萧条，建立具有一定稳定性的理论。
库济辛还谈到了重新考虑马克思主义对古代史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某些原理问题。这一术语--社会经济形态--今天看来已过时，尽管作为一个特殊性质的社会状况的形态概念也应当保留。在任何情况下把生产方式作为决定性的社会经济因素突出到首位，同具体历史研究的成果是矛盾的。因此值得考虑一下新术语--"历史形态"，因为它考虑到了处在生产领域之外的个人、各个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的重要作用。看来，"历史形态"范畴也完全符合文明观的要求。
还必须抛弃"上层建筑和基础"的简单公式。实际历史过程要复杂得多。只要提一下例如政治因素在有些时期上升到首位就足够了。
看来，对进步理论也应当采取新观点，首先是从诸如民主或土地私有制之类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取得并具有绝对意义的全人类价值立场出发的新观点。民主的基本原则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中已经形成，而土地私有制在罗马法中已经固定下来。诸如此类概念和原则在历史进步的关节点形成，后来获得了绝对意义。
史学副博士А·И·米勒（俄罗斯科学院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声称，决定当前历史科学危机的许多因素还在起作用。我们仍然对西方历史科学中制定的那些理论观点所知甚少。
米勒认为，诸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类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耗尽了原先就十分有限的启发力。但如果历史学家们开始使用各种不同的范畴，根本不再彼此理解，那末历史科学的危机还将加深。最近几年未必能够克服这一危机。必须具有某种稳定性，恢复学术交流，主要是掌握世界科学在整个20世纪期间积累起来的经验。只有这样，才会形成大大向前推进的条件。
史学博士А·В·基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发表意见说，我国历史学家还不能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思考，因为还没有掌握别的范畴工具。其实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在本质上是站不住脚的。其中有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关于劳动分工的观点和关于私有制的消极作用的观点。把任何唯一的历史观--民族的、宗教的或阶级的--绝对化是不正确的。何况这种绝对化要加上指靠暴力和企图使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从民粹派并在布尔什维克帮助下传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传统社会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反动。
但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起作用的乌托帮在历史上起过自己的作用--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产生了社会民主党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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