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人的活动对社会国家的影响时，《周易》作者着重强调的是英雄人物的作用，一再宣扬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易·咸·彖》）"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周易·恒·彖》）"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周易·系辞上》）"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周易·系辞下》）"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易·观·彖》）在描述社会发展过程时，他们又将社会进程动力、各种发明创造，都归之少数圣人，大肆宣扬包牺、神农、黄帝、尧和舜等人的英雄业绩（见前引《系辞下》）。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周易》作者在宣扬英雄作用时，也注意到"民"的力量。他们歌颂汤武革命的伟业，但也一再声明，汤武所为是"应乎人"（《周易》革兑之《彖》）。甚至提出"君子得舆，民所载也"的命题（《周易·剥·彖》），这意味着他们认识到了君王的地位是建立在民的基础上的。为此，他们建议统治者在有所作为时，一定要注意求得"民"的配合，否则事既不成且祸害及身，如《系辞下》之所言："（君子）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基于这种认识，《周易》作者十分郑重地提出一些笼络民心的方法，诸如："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周易·屯·象》"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周易·益·彖》）"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周易·节·彖》）
由上述可知，《周易》人力观大致有如下三端：在尊崇天命的大前提下，强调人的作用；在人的作用中，《周易》既看重英雄，也认识到民的力量。《周易》这种把历史发展的动力部分地归之于人类，认为历史是人类参与下创造的一种过程的思想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想，有积极意义。放眼中国史学史，后世史家一般都接受了这种思想，并能运用它观察问题。司马迁在评论国之兴亡时就说："国之兴亡，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史记·楚元王世家》）他的意思，显然是以"祯祥"为虚，而以君子、小人为实。刘知几亦奉人力观为历史评论准则。宋明而下至清、近代，这种人力观一脉相传，逐渐发展壮大，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植根于我国思想学术界的基础之一。
鉴戒观以史为鉴，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易》、《书》、《诗》中都有丰富的内容。其中，《周易·大蓄·象》所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和《系辞下》之"彰往而察来"影响尤大。所谓"前言往行"、"往"都是指由前代无数言行凝聚成的历史经验教训，《周易》作者此处强调的是：通过掌握历史知识提高品德修养，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以把握现在，探索未来。
这种以前人言行为鉴戒，从历史角度观察、处理问题的思想被后世史家发扬光大，并把它作为学习历史，运用历史的指导思想。司马迁著《史记》，是要做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以利"自镜"。东汉荀悦提出"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说明史家已经自觉地在鉴戒观指导下修史，并把它作为史学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唐、宋时，鉴戒思想成为巨潮，整个统治阶级上自皇帝，下至臣僚，莫不推崇以史为鉴。直到今天，无产阶级史家仍然重视鉴戒思想的巨大作用。白寿彝先生甚至扩大了"君子多识前言行以蓄其德"之"德"的涵义，认为不光指道德、品行，还包含有见解、器识。这就更加深化了我们对鉴戒的认识，从而加强了它的指导作用。
二、《周易》体裁及其影响
《周易》全书由三部分构成：图（六十四卦）、卦辞和爻辞（易经）、十翼（彖、象等易传）。在以传释经和图文并重两方面，《周易》都给后世史家以积极的影响。
如前所述，易传是解释易经的。其例俯拾皆是：如《乾》卦"元亨利贞"四字，其"文言"解释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元亨利贞。"《周易》这种以传释经的体裁在先秦典籍中独具一格。在它的影响下，以传释经的体裁受到史家的重视，成为他们经常采用的体裁之一。继晋人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范宁的《春秋谷梁传集解》和唐人徐彦的《春秋公羊传注疏》以传释经后这种以传释经的形式最终演变为纲目体。
我们先分析《周易》经传。《周易》之经有六十四卦，一卦之文，自成一篇。每篇卦辞，先揭全篇主旨，爻辞则就卦象分说。《周易》之传即十翼，彖、象和文言分附卦、爻辞之下，为一卦之传；系辞、说卦、序卦和杂卦总附全经之后，为全经之传。
纵观我国史学史，这种以传释经的形式是得到继承和发展的。孔子所作《春秋》，记事十分简略，杜预深感晦涩难读。他认为"《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于是慨然以释经自任，"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结合他"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晋书·杜预传》）的记载看，杜预分《左传》依年释《春秋》时，是领会并借鉴了《周易》体裁神韵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曾论断说："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史通·六家》）刘氏精通古今史籍体裁，亦曾明确指出："《周易》六爻，义存象内；《春秋》万国，事具传中"（《史通·题目》）。显然，在他的眼中，《春秋经传集解》和《周易》的体裁是相同的。我们完全可以据此认为杜预以传释经是《周易》经传形式的继承与发展。
司马光《资治通鉴》问世后，一时视为名山之作。但因篇幅过大，时人多望而生畏。有见于此，朱熹及其门人赵师渊据《资治通鉴》而改作《资治通鉴纲目》。其书先以大字记载一事提纲，再以小字评述事目，故谓之"纲目体"。此书一出，人们便看到了它的创体价值和渊源，给予很高的评价："（《资治通鉴纲目》）大书、分注，自相错综，以备经传之体，史迁以来，未始有也。"（王柏《序例后语》）所谓"以备经传之体"就是指它的体裁同《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体裁一样。宋人李方子说："（《通鉴纲目》）纲仿《春秋》而参取群史之良，目仿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明宪宗说得更明确："朱子《通鉴纲目》实备《春秋经传》之体。"据此可以认为：朱熹开创的纲目体，是近承《春秋经传集解》而远祧《周易》的。
又，《周易》以传释经的体裁，影响旁及，由《春秋》之经传而生《史记》、《汉书》之纪传。刘知几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史通·列传》）从纪为全书大纲，传则铺陈史实以佐纪的实际情况看，刘知几的论断是十分正确的。
史籍之有图，原是我国史学的又一优良传统。图文对照，互相补充，更能增加史籍的容量和表现能力。郑樵曾指出图的重要性及无图的弊病："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隳良材者，皆由此。"如追寻史籍图像之源，《周易》每卦之前所绘卦象即图之一种。它一度发展壮大成为"图学"。郑樵曾指出："《易》虽一书，而有十六种学……有图学。"（《通志·总序》）他涉及过目的《周易》图学专著就有《周易稽颐图》、《荆定易图》等十一种十四卷（《通志·艺文略》）。直到清朝时，还有此类著作问世，如乾嘉考古辨伪专家崔述之《易卦图说》等。那么《周易》可算我国最早的一部图文并行的典籍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周易》这种图文并行的形式，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大力推扬。章学诚就已意识到这一点："昔司马氏创定百十篇……未知溯《易》象而得其图书之通也。"（《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为此他十分强调要在史图上下工夫，他写的各种方志就都有图。今天的史籍，大多有图，虽然数量不太多，但发展趋势很好，已有一些图重于文的史籍出现了。只是今人身受《周易》之赐而忘其源。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周易》启发图体之功似乎不应埋没。
三、《周易》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的萌芽
《周易》之卦、爻辞及传在借卜筮指示吉凶祸福时，几乎涉及了政治、军事、田猎婚嫁等各方面的事，为加强说服力，它的作者援引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以作例证，从而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一些上古社会的情况。以考辨古史著称的顾颉刚认为它们都能称是古史材料（《古史辨》第三册）。众所周知，我国古文献史料比较贫乏，因此历代都有学者将《周易》中的材料写入自己的古史著作，只是他们很少辨其虚实，以致真伪杂揉。如果善于考辨，善于透过神秘面纱去看《周易》所反映的上古社会，就能充分发掘出它所蕴藏的史料，大有益于我国的古史研究。前辈学者中，不乏其人。
自从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从甲骨卜辞中考证出王亥实有其人后，商史便建立在信史基础上了。顾颉刚据王亥考辨《周易》，指出其中王亥丧牛羊于易，殷高宗讨伐鬼方，帝乙嫁妹于周邦，箕子其人以及周初卫康叔用赐马发展畜牧业等都应是确凿的史实，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商周史。
和顾颉刚相比，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郭沫若视野就更为开阔。他据《周易》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生活基础方面，如渔猎、牧畜、商旅、耕种、工艺；社会结构方面，如家族关系、政治组织、行政事项、阶级；精神生产方面，如宗教、艺术、思想等等。他以此为重要论据论证了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的存在，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顾、郭二人的研究工作看，《周易》的史料价值是不容置疑的。随着地下考古资料的发现，或许可能揭示出它所包含的历史内容。
《周易》虽是一部卜筮之书，但在文字表述上运用了一些文学手段，使全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某些句子甚至有较强的可读性。这并非有意穿凿，故作新论，而是当代学者的共识。
李镜池分析《周易》诸卦后，据《明夷》之"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大过》之"枯杨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屯》之"屯如邅如，乘马班如"、"乘马班如，泣血涟如"等数十句卦爻辞得出"《周易》中也有比兴式的诗歌，我们解释时也要用着诗歌的眼光来看它"（《古史辨》第3册）。
郭沫若凭借文学家的敏锐思维，看得更深、更仔细。他据《周易》中《归妹》"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描绘出了"一幅优美的图画"，"一片碧绿的草原"、"一群雪白的羊"、"一对原始人的年青夫妇，很和睦地一位剪着羊毛，一位承着篮子。"《中孚》之"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则被他看作是"一首有趣的恋歌"。
高亨也认为《周易》"有三个显著的艺术特点"；"常用比喻的手法来指示人事的吉凶"、"常有相当浓厚的诗歌色彩"、"语句简短而洗练，描写事物，有些是生动有姿，形象性较强。"（《文史述林·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
白寿彝先生认为历史文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六个字：准确、凝练、生动"。联系李镜池、郭沫若和高亨等《周易》专家所举例句和论断来看，我认为下述观点是能成立的，即《周易》中存在着历史文学的萌芽。
综上所述，《周易》的历史观有比较丰富的内容，深深地影响着古代史家；它以传释经的体裁被后世史家发扬光大为纲目体，其影响辐射所至，甚至及于纪传体；其图文并行的形式也受到后世史家的器重，在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方面，它也有可观可议之处。因此我认为《周易》在中国史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要加强对《周易》史学的研究，批判继承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一优秀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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