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英国1381年农民起义中的动力比明末和德国农民战争要小，但成就却最大，因为其所遇阻力不仅小于明末和德国，而且小于其自身的动力。英国农民起义爆发以后，统治者不象中国统治者那样立即调动大批常备军加以镇压，当时英国等级君主制度，比中国高度集中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要脆弱得多，比起德国诸侯那种顽固的地方性中央集权体制也软弱得多，因此，英国农民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很快进入伦敦城，斗争远不如明末农民战争那样激烈。从经济条件来看；13-14世纪，英国农业与工商业均有很大发展，农业中把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税"折算"为货币地租普遍流行，农奴的人身依附关系越来越松驰，雇工的使用日益增多，这样庄园的传统结构逐渐起了变化，在英国开始出现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化的趋势，农民提出的废除农奴制的要求与这一趋势是一致的。英国市民在这场斗争中不象德国市民那样站在农民一边，而是留在统治阶级的阵营中，因此农民失败后，他们不象德国市民那样被打倒，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统治阶级的行列里，市民阶级这种新因素渗透于封建统治集团之中，加上在等级君主制的英国政治生活中，市民和正处于向新贵族转化的贵族拥有一席之地，因此即使农民失败了，英国统治阶级也不可能象德国诸侯和贵族那样反历史之道而行之，进行疯狂反攻倒算，而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解放农奴。英国统治阶级的这种让步与中国清初统治集团的让步是不能同一而语的，因为清朝统治集团中不存在英国统治集团中那种新因素。
明末农民战争中斗争规模之大和水平之高使英德两国农民战争大为逊色，然而李自成所取得的成就从长远来说却不如瓦特·泰勒，因为束缚其手脚的阻力之大是西欧各国无法比拟的。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根深蒂固，至明代进一步强化，封建官僚机器相当完备，从中央到地方犹如一张结实的铁网，其政治结构的稳定性是西欧任何一国都远远不及的，中国农民要打破这种稳定结构有如蜀道之难。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王朝，总算是把这张铁网给砸了，然而代之而起的大顺政权，从中央到地方机构，基本上都是因袭明朝，只是一些名称有所变更罢了，这无异于打破旧网而换了一张同一模式的新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丝毫没有改变，这并非李自成的过错，而是由中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结构模式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皇帝拥有大批可立即调遣的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和源源不断的补充兵源，因此中国农民战争中大规模的激烈冲突是欧洲所罕见的。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主要是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明朝中后期的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只不过是小农经济这一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孤岛，况且农民起义的中心也不在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江南地区。小农经济的稳定是中国封建社会赖以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每个农民家庭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小农经济的繁荣便是中国封建社会国泰民安的基础。因此，小农经济观念在上自皇帝下至农民中间都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封建社会中国农民的美好理想便是在开明皇帝的统治下过着男耕女织的宁静田园生活，农民们不可能摆脱小农经济观念，那么农民战争便不可能冲破这种观念，其结果只能是农民战争保护小农经济，明末农民战争自然也摆脱不了这种命运，也正因如此，中国农民不象西欧农民那样在斗争中侧重于要求政治自由，而是迫切要求获得一小块土地。长期为封建统治者所大力宣扬的儒家伦理思想，把中国农民的头脑禁锢得如同固定程序的机器，即使农民起义推翻了旧的封建王朝，农民们也只能做到赶走一个"坏皇帝"而拥立他们的首领成为一个"好皇帝"，而绝不可能想到"民主"或"共和"之类的东西。所以，由于以上种种有形的和无形的束缚，明末起义农民所取得的成就也只能是如此而已了。农民战争之后，清朝取代了明朝，中国社会仍沿着旧有的模式蹒跚前进。
1524-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中的阻力大于英国农民起义而小于明末农民战争，因为德国有英国所不存在的那种顽固的地方诸侯割据势力，而没有中国那种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但德国农民战争中的阻力却大于其自身的动力，从而决定了这场战争的后果。从当时德国的政治状况来看，皇帝软弱无力，诸侯割据称雄，然而正是这种分裂割据，决定了农民战争失败的命运。因为政治经济的分裂，导致了起义斗争中的地区狭隘性和阶级狭隘性，使得农民战争中不仅各地区之间各行其是，而且各阶级或阶层之间也不能一致行动，甚至农民阶级内部也存在着互相冲突的现象，最终起义者被不及自己十分之一的诸侯军队各个击破。同时，德国诸侯的地方势力是根深蒂固的。德意志帝国自形成以来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尤其是1356年的"黄金诏书"，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德国的"多头政治"，诸侯们抗拒皇帝集权，却在自己的领地内实行集权，德国农民要想拔掉这些顽固的割据堡垒，是根本不可能的。从当时德国的经济条件来看，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远不及英、荷等国，德国仍是一个徭役制盛行的落后封建国家，在此经济条件之下，"没有一个等级已经发展成熟到足以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革新整个德国的局面"，⑦使得革命阵营群龙无首，为诸侯所各个击破。既然农民的目标不能实现，德国就只能按诸侯和贵族的意图来安排，这便是农民战争的后果。德国农民战争的宗教色彩比英国和明末农民战争要浓厚得多，因其斗争对象不仅仅是世俗贵族，还有教会贵族。尽管宗教改革对农民起义起了宣传和发动作用，但一旦农民起来之后，宗教又严重束缚了德国农民的手脚。例如《十二条款》中农民声称，他们所提各项要求，"如有任何一条或几条不符合圣经，只要根据圣经对我们说明，证实确属不当时，我们愿意立即取消。"⑧使得斗争锋芒大大削弱了。
综上所述，任何一场农民战争都包括动力与阻力两个方面，农民战争具有怎样的历史作用，取决于动力与阻力对社会的共同作用。从本文的比较中可看出，农民反封建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由于阻力作用，这种动力作用也许会淹没，然而无论结果如何，农民是无辜的。
注释：
①《明季北略》卷二三《李自成传牌》
②③⑧戚美尔曼《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商务印书馆1982版第522页、第524页、第404页。
④⑦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版第81页、第88页。
⑤阿·莱·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第16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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