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记事方式以年、月、日为序，“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年’；无年可附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事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①。应该说这是一套很严密而科学的编纂原则。但是《通鉴》取材广泛，卷帙浩繁，在编撰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再加上传钞刻写过程中发生的讹误，就使《通鉴》在记事时间上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错误。对这类失误进行比较全面的考订和比较系统的归纳研究，不仅有益于《通鉴》的整理工作，而且对于古代编年类史书的整理与研究也不无裨益。
中华书局标点本《通鉴》集宋、元、明诸刻本之长，并且收入了胡三省、章钰、张敦仁、张瑛、严衍等人的研究校勘成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主要根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并参照《资治通鉴目录》，专就《通鉴》“汉纪”至“后周纪”部分中涉及的记事时间逐一进行了推算，并参照有关各代的正史及《册府元龟》等史书中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共检出《通鉴》记事时间失误及前人校勘错误共九百条左右②。并在此基础上对于《通鉴》记事时间错误的类型及致误原因进行了初步研究，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正文错误举例
《通鉴》正文记载中有关记事时间方面的错误大致可分为六类。
1、误讹。《通鉴》卷一二○《宋纪》文帝元嘉二年（公元425年）：“三月丙寅，魏主尊保母窦氏为保太后。……丁巳，魏以长孙嵩为太尉，长孙翰为司徒，奚斤为司空”。按，本年即魏始光二年。三月丙辰朔，丙寅十一日，丁巳初二日，丙寅不得在前。《魏书·世祖纪》始光二年“三月丙辰，尊保母窦氏曰保太后。丁巳，以北平王长孙嵩为太尉，平阳王长孙翰为司徒，宜城王奚斤为司空”。丙辰为三月初一，与丁巳二日日次正合，《通鉴》“丙寅”显为“丙辰”之讹。
2、误衍。《通鉴》卷一六八《陈纪》文帝天嘉三年（公元562年）：“（正月）辛亥，上祀南郊，以胡公配天；二月，辛酉，祀北郊。”按，本年正月壬寅朔，辛亥为正月初十；二月辛未朔，无辛酉。《陈书·世祖纪》：“三年春正月庚戌，设帷宫于南郊，币告胡公以配天。辛亥，舆驾亲祠南郊。……辛酉，舆驾亲祠北郊。”“辛酉”前无“二月”。庚戌正月初九，辛亥初十，辛酉正月二十日。当以《陈书》为是，《通鉴》“二月”为衍文。
3、误夺。《通鉴》卷七三《魏纪》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7年）：“（九月）庚辰，赐（毛）后死，然犹加諡曰悼。癸丑，葬愍陵。迁其弟曾为散骑常侍。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议，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按，本年九月乙丑朔，庚辰十六日，无癸丑。《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景初元年九月“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后于愍陵，乙卯，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本年十月乙未朔，丁未十三日，癸丑十九，乙卯二十一日。《通鉴》“癸丑”上误夺“冬十月”，下文之“冬十月”应移至“癸丑”前。
4、失次。《通鉴》卷一二五《宋纪》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公元448年）：“六月丙寅，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进位司空。辛酉，魏主如广德宫。”按，本年即魏太平真君九年。六月辛丑朔，丙寅二十六日，辛酉二十一日。辛酉不得在前。《宋书·文帝纪》元嘉二十五年六月“丙寅，车骑将军、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进位司空。”《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九年“六月辛酉，行幸广德宫。”二书所载日期与《通鉴》完全相同，惟《通鉴》编撰日序前后失次。
5、窜乱。《通鉴》卷九八《晋纪》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年）：“春正月，赵大将军欲去石氏之迹……闰月……己丑，以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二月，燕王儁使慕容霸将兵二万自东道出徒河……”。此将闰月系于正月之后。据《朔闰表》及《资治通鉴目录》卷一○，本年闰二月。“闰月”下《考异》亦云：“《帝纪》后云闰月；《三十国》、《晋春秋》皆云闰正月，按《长历》，闰二月。《帝纪》闰月有丁丑、己丑。按是岁正月癸酉朔，若闰正月，即无丁丑、己丑，今以《长历》为据。”根据《考异》的辨证，《通鉴》正文当作闰二月。但在《通鉴》记事中实际上却将闰月事放在了正月之后，显系窜乱。《晋书·穆帝纪》本年正月后迳接闰月，闰月后紧接三月，不出二月。《晋书》“闰月”当作“闰二月”。闰二月壬申朔，丁丑六日，己丑十八日，《通鉴》盖沿《晋书》而误。
6、违例。依《通鉴》编年体例，如闰月事紧接上月，则只书“闰月”， 不重出月次；如果闰月事与上文相距一个月以上，则照例写明月次，作“闰某月”，以免造成误解。但正文中却在当书“闰某月”时，漏书了月次。如《通鉴》卷九三《晋纪》明帝太宁三年（公元325年）：“秋七月辛未， 以尚书令郗鉴为车骑将军……闰月，以尚书左仆射荀松为光禄大夫、录尚书事，尚书邓攸为左仆射。”据《朔闰表》及《资治通鉴目录》卷五，本年闰八月，《通鉴》“闰月”上接“秋七月”，不出八月，则“闰月”当应书明月次，作“闰八月”。《晋书·明帝纪》本条亦作“闰月”，但《晋书》之闰月前有八月事，作“闰月”是；而《通鉴》不出八月，则不应迳书“闰月”。
二、失误原因探讨
作为编年体史书的代表作，《通鉴》在记事时间方面的错误有一定的代表性，对这类错误进行归纳研究，发现其规律，将有助于我们对于《通鉴》及同类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同时对于提高古籍校勘的科学性，尽可能地减少古籍校勘工作的失误，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我认为这类失误的原因可归纳为八类。
1、因字形相近而误。《通鉴》采用了我国古代通用的干支记日法， 很容易因为字形近似而产生讹误。如《通鉴》卷二七《汉纪》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三月己巳，建安成侯黄霸薨。五月甲午，于定国为丞相，封西平侯。”按，本年三月甲申朔，月内无己巳，且己巳在甲申后四十六日。《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甘露三年“三月己丑，丞相霸薨。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国为丞相。”（《汉书·宣帝纪》同）《通鉴》盖因“丑”、“巳”字形相近而误将“己丑”误作“己巳”。又，《通鉴》卷三一《汉纪》成帝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六月乙巳，封（王）音为安阳侯。”按，本年六月癸丑朔，无乙巳。《汉书》卷一八《外戚恩泽侯表》“安阳敬侯王音”鸿嘉元年“六月己巳封，五年薨。”己巳为六月十七日，当以《汉书》为是，《通鉴》之“乙巳”为“己巳”之误，“乙”、“己”形近，故而致讹。
2、因误信旧史而误。《通鉴》主要取材于旧史，在记事时间的错误中，有些往往是因为误信旧史，延袭了旧史记载中的错误。例如，《通鉴》卷三九《汉纪》淮阳王更始元年（公元23年）：“春正月甲子朔，汉兵与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赐，斩之，杀士卒二万余人。”按，此云正月甲子朔，但下文又说“二月辛巳朔”，甲子下距辛巳仅有十八天，正月朔甲子，则二月不得朔辛巳，反之亦然。《朔闰表》及《通鉴目录》卷五本年正月均作壬子朔，壬子距辛巳正为三十日。《通鉴》显误。《后汉书·光武帝纪》本条亦作“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标点本“校勘记”说：“张熷《读史举正》及黄山《后汉书校补》并据下文‘二月辛巳’，则正月甲子非朔，今按：是年正月壬子朔，此或衍‘朔’字，或‘甲子’为‘壬子’之讹。”《通鉴》当系承《后汉书》而误。又，《通鉴》卷四○《汉纪》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十一月甲午，上幸怀。梁王永称帝于睢阳。十二月丙戌，上还洛阳。”按，本年十一月乙丑朔，甲午三十日，十二月乙未朔，无丙戌；丙戌尚在甲午前九天，此必有误。查《后汉书·光武帝纪》亦载，建武元年“十一月甲午，幸怀。刘永自称天子。十二月丙戌，至自怀。”《通鉴》之“十二月丙戌”当系从《后汉书》而误。
3、因取舍不当而误。对于同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 旧史中往往存在几种不同的记载，而《通鉴》有时则失于考订，恰恰采取了其中错误的记载，而舍弃了正确的记载。例如，《通鉴》卷一五《汉纪》文帝后四年（公元前160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本条下“胡注”云：“月末为晦。《天文书》，晦则日用相沓，月在日后，则光体伏矣。”但是本年四月丁亥朔，丙寅在丁亥后四十天，对此，“胡注”未置一词。关于这次日食。《汉书》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汉书·文帝纪》：“（后）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此即《通鉴》之所本。《汉书》二七下之下《五行志》亦云：“后四年四月丙辰晦，日有食之，在东井十三度。”丙辰为四月三十日，本年五月丁巳朔，丙辰适在四月之末。显然应从《五行志》作“丙辰”，《文帝纪》之“丙寅”为“丙辰”之误，《通鉴》从《文帝纪》，亦误。又，《通鉴》卷三五《汉纪》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夏四月壬辰晦， 日有食之。”按，《汉书·哀帝纪》也记载本年“夏四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与《通鉴》同。但是《汉书》卷二七下之下《五行志》却记载，哀帝元寿“二年三月壬辰晦，日有食之。”《通鉴目录》卷四“元寿二年”栏下亦云：“《本志》三（月）壬辰晦，食。”本年四月癸巳朔，月内无壬辰；三月甲子朔，壬辰为三月二十九日，正在月末，与《五行志》合，《哀帝纪》之“夏四月”当为“三月”之误。《通鉴》舍《五行志》，从《哀帝纪》，误。
4、因误改旧史而误。对于旧史中记事时间干支不合者，《通鉴》也间有改正，但有时因为一时失检，反而错上加错，造成了更多的混乱。例如，《通鉴》卷四九《汉纪》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4年）：“二月，乙卯，日南地坼，长百余里。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本条“日食”下《考异》云：“《帝纪》，‘二月己卯，日南地坼。三月癸酉，日食。’《本志》及《袁纪》皆云：‘三月己卯，日南地坼。’按《长历》，是年二月壬辰朔，无己卯；三月壬戌朔，癸酉十二日，不应日食。二月当是乙卯，三月当是癸亥。”是《通鉴》因为《后汉书·安帝纪》所载干支与月份不合，遂将“己卯”改作“乙卯”（二月二十四日），“癸酉”改作“癸亥”（三月初二）。标点本《后汉书·孝安帝纪》“日南地坼”条下“校勘记”云：“按：《校补》引洪亮吉说，谓日南地坼《五行志》作‘三月己卯’，逆推至此年正月甲子，则己卯定在三月己卯，当以《五行志》为是，惟己卯后同月不得有癸酉日，且一岁不容有两日食。细校《五行志》，乃知此系永初元年三月事，《范史》复载耳。”今按，《后汉书·五行志》载：“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蚀之。在胃二度。……”“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在尾十度。”永初元年之日食与元初元年的日食前后相接，稍有不慎，即易混淆。盖范晔误以“三月己卯”为“二月己卯”，同时又将永初元年三月癸酉的日食误系于元初元年之下，遂使干支混乱不符。《通鉴》作者不明其中原委，改“己卯”为“乙卯”，“癸酉”为“癸亥”，虽然表面上使干支与月份相符了，但却误上加误，使问题越加混乱。当以洪亮吉说为准，《通鉴》之“二月乙卯”应作“三月己卯”，“三月癸亥日食”属复文，当删。
又，《通鉴》卷一四○《齐纪》明帝建武二年（公元495年）：“十一月丁卯，诏罢世宗东田，毁兴光楼。己卯，纳太子妃褚氏，大赦。”按，《南齐书·明帝纪》记载罢世宗东田，事在建武二年“冬十月丁卯”，纳太子妃，事在同月之“乙卯”，与《通鉴》不同。惟本年十月丙申朔，乙卯为二十日，十月无丁卯。而《通鉴》所载日次则与月份相合（十一月丙寅朔，丁卯二日，己卯十四日）。《南史·齐本纪》也将此事系于十月之下，其中“丁卯”《南史》正作“癸卯”，癸卯为十月八日，与下文十月乙卯日次正合。《南齐书》之“丁卯”当为“癸卯”之讹，其事应在十月无疑。标点本《南齐书》本条之“校勘记”谓，《通鉴》因十月无丁卯，故将罢东田系于“十一月”，而后又因十一月无乙卯，再将“乙卯”改作“己卯”，此说甚是③。实则事在十月，“丁卯”应作“癸卯”，“己卯”不误，《通鉴》所改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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