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我的民俗学之路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6:11:26 从田野到书斋——陶立璠 陶立璠 参加讨论
时光荏苒，尊敬的钟老仙逝已经周年了。一年来，学人相见、朋友聚会，关于老人生前事迹的回忆几乎成了重要话题。万千思绪中，也曾想写一些纪念的文字，但多次动笔，都迟滞不堪，常有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 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遗憾没能成为钟老的直接受业弟子。因为当年我们求学时，正是钟老遭受劫难之时。那时中文系已经取消了民间文学课程，学生们自然不知道民俗学、民间文学为何物，和钟老更是无缘相识。但在八十年代自认识钟老以来，近水楼台，常常聆听钟老的教诲，其间我所受的教益绝不亚于攻读学位课程，是钟老将我带上民俗学之路，并立志为民俗学事业不懈努力，我所获得的教诲和最终走上民俗学之路，能不能算是钟老的门内之徒呢。 回想和钟老的第一次相见、相识，是1979年冬季在我的家乡兰州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讨论会上。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民间文学界的一次誓师大会，具有重整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旗鼓的意义。钟老经常讲，兰州会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那时钟老虽已年迈古稀，但精神矍铄。无论是大会发言和在兰州大学作学术报告，所讲的内容都是振聋发聩，令人深思。那是拨乱反正的年月，学人们激情满怀。我决定改变自己的学术方向，迈步起越，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那时老一辈的民俗学家们在为挽救“绝学”——民俗学而不懈努力，我自然也被带入其中。1983年5月中国民俗学会在京成立，终于树立起“显学”的里程碑，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事情。我想我在民族学院（后改为民族大学）工作多年，多少了解一些少数民族文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志趣所驱，不妨一搏。整个八九十年代，我几乎成了钟老身边的常客，有很多机会向钟老当面请教。当《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编纂工作启动时，我协助马学良先生组织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分支的条目。钟老让我参加民间文学分支的编写工作，记得在讨论民间文学分支条目释文时，我们被关在大栅栏煤市街的一家旅馆里，有家不让回，逐条审读，仔细推敲。按钟老的话说，就是家里的葡萄架倒了，也不能回去。钟老身先士卒，我们只好就范，苦苦地熬了十多天，完成初稿的审定。这次审稿获益匪浅，看到钟老治学的严谨。在少数民族文学分支条目框架拟定、组稿、撰写过程中，我时时想起钟老的教诲，来不得半点懈怠。以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上马，我作为副主编协助马学良先生审定《中国谚语集成》的书稿，历时将近20年，钟老的精神也一直在鼓舞着自己。 八十年代，钟老对中国民俗学学科的恢复和建设付出了许多心血，为重建中国民俗学队伍奔走呼号。他总觉得仅仅有中国民俗学会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大力发展地方民俗学会，将有志之士凝聚起来。那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民俗学会每年都有许多的学术会议，学术气氛十分喜人。每次会议将要结束时，钟老必然要做的功课是召集各地的学者座谈民俗学进展的情况，促进和鼓励地方民俗学会的成立，果然喜人的消息不断传来，各地的民俗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各高等院校纷纷成立了民俗学社一类的组织，钟老的题词祝贺是必不可少的。1994年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时，钟老亲临大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少数民族民俗研究。还表达了要在北京师范大学招收少数民族出身的硕士和博士生，为少数民族培养研究人才的愿望，这些钟老都是付诸实践的。有一阶段，许多不顺心的事使我想跳槽离开民族大学。在八大处钟老的修养地，借陪护钟老的机会，我谈了自己的想法。钟老听了，半晌不语。中午我们一老一少到附近一家餐馆吃饺子，饭间钟老语重心长地建议我：“你还是不要轻易离开民族大学这块阵地，应该为培养少数民族民俗学人才多作努力。”我不敢说钟老的话有战略意义，至少他不愿失去一块阵地，希望这块阵地上有战士坚守。好，我听老人言，就这样坚持下来。我们的一切活动钟老都给予大力支持，那时我发起组织民俗学的三校联谊活动，师大、北大、民大轮流坐庄，学者定期聚会，探讨民俗学的问题。钟老很乐意参加这样的活动，几乎是逢会必到，谈笑间进行学术上的沟通。每次会上我都一再强调，联谊的目的是增强学术交流，加强队伍团结，不应另立山头。钟老赞成我的看法，主张大家应该做实事，少空谈。1996年东亚民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钟老莅临大会，做主体讲演。他给大会的祝贺写道：“这是东亚民俗文化研究者的一次大会师，我衷心祝愿大会得到预期的成功，为今后这方面的会议开歌好头。”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钟老担任顾问。之后在韩国、日本召开的会议，钟老都十分关心，并有贺信相赠。拳拳之心，溢于言表。他像爱护眼睛一样，细心呵护着民俗学的每一项活动。在我的民俗学道路上，钟老更是一路扶持，如今失去良师，怎能不感到怅然。 钟老的一生是民俗学的一生，他心目中时刻思考的是中国民俗学学科的发展，他也有很多的惆怅，很多困扰。中国民俗学会要开展工作，要创办理论阵地，常受到经费的困扰。每当谈起此事，我们总是怅然四顾，默默无言。最后以“惨谈经营”自嘲。为了筹集资金，学会曾做过许多努力，想成立“中国民俗文化基金”，启功老为基金会题了词，这个题词至今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我们还起草了筹集民俗文化资金《告社会贤达书》，那上面有钟老郑重其事的签字。钟老还兴致勃勃地南下广州筹款，在那里受到热情的接待，但提到募捐基金的事，老人却耻于开口，结果是无功而返。一代大师为基金难以折腰，也算学界美谈。 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多年，一直没有自己的理论刊物，学者们的呼声很高，钟老更是常常牵挂在心。没有办法，钟老将此事交给我办，一再嘱咐要用中国民俗学会的名义编辑出版，我理解钟老的用心。于是联系了一家出版社，出版《中国民俗研究》。那时出书要出版补贴，出版补贴4000元。第一集顺利出版。到了第二集，学会经费拮据，与出版社商议，补贴降到3000元。我将此事告诉钟老，钟老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他要自己出钱出版《中国民俗研究》。一个寒冷的冬日的早晨，我骑车赶到钟老家。老人从书架里抽出许多信封，信封中装着现金，但都是些零钱，100元、200元、400元……，直至凑够3000元给我。钟老说这都是他的讲演费、润笔费和外国友人的礼金。当时我是含着热泪，用颤抖的双手恭敬地接过这些钱的。这是血汗钱吗，不是，是老人对民俗学的赤诚的心。我是捧着这颗心回家的。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3000元在今天也许不是很大的数目，但在当时，钟老的生活也只是温饱而已。 钟老是一代大师，大师总是虚怀若谷的。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使钟老永远保持年青人的心态，也是我经常去钟老府上的原因。在那里，听钟老谈话，常有如沐春风的感受。有时还讲讲笑话，开开玩笑。已故的张紫晨教授对此很有妒意，他说，学生中也只有你敢和钟老开玩笑。我这个人很顾家，家有病妻，是很自然的事。钟老以为我“惧内”，讲怕老婆的故事，把“葡萄架倒了”常挂在嘴上，奚落我。一次他向王宁教授推荐一篇文章《训诂学与文献民俗学》，作者署名是宋薇笳。王宁教授看了说，这位作者我认识，她不是陶立璠的爱人吗。这个信息传到我这里。有一次见到钟老，我问钟老，您认识一个叫宋薇笳的吗？老人想了半天说，不认识。我说，就是写《训诂学与文献民俗学》的那位，钟老哈哈大笑。因为他早就认识我爱人，只是名字对不上号而已。 对名人谢客钟老从来都表现出不屑神情，他愿意和各种人物交往，简直是有求必应。外地有些学者来京，相见见钟老，让我联系。我总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给钟老打电话，没有一次被谢绝过。每次去钟老家中，那里总是宾客满堂，一拨退出去，再来一拨，狭小的客厅里充满欢声笑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钟老不尊重名人。有一次钟老到民族大学参加我们民俗文化中心的会议，顺便想看看谢冰心老人。冰心就住在民族大学家属院内。谢老是“尊医谢客”的，对此钟老显得很慎重，让我事先联系，得到同意后，也不敢贸然前往。中午先到我家休息睡午觉。下午三点才让我带他去拜访。两位老人是故交，同是散文大家，自然谈兴很浓。那天钟老显得很高兴，一种满足的样子，临别时还和冰心合影留念，至今那张合影照片还珍藏在我的相册里。中间是两位老人，两旁是我和董晓萍，那时晓萍还是在读博士生。自尊与尊重，是做人的美德。钟老经常讲，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自尊尊重、淡泊名利。名利是一种拖累。 钟老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安息在天国里，但我总觉得他还和我们在一起。念起往事，他留给我们的太多太多，来不及回忆。钟老的诗中有“故事歌谣绕梦思”的句子，我早就将我的书斋取名为“绕梦斋”，没想到成了我民俗学道路上永久的纪念。 2002年12月于 绕梦斋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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