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文学观的提出，主要是要给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大视野、大资料、大逻辑，把文学研究做大、做厚、做深，同时又把它做活。——杨义 |
杨义：大文学观下的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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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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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研究的深入，古代、近代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越界”现象不断增多，这也显示出原有学科设置的局限。突破现当代和古代文学的学科限制、沟通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已成为一些学界先行者的努力方向。王瑶 先生、陈平原先生等先后将自己的研究范围纵深拓展。杨义先生更是在打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扎实功底后，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先秦，并通过文学的文化、民族、地理、图志学分支为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且取得开创性成果。
在新近出版的《读书的启示——杨义学术演讲录》一书中，杨义先生这样界定大文学观：“大文学观吸收了纯文学观的学科知识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同时又兼顾了我们杂文学观所主张的那种博学深知和融会贯通，把文学生命和文化情态沟通起来，分合相参，内外互证”，“大文学观的提出，主要是要给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大视野、大资料、大逻辑，把文学研究做大、做厚、做深，同时又把它做活”。这种大文学观的提出和方法论的运用，为我们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话语空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但是为什么黑格尔在《美学》中做出了中国没有史诗的论断呢？本书在对西方纯文学观的反思中，敏锐地揭示出如此文化误解产生的根源，即西方的文学观念“跟我们文学发展的实际过程是同中有异，存在着错位的”。出于对纯文学观的反拨，杨义先生将中国文学的范围扩展至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考察了藏族、蒙古族的《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三部伟大作品以及其它数以百计的英雄史诗和神话史诗、民族迁徙史诗，从而得出了“中国将不是史诗的贫国，而是史诗资源在世界上属于第一流的国家”、“公元后的第二个千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史诗是包括《萨格尔王传》在内的中国史诗”这样振聋发聩的结论。在为中国文学摆脱西化话语范式和提供民族文化原创资源的探索中，该书提出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见解，例如对史诗与民族的关系、文学与地理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而贯穿在该书中的精神脉络，则是杨义先生对中国文学、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未来走向的一种自觉观照。大文学观聚焦中国文学、文化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的根本问题，“可以调动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的视角去考察文学问题，就使文学的问题和整个民族的发展血肉相连，联系起血缘、地缘、族缘和心缘”，“这是‘我审文化’，又是‘文化审我’，在文学观念更新中包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
在放宽了文学研究的眼界和定位之后，该书提出了另一个大气磅礴的理论——古今贯通方法论。古今贯通的方法论与大文学观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大文学观必须建立在古今贯通的方法论上才能够得以建立，而此方法论也需要大文学观的视野才能使之厚重、浑然一体。在日益玩弄学术术语、制造概念而缺乏生命体验的文学研究现状中，我们更能看出杨义先生所倡导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中应注重领会作品中包含着古今相同的“生命体验”、王朝价值系统之外的学问资源等治学方式的现实意义。在该书中，杨义先生通过对具体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的分析，作者概括出切实可行的四种古今贯通渠道——对原型思维的把握、对地理情结的透视、对精神谱系的梳理和对历史疑似的升华，即分别对应于群体潜意识或原型思维方式，文学地理情结中折射的民族、家族等地域民俗反差和精神体验，寻找作家和作品的精神源头以及对历史上似是而非内容的辨别。基于作者的大视野、大资料、大逻辑，该书在文学研究中贯通中国文学的内在血脉，还原其斑驳形态和坚韧生命，使学术研究不断向大气、厚重方向发展，厘定错漏，并屡有创见。例如，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受海外学者影响，也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使现代文学跟古典文学出现了裂痕，最后造成了我们中国文学的断层和传统文化的稀薄。这一观念曾在相当长时期内影响了人们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价，甚至被写入某些高校现代文学史教材。杨义先生则从文学存在的大文化背景着手，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中国的传统学术实际上是“二四之学”，即“四库之学”和“四野之学”。“四库之学”指的是按照王朝的价值系统建构的知识形态（如《四库全书》），“四野之学”则是被王朝价值体系边缘化或在这个系统之外的学问资源。随着近代以来 的西学东渐，大量外来的思想文化涌入还产生了“四洋之学”。一般学者所持有的五四时期文学和文化的“断裂说”，实际上是无视中国传统学术、文学的划分，一味以“四库之学”作为评判标准，而忽视了“新文化运动的这些先驱者，基本上是站在‘四野之学’的立场上，应用‘四洋之学’来瓦解了‘四库之学’的价值结构，对整个文学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整合和转型”。正因为文学视野的阔远、思维的敏锐，该书才能在古今纷纭的作品和文学现象中，独具慧眼地发现已有研究的偏颇之处，从而沟通古今，开发出新的文化资源，并凭借新思维、新逻辑构建起古今文学演进的多元轨迹，发现其内在规律。
要扩展中国文学研究的疆域，必然面临着如何处理文学与文化学、图志学、地理学、民族学等关系的问题。从这些方面进行文学版图的扩展，不失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并且往往能够深入到文学的精神内核。例如该书在探讨中国文学地图的精神文化深度问题时，从追问重复出现的文学现象的角度分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部小说中存在的“主弱从强”，即“第一把手跟辅佐随从他的人比较起来，第一把手比较懦弱，辅佐跟随他的人比较强悍”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在剖析了《三国演义》中刘备和诸葛亮、关羽等，《西游记》中唐僧和孙悟空、猪八戒、沙僧，《水浒传》中宋江跟吴用、林冲、李逵等人的关系，从中透视出中国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人物关系结构，即中国民间社会如何看待仁与智、勇的关系问题：“在这三者的关系中，仁赋予智和勇以价值”，“同时智和勇又赋予仁以动力，没有动力的仁也是空话，不能实现的”。没有刘备的仁政爱民的思想，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不过是一介谋士，并无多少价值；而没有了孙悟空、沙僧、猪八戒的保护，唐僧的仁就失去了得以前进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义先生发现了“在中国的哲学里面，仁对智、勇的驾驭和制约是以柔克刚，以柔驭刚的”，这才是三大小说人物结构“主弱从强”背后的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结构。
《读书的启示——杨义学术演讲录》，杨义著，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第一版，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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