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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民俗学百年精品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在钟敬文先生的亲自督导下,历经4年编写于今年3月由文献出版社推出。该丛书分为八卷:《神话卷》、《史诗歌谣卷》和《传说故事卷》、《物质民俗卷》、《社会民俗卷》、《信仰民俗卷》、《民俗理论卷》和《学术史卷》,收录了1900年至2000年间中国学者有关民俗学的重要论文以及珍贵文献。全书以史为纵线,以八个专题为横面,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加以全面、系统的介绍,是一套浓缩了民俗学百年精品的学术丛书。
    《学术史卷》从学科回顾、人物评论、学术争鸣、历史资料等侧面,描绘出中国民俗学百年发展史的清晰轨迹。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先行者纷纷将西方的先进思想与文化介绍到中国,各种新思潮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大地涌动着反对封建礼教、封建文化的大潮,澎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也诞生了。民俗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注入了科学、民主与平等的思想。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亲近民众文化。1918年北京大学首倡在全社会征集歌谣,不分汉族少数民族,均加以搜集。其征集范围空前之广,涉及歌谣、童谣、谶语、格言,人情风俗,政教沿革等。学人们身体力行,到民间采集歌谣,调查民俗事象,搜集民俗器物。出版有《歌谣周刊》、《吴歌集》、《北京歌谣》、《昆明歌谣》、《河北民歌》、《山歌一千首》、《北京谜语》、《谚语选录》、《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等,成绩惊人。
    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后沿海省份各大专院校的西迁,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不少学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深入民间进行了大量的民俗调查,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打开了他们封闭的视野。他们上山下乡搜集第一手资料,举办展览普及民俗科学知识,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30年代中期,杭州民俗学会的兴起给中国民俗学带来了蓬勃生机,此间还出版了《民俗学集镌》、《民间月刊》等刊物。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有组织的对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大搜集活动,同时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也一并展开。1956年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先生集体建议,制订中国民俗学十二年远景规划。但“文化大革命”使之过早夭折。20世纪80年代,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等老学者联名提出《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此后中国民俗学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理论建构、人才培养、机构建设及全国性的民间文学普查工作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中国许多优秀的学者始终参与、引导、支持中国民俗学的发展。鲁迅、顾颉刚、黄石、郑振铎、钟敬文、赵景深、江绍原、凌纯声、茅盾、容肇祖、杨堃、闻一多、马学良等均撰写了这方面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民间文艺价值,追溯风俗的起源。鲁迅曾亲自收集过北京儿歌并建议:“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扬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他写有《破恶声论》、《科学史教篇》、《从神话到神仙传》、《拟播布美术意见书》等著述。顾颉刚像战士一样勇敢地大声疾呼:打破尊卑贵贱的界限,把民众文化与圣贤文化平等看待。顾颉刚是历史学家,他把新史学的方法引入到民俗学的研究之中,编写了《吴歌甲集》,发表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等文章,史料扎实、立论高远,至今仍是不朽之作。茅盾先生采用西方比较神话学理论,系统研究中国神话后指出,中国神话经过历史学家、文学家的修改,以及宗教思想的侵入,已面目全非,因此中国神话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还原古代神话。他的《中国神话研究》和《中国神话研究ABC》两部重要著述,为中国神话学作了奠基工作,引导一批批后学晚辈循此开掘中国古代神话宝藏。黄石先生开女性民俗研究之先河,撰有《眉史》、《胭脂考》、《贞操的起源》、《娼妓制度的初形》等文。江绍原先生曾大量系统地介绍过西方民俗学理论,编译了《现代英国民俗与民俗学》等著作,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钟敬文先生在长达8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奋斗在民俗学的第一线,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建立学科体系。他是中国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对20世纪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从民俗学第一代开拓者的学术历程中可以看到,科学、民主、平等的思想贯穿始终。他们没有自居高位,俯视民众,而是以亲近、平等的态度对民众文化和圣贤文化进行研究。他们将民俗学运动立足于民众,亲自到民间采风,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正是活泼泼的民众语言、淳朴多彩的民间风俗,使民俗学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真诚、扎实、严谨的学风,朴素、平实的语言,使民俗学忠实地保持了平民本色。这是民俗学生存下来、发展下去的根柢。
    中国民俗学从它产生之初,就开始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借鉴其他学科,如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宗教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研究倾向,各相关学科优秀学者的积极参与,使得民俗学的研究起点高、视角宽、方法手段多样。今天,我们应在前辈耕耘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民俗学研究的开放性,研究手法的多元性,积极借鉴新的理论方法,广泛吸纳各学科人士甚至是民间学术爱好者的参与,这既是学科性质所决定,同时又是学科发展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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