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景泰元年“以边圉事殷，令天下生员纳粟上马者许大监限一千止”条陈建按：
我朝纳粟入监事例滥觞于此。其源一开，末流不可复塞。后来遂援此例以赈饥，甚至援此以接济大工，无止息之期矣。我朝自正统以来，承平日久，天下之事无不日入玩揭废弛不承权舆，而太学为尤甚。祖宗朝最重太学，慎选贡徒文行兼备者，积分自广业堂升至率性堂即得铨选，京职方面与进士等。故洪熙初犹选监生吴信等为给事中。自时厥后，其法浸废。迨至纳粟上马例行与举贡皆一例，挨次拨历听选，无复教养之实。彝伦堂遂为钱虏交易之地，大司成止为执薄拨历之官，博士助教徒为冗员无所事事。太学虚文，视天下郡县学校相去何能以寸！祖宗良法美意，其尚存而不至于澌尽者几乎？阅世变何可胜慨！”
体现了陈建对于王朝政治的批判精神。
有时，对于一些问题，陈建的评论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本朝，而是从更开阔的历史视野中予以考察比较，提出自己的认识。例如，宦官专权是明代一严重政治问题，而《通纪》则在天顺八年五月“时内臣用事甚张，在朝无朝公言者”条下按曰：
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统阉寺，西汉之制以元相监宫中，宋人循周、汉之遗，亦以宦官制属于宰相枢密……三代而下，置阉官之法莫良于宋，故终宋之世，宦官鲜专政乱国之祸，视汉、唐人不侔矣。我朝内侍之制，过唐不及宋，百余年来，中官之权极矣。言之者虽众，惜乎无有以周、宋之事悟宸聪者，嗟夫！”
重于历史却不泥于历史，一切以探讨现实问题为归依，是《通纪》史评的显著特点。如在正统十三年七月“河决荣阳”条下，陈建历举“古今河道迁徙不同之大略”后，评论道：“然前代河决不过坏民田庐而己，我朝河决则虑并妨漕运而关系国计。我朝治河视前代为尤急。”说明明代由于建都北京，大量供给仰依漕运，治河的意义关系到国家的生存。这样的史评与论政紧密结合。
此外，抓住历史发展的转机予以评议也是《通纪》史论的重要特点。其中，如宣德十年“命司礼太监偕文武大臣阅武于将台”条陈建按曰：“宣庙崩而王振专□□□□，世道升降一大机焉。夫洪武开国，宦官□□□□□传令洒扫，使令之役而已。□□□，承乐中云孟骥诸人闻其名矣，然犹□□甚用事也。至宣德，王瑾、刘永成诸人承宠用事矣，然犹未专政柄制国命也。至正统初，英庙幼冲，王振掌司礼监，擅作威福，始事体大变。自此而天子深居大内，不与群臣相接议政矣；自此而中官势炽，中外之权一归于司礼监矣；自此武备浸弛，胡虏跳梁，而边患日作矣；自此而承平玩恃，纪纲百度浸以变易怠弛矣……”
史评中，陈建甚至透过事物的表面盛况，指出对以后历史衰变的影响。如《通纪》正统三年七月以平定西北之役论功行赏条下陈建论道：“时诸公之功固大矣，然王振由此骄心遂生。以中国之富强无敌，以四夷之蠢弱为易，遂南启麓川之争，北挑瓦刺之爂，卒致己已之变，神器几摇。老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其固有天下之至鉴与。”
总之，《通纪》中的史评，紧紧围绕着现实政治，于叙述中随事有感而发。上下古今，纵横捭阖，机锋犀利尖锐，往往切中时弊的症结，体现了陈建对于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研究认识的深刻。
《通纪》史评中提出的一些政治思想也是富有价值的。如在评论用人的问题时认为：“盖古今天下未尝有无才之世，顾君相所以招徕驾驭之者何如耳。”（20）认为：“沮人向上者资格也，而坏天下之治功者亦资格也。历观前代资格之拘也，皆起于叔季。我朝资格之拘也，滥觞于成化而愈胶固牢不可破于今时。”（21）“进士未必优于举人，举人未必优于贡生。进士、举人、贡生之外，未必无奇才异能之士！惟试之以事而后可见，贵乎能察识而趋拔之。”（22）这些言论实已开了后世批评科举制度的先河。尤可注意的是《通纪》史论中对于王朝权贵的贪婪掠夺、滥设皇庄而引起的土地兼并及随之而来的贫富不均所表示强烈愤慨和尖锐批评。屡屡痛言统治者的这种行径对于国家经济、政治的危害。例如《通纪》弘治十八年十月“建立皇庄七处”条按曰：“按皇庄之设，祖宗时无，成化以来始有，然亦未甚，不过数处而已。至正德朝，内臣用事，皇庄始盛，先后建立，连州跨邑至三百余处，畿内之民至是愈困矣。”天顺八年五月“以顺义县安里板桥村原抄没太监吉祥地一所拨为宫中庄田”条按：“按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又占过民地四十顷。见在共七十五顷，数十年侵占之数，过于原额几十倍。庄田之害始此举，此一处其他可知。”又正德二年“十月，赐皇亲沈传、吴让静海县庄田六千五百余顷”条按：“按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称静海县原额一十九里，编户二千三百。十余年来，逃移绝灭已过其半，止并得八里人户九百而已。皆因本县地土尽为皇亲势家所夺，无复余地可以耕种，困弊至此。”而早在成化三年十二月“下刑部郎中彭韶狱而释之”条亦曾按曰：“……何近年来权倖亲昵之臣，不知民间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听奸民投献，辄自违例奏讨，将畿甸州县人民奉例开垦永业指为产粮地土，一概夺为己有。由是庄田逾乡跨邑，小民恒产岁朘月削，至于本等征粮养马产盐人跕之地，一例混夺。权势横行何以控诉！田产既失，粮税犹存，徭役苦于并充，粮草困于重书，饥寒愁苦，日益无聊，展转流亡，无所底安。以致强梁者起而为监贼，柔善者转死于沟壑。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这些评议已是对于统治贪婪掠夺的控诉。历数统治者的掠夺后，陈建警告说：“历考前代祸乱，多由于贫富不均”，而“今日此弊视国初并甚矣。”他大声疾呼：“经世君子其可忽乎！”（23）
面对王朝由盛及衰的历史，面对现实的种种危机，陈建不禁诘问：“是果世变成江河之趋而不可挽与？抑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24）对历史的研究的结果，使他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通纪》史论中，对于建文帝不计时宜的随意改制、英宗的虚伪、宪宗对制度的破坏等等行径，都有或直或婉的批判。至于武宗的荒淫，则更是点名直斥。如《通纪》弘治十八年“上初即位”条下，陈建历数武宗的罪状，说：
按武庙初政未几，昏掾已张，八党渐肆，奏讨皇盐，建立皇庄，更易各镇守，时事骏骏然变矣。
论中甚至径称：
武皇帝之嬖幸盈朝，政在臣下，巡游宴乐，荒弃几无异于秦隋汉唐之季也！
纵观《通纪》中的全部史论，或婉或直，然其揆一也，即“大意欲奕世圣子神孙，绳祖武，监成宪，振因循玩愒之弊，”促令统治者急图改革，整顿朝政，《通纪·凡例》称：“为先甲后甲之图，以保鸿业于亿万斯之永”。改革，是使王朝“挽回祖宗之盛”的根本出路。这是陈建总结王朝历史的结论，也是《通纪》中史论反复讨论的重点。
关于变法振邦思想，陈建早在其《治安要义》的序言中作过充分的阐述。该序认为：“天下未有无弊之法也。法之不能无弊者，势也。”而法之所以产生弊端，原因之一是“因循积渐，久而弊滋”；一是“时异世殊，可行于一时，而不可行于异日。”因此，陈建从历史辨证发展的观点出发，指出即使是三代圣王之王之法，也不可能“永行无弊。”其圣明如周公者，对于三代圣王之法，也要深思是否合于时宜；孔子对于“先王之礼”，亦得斟酌而变通之。在这种历史主义认识的基础上，陈建指出：“本朝之法，积久弊滋”，必须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革，“小变则小益，大变则大益，早变一日则有一日之益，迟变一日则增一日之害”，改革王朝弊政，是王朝最急切的事务。事实上，陈建在《治安要义》中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以及他对先秦法家以来强调因时变法的历史主义的发扬，已融在《通纪》中，并在史论中予以了进一步的发挥。《通纪》中的史论，随处可以见到对于朝廷因循玩愒的批判，以及强调“强弱无常形，盛衰无定理”（25），“政贵因时损益，岂宜胶柱”（26）的政治主张。《通纪》中史评的这些有关变法的历史主义思想，使得这些史评既富有时代特色亦富有思想价值。
五、《皇明资治通纪》的影响
史学中，当代史的撰述最是困难。原因是其历史发展脉胳既难厘清，忌讳亦多而尤难于评论。所以历代史家多以修前代史为成例而鲜有撰述本朝历史者。然而明代却与以往历代史学不同，独以当代史的撰述在史苑中枝繁叶茂。其中原因虽然很多，但是陈建《通纪》在这方面开风气之作功不可没。
览明史，《通纪》之前，一直没有一部系统的王朝史流行于世。当时，虽然以历朝《实录》为国史，但是据陈建称其“皆缄之兰台石室，惟翰苑诸公仅仅见之，不传于天下也。”至使“百余年来，学士大夫，无敢及此者。”至于除《实录》外的有关史著，据陈建开列，“亦有传之者矣，如《大明会典》、《皇明政要》、《王伦书》、《开国功臣录》、《殿阁词林记》、《双槐岁抄》、《余冬序录》、《二朝圣谕录》、《天顺日录》、《名臣言行录》、《经济录》、《守溪长语》、《孤树裒谈》”等，但是，“是诸书固已播之天下，但以各为义例，散出无统”，使人“不能不详于此而遗于彼”，造成“今学者艰于考实”的状况（27）。其中，如《五伦书》、《皇明政要》“二书主于分门类编，载圣祖之言行颇详，而于戡定之功则略。”又如《开国功臣录》、《名臣录》“二书主于列传，各著诸功臣之功，散漫无统，而于国家大政犹阙。”（28）因此可以说，当时确实没有一部系统简明，主旨明确的王朝史。尤其是当时正值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捩之点，而“今学者博亦有之，而通今殆鲜”的时期，就格外需要一部总结性的王朝史著，来结束“群集棼芜，考索惟艰”（29）的状况，进而探究“国家因革治乱之故”（30），“为当世借前箸筹之，挽回祖宗之盛”（31）。时代呼唤史学为社会作出贡献，起到经世的作用。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讲，《通纪》的刊行，无疑如同在当时沉闷的史学中撅起一帜大纛，而其上所鲜明标志的“经世致用”，更使当代史的研究成为晚明实学思潮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的确，自从陈建《通纪》刊行后，尤其是陈建研究当代史“斯固体国爱君，忧时察治君子之所欲闻，而何不韪之有”（32）的理直气壮，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当时那些“忧时察治”，有志于以史经世的士人。
《通纪》刊行后，由于该书“载录近信，是非近公，文义近简畅”（33），“世推直笔，以荀悦、李焘书例之（34）”，很快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此后，虽“皇明典故诸书垂刻者无虑数十种，而独东莞公所辑《通纪》为海内宗室，”（35）至使当时“俗儒浅学”亦“多剽其略，以夸博洽”（36），成为整个明代最为流行畅销的历史著作之一。尤其是《通纪》中所阐述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史学思想，格外为一些有思想的士人所重视。据记载，万历时，湖南瞿九思读到《通纪》后，深为其中的经世思想所感动，认为：“自譬为国家聋瞽，至是始有目有耳。”此后，瞿氏到广东，又亲自拜谒陈建之墓，“徒跣行数十步，为谒墓文，并焚所著书以献，”（37）以表示对于陈建的崇敬和对《通纪》的推重之情。明代著名异端思想家李贽，其思想宗奉虽与陈建有程朱、陆王之歧，却十分重视《通纪》，而且明显受到其中的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当时流传至今的《李卓吾批点〈皇明资治通纪〉》，虽然仍有待于考证它的真伪，但李氏《续藏书》中，的确吸收了许多《通纪》中的观点，如《续藏书》一开始的《开国诸臣缘起》和《开国诸臣本根》，便两次提及陈建，并且引述了《通纪》中史论的观点。一个僻居边陲的乡贤所纂辑的史著，受到如此广泛的重视，足可以想见其思想的力量。
《通纪》对于现实弊政的揭露与批判，以及它在社会中的广泛影响，必然也引起了朝廷统治者及保守官僚的不满。隆庆年间，给事中李贵和曾上书，声称“（陈）建以草莽僭拟擅撰国史，“臧否时贤”，“荧惑众听”，“为国之害非浅”。要求明穆宗“乞下礼部追焚原板，仍谕史馆勿得采用。”此议奏上后，立即受到明穆宗的称许，遂演为“焚《通纪》”的事件（38）。明亡，更代为清，《通纪》却依然没能摆脱禁毁的厄运。清修《四库全书》时，《通纪》仍因其异端思想不被见容，列在全部毁禁图书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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