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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文化遗产日的意义(2)


    二、中国文化遗产的特殊困境 
    从1972年到2003年这30年,中国社会经历着历史上最剧烈的变化,即从“文革”进入改革。我们的一切,包括遗产,都在这剧烈的变化中不断地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也都是一些巨大而全新的难题和挑战。
    对于文化遗产来说,“文革”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破坏。因为它直接以文化遗产作为“革命对象”。“文革”对中华文化的损害,不只是对有形文物大规模的毁灭,更是在人们心里注入了对自己文化的蔑视与对立。由此带来的对中华文明传承造成的损害,今天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在“文革”后期,从批判红楼、水浒,到批判克己复礼,实际上国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已是空架子。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突然之间急转弯地进入了改革。
    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是社会线性发展的自然进程。我们是一下子闯进改革、闯入世界的;外来文化也一股脑儿地闯进我们的生活。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外来文化的认识一直有个误区。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华文化的困境是外来文化的冲击所致,甚至认为这些麻烦是对外开放带来的。这是一种误解。如果外来文化是负面的,那么五四时代、盛唐时期,外来文化也十分迅猛,为什么没有给中华文化带来麻烦?相反,中国这条巨龙着着实实地饱餐了一顿外来的精神营养品,更加壮大了自己。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到贝多芬、巴尔扎克、达·芬奇和牛顿,不都是“五四”那个时代舶来的吗?那时,知识分子站在中国文化的前沿从容地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从中挑选经典。但这一次不行了。你学贯中西也没用。由于这次从外部世界一涌而入的是麦当劳、大片、畅销书、排行榜上的金曲、劲歌劲舞、超市、国际名牌、时尚,以及明星、大腕满天飞。这些商品性的、快餐式的、粗鄙又新奇的流行文化一下子填满“文革”后国人空荡荡的精神空间。应该说,当前文化矛盾的本质,不是中外文化的冲突,而是我们原有的文化和商业流行文化的冲突与矛盾。所以,在两会上我曾经做过一个发言,题目是“警惕当前文化的粗鄙化”,所谈的是如何认识商业文化的本质及其负面效应。
    进一步说,在从计划经济突然转型为商品经济时,我们没有自己的现成的商品文化,所以一定会照搬国外。然而由于语言关系,英语世界的流行文化不会一下子登陆中国,那就要通过周边的、汉字圈的、已有成熟商品文化的地区(港台)与国家(韩日)“转口”而来。20世纪80年代曾经一度冒出过自己本土的流行文化的苗头,如西北风。但这只是一种自发而非自觉的文化现象,完全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商品社会对商品文化的需求,那就只好四处伸手。于是,武侠是香港的,歌曲是台湾的,言情是韩国的,动漫是日本的。其结果是“外边的世界多精彩”,这更加深了人们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漠视。同时,商品经济的根本手段是刺激消费,刺激物欲,在物欲的社会中,必然轻视精神。尤其文化遗产是公共的精神性的事物,必定受到冷落。
    新的一轮直接对文化遗产构成破坏的是高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这些情况,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现在可以说,中国的六百多座城市基本一样。残余的历史街区已经支离破碎,有的城市甚至连一点历史踪迹都没有留下。我们可以解释为对城市的改造缺乏文化准备;可以解释为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实际的生活问题;可以解释为在不可抗拒的政绩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但结果,毕竟在这个世界城市史上绝无仅有的全国性的“造城运动”中,已经将我们的大大小小的城市全部卷土重来一次,抹去历史记忆,彼此克隆,最终像蚂蚁一样彼此相像。同时,堆满了罗马花园、意大利广场、美国小镇、英国郡,大概我们还乐陶陶地以为自己真正实现了“改天换地”。可是不是应当反问自己一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糟踏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遗产与文明?
    我们的后代将找不到城市的根脉,找不到自我的历史与文化的凭借。当他们知道这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我们亲手把一个个沉甸甸、深厚的城市生命,变成亮闪闪的失忆者,一定会斥骂我们这一代人的无知。
    三、问题·压力·办法 
    2004年年底,在对文化遗产考察进行总结时,我们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比物质文化遗产更加处于濒危的境地。一方面,由于物质遗产是有形的和固定的,相对稳定,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和动态的,容易被忽略,受到损害也不会立即看到。比如节日文化,直到人们几乎把传统的节日忘却了,才感到了危机。另一方面,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口传身授的方式传承的,没有文字记录,易于丧失,失去了便无迹可寻。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濒危的是三方面:一、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二、文化传承人;三、古村落。
    一、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问题
    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遍布全国,经济多样,生存环境各异,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一,其文化底蕴深厚,特征独具,相互迥异,夺目迷人。少数民族为灿烂多姿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也是各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本及其民族身份与独自精神之所在。
    由于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地处偏远,经济和社会长期滞后,人民生活相对贫困。改革开放以来,始入崭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随着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正在发生空前的、急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人民企盼的,也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之必然。但也要看到,在这巨大的变革中,少数民族的传统与文化正面临着濒危与消亡,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和着意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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