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在转化成一种人文资源；人文资源正在成为各个国家争夺的对象，它将成为一个国家文化与经济实力的象征；从“遗产”到“资源”这一措词的转化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是对文化遗产如何在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个新定义；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不是一个概念，而是西部文化重构和重组的现在进行时。
7年前，当经济大开发的号角刚刚在西部吹响时，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方李莉并没有意识到，她遵从费孝通的指导组织开展的前瞻性研究——“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以及“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以下简称西部人文课题）会有今天如此丰硕的成果：前者整合了民族与民间风俗、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戏曲、民间舞蹈等多领域的资源，容纳了文字数据18038条（近千万字），音频1262分钟，视频10104分钟，图片17324幅；后者通过资料梳理、实地考察和个案分析，完成了5本报告集共73篇实地考察报告、4本考察笔记、3本论著，共400多万字，其中60万字的总报告书《从文化遗产到人文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将观点、看法、思考、建议呈现给读者。“这两个课题均由费孝通担任总指导，汇聚了11个不同学科、40个合作单位的180多位专家、学者，历时7年的田野考察和研究才得以圆满完成预期目标。”方李莉说。
人文资源——文化遗产价值的再认识
2000年，为了实现东西部经济平衡发展，国家推行了西部大开发计划。在这一进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广大的西部地区不仅是自然资源最为多样化、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且也是文化遗产保存最为丰富的地方。西部人文课题组的研究始于国家西部大开发的第二年，立项之初，费孝通便适时地提出了“人文资源”的概念。
“他认为，人类通过文化创造留下来的、可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曾经编著过《费孝通晚年思想录》的方李莉解释道，“按他的话来说，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如果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与现实生活没有联系，就只能称之为‘遗产’，不能称之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之为资源。由此可以定义，所谓的人文资源和文化遗产是同一个对象，当其不和当今社会发生联系时，就成为过去时代的遗留物，也就是所谓的文化遗产；当其和当今社会发生联系，成为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民族凝聚的精神力量、地方文化认同的标志以及文化产业可开发利用的对象时，其就被转化成一种资源，我们可以称其为人文资源。”
“文化遗产真正受到关注，与其能转化成资源有很大关系。费孝通对人文资源的运用是思想上的突破，是把求真致用相结合。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会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说。
既然是资源，就可以适当开发。西部人文课题组认为，在人文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一定要关注保护，关注可持续发展。否则在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的同时，人文资源也将遭到破坏，而且是在保护名义下的破坏。
重构重组——西部人文环境变化堪忧
“费孝通认为，我们对西部人文资源的研究要分几步走。”方李莉说，“第一步就是摸清家底，要知道西部究竟有哪些人文资源，并把我们以前尚不知道的人文资源逐步整理和挖掘出来。而西北人文数据库的建立就是我们所做的认识西部人文资源，摸清家底的初步工作， 也是对自我文化认识及文化自觉的一个部分。”
在西部大开发的现阶段，人文资源的保护状况和遭受破坏的程度究竟如何，是大家所关心的。方李莉曾在本报发表过题为《11年，梭嘎乡改变了什么？》的文章，向读者呈现出她所考察的西部农村人文环境的变化状况。西部农村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涌到城市打工，乡村一片萧条和凋零。“那些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后，面临从一个文化体系迈入到另一个文化体系的问题，他们在城市里成了没有文化、得不到应有尊重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迅速丢弃乡土文化，努力学习新的城市文化，即使自己做不到也要努力地让自己的下一代做到”，方李莉对此十分担忧，“没有了传承人，传统文化到何处生根？”
另外，西部传统文化的复兴与重构状况复杂。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许多民族民间文化开始失去效用，并成为一种艺术欣赏品，供旅游、观赏、体验。而当地人为了经济利益，也在迎合这种需求。于是，文化不仅成为政府保护的对象，也成为了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课题组成员杨阳在其考察报告中写道：“由于游客的介入，古老的祭祀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祭司们成了表演者，村民成了局外人、旁观者和游客拍照的对象。神圣的宗教、神话的演绎和狂欢，变成了廉价的搞笑和逗乐。”
7年来，西部人文课题组的成员通过大量个案研究和实地考察，亲身参与和感受了民族民间文化的剧烈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缓慢的文化变迁，而是各种力量交锋中的重组和重构，西部的传统文化成了各种力量都在反复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因此从‘遗产’到‘资源’不是一种理论研究，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着的，还没来得及深入研究，还不能很清楚地辨别其利弊的社会实践。”方李莉说。
文化自觉——“非遗”保护的可持续保障
始于2003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其目的在于满足民众的精神需要，进而加强文化认同和民族自尊。在这一过程中，民众应当是主要角色；但目前的“非遗”保护工作主要还是政府主导、专家推动，并未真正重视民众的力量。“我们要相信民众的选择能力、判断能力和创造能力，不是强制他们去做什么，而是给他们提供发展传统文化的宽松环境和条件”，方李莉说，“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众的自觉行为，由于来自于生活的真实需要，往往更有发展潜力。”
西部人文课题组认为，“非遗”保护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其融化在民族的血液中，成为当今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当今社会肌体的一部分，也成为我们创立新的文化和新生活的基础。唯有如此，“非遗”的保护才有意义，也才能永久性地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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