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关于“公祭”的文化批评与地方诉求(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2:11:04 中国民俗学网 施爱东 参加讨论
客观上说,伪民俗的生产对于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并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一种出于表演而生产的伪民俗在实际生活中不具有实用功能,民众也决不会因为看了表演而放弃他们原有的生活。如果一种伪民俗为民众所接受并融入了他们的生活,那就说明伪民俗具有优于旧民俗的特质,伪民俗也就变成了真民俗。无论结果如何,伪民俗都不会对民众的生活造成伤害,相反,能为他们带来表演收益。伪民俗的惟一害处是,它扰乱了学术研究的历史视线,妨碍了学术求取历史之“真”的进程。 2006年,苏州宣布将在端午节正式举行“伍子胥大型祭祀活动”,以宣传端午节的“伍子胥起源说”,此举迅速招来了文化界的广泛批评。一些文化学者认为“苏州准备祭拜伍子胥及由此引发的端午节问题争论,其用心和旨趣,明显不在学术考证,甚至也不在文化传承,而更多是在受现实功利所左右,而且主要又是商业功利。”“几千年来,在端午节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习俗,早已深入华夏炎黄子孙的心中,不容争议。苏州要公祭伍子胥无可厚非,但不能打着幌子,去改变端午祭屈原这个文化共识。” 其实闻一多等学者早就论证过端午节的起源远早于屈原出生的年代,也就是说,端午节的“屈原说”同样是一个虚构的传说。 据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戈春源教授说,“加上伍子胥,中国的端午一共曾纪念5个人:东汉的曹蛾被后人以孝女铭记;广西的陈临因爱戴黎民百姓,当地人民为纪念他而过端午节;越王勾践也最早提出以划龙舟来操练水兵;再有就是屈原,他是联合国确认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因为千年来,屈原名气太大,人们渐渐把端午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 也就是说,在众多虚构的传说中,选择张扬这一传统而不是那一传统、赋予某种传统以特别意义,并不存在“真”与“假”的差别、“正宗”与“非正宗”的差别,而是取决于当事人的利益诉求。而这一传统能否被接受,则取决于它的传播能力。所以萧放教授认为,“苏州和湖南争相为端午申遗,这不是一种单纯竞争,它使主办城市的民众有种自豪感,背后的根本精神是中国民俗的文化共享,这才是最重要的。对老百姓来说,依照所在地的习俗过节,是件贴心的事。” 5.文化从来就没有纯粹过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做法在1990年代曾被许多地方当作发展经济的好经验加以推广,但是到了2000年代,这一经验受到了来自文化界的强势反击。社会学家郑也夫的批评意见是最有代表性的:“出于经济的目的搞公祭,是很荒诞的事情,也搞不好。应该是独立的做文化活动,这样做目的很纯,也许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经济效益不应该是搞文化活动的目的。” 吃文化饭的人当然不甘心文化活动依附于任何非文化的因素,他们希望文化拥有独立的价值,且地位越高越好,因为文化人的地位是与文化的地位成正比的。可是,我们回过头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所谓“目的很纯”的文化活动? 文化如何界定,本身就是文化史上最大的一个难题。为了避免纠缠于此,既然大家都认可公祭是一种文化现象,那我们就只拿公祭来说事吧。 《左传》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国家祭祀自古以来就是重大的文化事件。但是,国家祭祀最根本的目的并非单纯地纪念祖先,而是作为一种权力象征、秩序象征的仪式政治。 周代的祖先祭祀一般可分为常祀与临时祭告两种,但无论哪种,按周代制度,祭祀都有严格的权力界限,周王室立后稷为大祖,但并不是所有后人都有祭祀后稷的资格,即使是诸侯国王,也只能以其本国的始封之君为大祖,不得立后稷为大祖,否则被视为僭越。舍此不论,凡常祀必求家族绵延、世代发达、个人平安,凡临时祭告必出于禳祓、祈请、军事等具体目的,而且“每次祭祀因不同的具体目的而举行,祭祖仪式就无固定的内容”。祭祀活动的功利目的是毋庸置疑的。 不同朝代的祭祀活动各有其仪礼制度,但是,祭祀活动中的权力格局却作为一种秩序象征,几乎从未动摇。比如,明初规定,只有皇帝有权祭祀天地与宗庙,从而规定了只有“天子”具有沟通天地主神的资格、也只有“天子”具有沟通列祖列宗的神圣权力。“从国家角度看,与最高主神‘天’以及普遍、最高等级的神的沟通只能由皇帝代表国家来进行,地方官祭祀与辖区有特殊关系的神,各类民人则祭祀与私人生活有直接关系的神。” 近现代以来,作为帝王权力象征的国家祭祀,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逐渐转换成了“民族国家”的仪式政治。 民族主义依据某种标准把人类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人为地在群体与群体之间开挖出一条条巨大的鸿沟,因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如果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民族主义无疑阻碍了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交往与和平共处。但是,如果站在特定群体的角度来看,尤其是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别人都民族主义了,团结起来对付你了,你再不团结起来,就只能受压迫、受欺侮。这个时候,你也只能操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借助民族主义的意志,抵抗外族的侵略。 既然是同一个民族的成员,就必须在成员之间有一些共通的、共享的象征物,以作为民族的标志或旗帜。清末以来的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们,一直在搜集、强化这样的一些象征物,于是,作为图腾的龙被凸显出来了,作为共同祖先的黄帝被符号化了,这种意识一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会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如何凝聚国内的各方力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33年,时任国民党宣传委员会主任的邵元冲提出公祭黄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深以为是。1935年清明期间,国民党中央各机关人员及民众5000余人,以鞠躬礼仪与香花酒醴祭祀黄陵,发出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谊”的强烈呼声。黄陵祭祀由此被列入现代国家祀典。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张福三]论民间文化传承场
- 下一篇:[艾菊红]傣族水井及其文化意蕴浅探